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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有三大目标： 一是艺术的创造冲动， 二是善善恶恶的道德勇气， 三是关心人类的苦难。 这三者，构成他的生命热情。 —— 李一冰  这已经是第四次读苏东坡的传记了。 第一本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文中能读出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挚爱，但主观臆断成分比较多，尤其是对王安石不公平。真正害苏东坡的，不是王安石，是下面的小人和后来的刘挚、章惇等。所以有失史料的公正性。 第二本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的《一念桃花源》，比尔.波特踏遍苏轼和陶渊明的足迹，在时空上与这两位大诗人来一场灵魂对话。在读这本书时，深切感受到比尔波特对中国隐士的崇敬喜爱之情，徜徉在文字之间，仿佛置身于不为世俗所累的桃花源。 第三本是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本书是从故宫收藏的书画引出宋朝的政治环境和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人生。宋朝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重文人，所以有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文坛巨星，这是因为遇到宋神宗和深明大义的三代太皇太后；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群臣把持朝政，成立党派，诬告成风，再遇到宋哲宗这样年轻气盛不明黑白的，简直就是一场文人灾难。然而，故宫里苏东坡的书画，却是人类文明永不磨灭地传承。 李一冰写的《苏东坡新传》，是相对公正客观的传记，史料丰富，考证更加严谨。他曾说：“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 《苏东坡新传》的序，是非同一般的序，是让人垂泪的序。这个序，就和苏东坡一生的颠簸流离和郁郁不得志的气息极其吻合。李一冰先生耗尽八年心血尚写此书，但因政治原因，按住不发。后要去美国之际，才联系出版社出版。 其子李雍说：“吾兄有所不知，是书写于国民党的冤狱之中，吾家隐忍不发者，四十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父亲没有师友，没有同事，没有学生，没有助手，甚至没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无怨无悔的支持。他写《苏传》，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千万倍的历史人物，告诉自己：这点冤屈不算什么。父亲没有师友，没有同事，没有学生，没有助手，甚至没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无怨无悔的支持。他写《苏传》，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大千万倍的历史人物，告诉自己：这点冤屈不算什么。” 了解陈一冰的生平后，我由衷感叹个人只是时代的一粒沙，起起伏伏全由不得自己。然在狱中，他研读苏轼聊以慰藉，苏轼的乐观豁达精神如缝隙里的一道光，给他在乱世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可也正因为生活的磨难，才造就了如此鸿篇巨著，树立言之功。正如写本书序的张辉诚所言： “人生得失，难以短暂时光看待，其屈辱悲痛，当时哭之、恨之、衔之，放诸长远，祸福得失之间，亦难遽断。” 翻开扉页，书香之气犹如春风扑面而来，甚是欢喜。静下心来，再次进入苏轼的世界。  苏轼之世系 苏轼的太爷和爷爷都乐善好施，但不喜读书，苏轼的大伯中进士后方才掀起眉县的读书热潮。苏轼之父苏洵年少贪玩，自二十七岁起闭户苦读六年，至三十二三岁终于自学成功。曾巩论其文章说：“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可见苏洵文章之优秀。 苏轼的少年之志 苏轼其母程夫人亲自教育他，程夫人喜欢教他读历史故事，因为她认为“历史事迹，不但启迪一个人的知识，更是培养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训练。” 有一次，母子两人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正直清廉，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后被小人陷害，从容赴死。范母与滂诀别，滂劝其不要悲伤。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 读罢，苏轼就问程夫人： “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程夫人凛然答曰： “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苏轼所读的书籍 苏轼读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最喜欢贾谊、陆贽的文章，都是不尚空言，侧重实用的。偶得《庄子》，看得废寝忘食，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的贵人 张方平 张方平推荐苏洵。“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张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苏洵父子三人离蜀赴京，张方平又资助旅费。 乌台诗狱案后，张方平又上书求情，虽未能送达，但当时众官都不敢出头，真情实在难能可贵。 欧阳修 欧阳修也是三番五次举荐苏洵做官，虽然都不甚如意。 欧阳修读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 后来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参加制科特考，苏轼得第三等（前两等形同虚设）。苏轼写信答谢欧阳修。欧阳修拿谢启给梅尧臣看，慨然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范镇 范镇为苏轼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他。多次举荐他，乌台诗狱案时上书保救。谣传苏轼死了，他大哭，要立刻派人恤慰家属。 仁宗也是开明皇帝，正是当时开明的政治风气，孕育了一大批中华历史上璀璨的明星，如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等。 乌台诗狱案，光献太皇太后曹氏为苏轼说情。病重时，宋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苏轼的妻子 第一任妻子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可惜王弗27岁即终，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在这十年里，苏轼正是外出求官之时，离合无常。她的慎言慎行让大而化之的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所以苏轼始终对这位敬爱的妻子念念不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王闰之是第二任妻子，性格温和，是治家能手，遵守妇德，依从、敬爱、容纳苏轼的一切。自从嫁给苏轼后，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文化程度的差异，苏轼刚开始不够喜欢她，但妻子那朴实坚韧的人品，让苏轼逐渐敬重这位妻子。可惜，没有陪苏轼终老，46岁就去世。苏轼悲痛至极，写到“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王朝云是苏轼的妾。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扪腹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苏东坡不以为然，只有朝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苏轼下放惠州时，不忍让姬妾受苦，想把她们安排一个好去处，可朝云坚决要跟着去照顾这位六十岁老翁。她十二岁就进入苏家，见证了苏家的荣辱盛衰，三十四岁在惠州染上瘟疫病逝。  蒋勋说：“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弥留之际，对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苏东坡临终的答语反映了他淡定的心态。他一生研究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但他没有被任何宗教所独领。他把儒释道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苏东坡认为自己一生从善爱民，应当顺其自然地到达彼岸，无须刻意攀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从苏东坡诗中能领略到他随遇而安、荣辱不惊的处世态度。  苏轼生性直爽豁达，热爱生活，爱开玩笑，喜欢探索，广交好友，性格饱满，既有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积极入世，又有物我两忘的道家精神，还有释家的释然和辽阔。 苏轼所到之处，草木有灵，品尝着人间的情绪，江河有智，疏解着人间的得失，百姓有福，感怀着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苏轼有“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傲，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他爱儒，爱道，也爱佛。最终，他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人生观——既不远离红尘，也不拼命往官场里钻。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蒋勋说：“苏轼有圣的部分：他跟王安石争辩，跟司马光意见不合，因为他关心的是老百姓的悲苦。他也有仙的部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也有佛的部分：平生和佛教人士来往密切。临终前王朝云念诵金刚经送他离开人世。圣性、仙性和佛性交融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祝勇说：“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苏轼之所以为历代世人钟爱，不仅因为他的才华，更是因为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代浮躁焦虑的社会，更如一溪甘泉，疗愈着无处安顿的心。  合上书，热泪盈眶。 正如文中所说：清刘鹗在《老残游记》序文中说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哭泣”：《离骚》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记》则太史公之哭泣，《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苏传》便是李一冰的哭泣。 在这噙满眼泪的灵魂中，我仿佛也找到精神栖息地，觅到究竟法门，从此，中边皆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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