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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年，凤翔。苏轼在东塔夜观王维壁画，残灯影下，恍惚觉得画上僧人踽踽欲动，徘徊观摩，久久不能离去。这一刻，王维跨过三百多年，和苏轼在禅宗中相逢。 苏轼和王维出身不同：王维是贵族家庭，苏轼出生时家境已没落。但他们又如此相同：他们都怀才不遇、他们都擅长诗文，他们都擅长画画，他们都热爱山水，他们都与佛有因缘。  他们的心理成长，都是从儒家的积极入世开始：年轻时豪侠仗义，梦想走一条修身、齐家、治国的人生之路。 苏轼父亲苏洵诗词造诣深厚，母亲亦是书香门第。他从小就爱和母亲一起读历史故事。有一次，母子两人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正直清廉，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后被小人陷害，从容赴死。范母与滂诀别，滂劝其不要悲伤。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读罢，苏轼就问母亲：“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母亲凛然答曰：“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苏轼21岁考中进士，深得宋神宗器重，直称是宰相之才。他所到之处，修堤、祈雨、上书朝廷拨款等等，尽己所能，为老百姓做实事。 王维的祖父王胄是朝廷乐官，父亲擅长诗文，母亲擅长画画、信佛。所以王维从小就有艺术家气质，23岁考中进士，在宫廷负责皇家音乐舞蹈的排练。早年一些诗歌也是写得意气风发，如《少年行》其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诗中的豪侠之气、建功立业之志跃然纸上。  中年后，经历了仕途的起与落，他们的认知都逐渐发生变化。而思想的彻底洗礼，都是从面对死亡开始。在乌台诗狱案中，苏轼差点被小人置于死地，太皇太后曹氏和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为其说情，宋神宗本也无意杀他，总算是死里逃生。在安史之乱中，王维没有逃出去，被安禄山捉住，并被迫出任伪职。安禄山失败，王维被抓进监狱判死刑，所幸被弟弟解救。 从此，他们胸怀豁达，名利淡泊，诗词中，便都有了空和静。 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达了摒弃我执以抽离的心态去保持清明的禅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领悟到了生命只是偶然、来去皆无踪影的真谛；“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更是道出人的思想成长过程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王维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描述了山谷溪涧之处辛夷花自开自落、不为生而喜、不为灭而悲的一种生命倔强和通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亦道出了万物无常、随遇而安、自在自足、飘然如云的人生哲理和应有的洒脱态度。
看透了官场险恶、饱经沧桑的他们，都喜欢寄情于自然万物。苏轼每到一个地方，都去游山玩水，在他眼里，草木皆有灵，都能慰藉他受伤的心灵，都能给他宁静的心绪和生命的启迪：“苟非我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王维购买了辋川别业，隐居其中，在他眼里松涛竹风和明月清风皆成一首诗、都是一幅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他们并不一味消极避世。有用武之地时则尽己所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被贬时则用心经营自己。苏轼被流放在惠州时，仍然酿酒、种药材施予别人苏轼在惠州，种药材，酿酒，只因“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王维遭遇被贬后又受到张九龄赏识，积极入世，急切想为朝廷效力：“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他们自幼都好画。苏轼自许：“平生好诗仍好画”。王维曾言：“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仰慕王维的画，认为王维的画与他气血相通，如相知心。 他们都与佛有缘。苏轼最常去寺庙与禅师探讨；王维经常外出游历，与一些道士、高僧过从甚密。佛陀的教义旨在正觉而解脱，须从意识的净化过程与冥思的层层上升中觉悟。而人生的丰富阅历和重重苦难，都是一场精神洗礼和净化过程，涅槃之后，将会以神性的、清明的、超觉的眼睛去观看众生。从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苏轼和王维，是洒向人间的花雨满天。他们的诗是美的陶冶，他们的画在艺术殿堂上熠熠发光，他们在落魄中不自弃给生命以启迪，他们文章中的禅机让我们沉思并持正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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