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因测序 1953 年,Watson 和 Crick 提出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揭示了遗传物质的结构,此后不久,人们逐渐意识到,蛋白质表达的差异根本来源于基因信息的不同,因此对生命遗传本质的探索最终应归根于对 DNA 序列的解读中。美国病毒学家 Dulbacco 曾指出:「 人类 DNA 序列是人类的真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这一序列息息相关 」。 1990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的开展离不开基因测序技术的支持,Sanger 测序是最早的基因测序技术,被称为第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它是由 Fredrick Sanger 发明(DNA 双脱氧链末端终止测序法),由于它的准确率极高,因而被认为是基因测序的 「 金标准 」,但也同时因成本高、通量低而限制了其在临床方面的应用。 进入 21 世纪后,基因测序技术快速发展,第二代及第三代测序技术相继发明。第二代测序技术也称高通量测序技术,相对于一代测序,它可以实现大规模平行测序,基本原理是将基因组分割成短片段,对短片段测序再进行拼接,具备检测用时短、灵敏度高、通量高、经济等诸多优势,极大地推进了基因组学的发展。 第二代基因测序技术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的测序技术。第三代测序技术主要是以单分子测序及纳米孔测序为代表,它无须核酸扩增,读长明显优于第二代,可在基因组水平基因组携带了个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基因测序能够加深对疾病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分子机制理解,在诊断与治疗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代测序技术目前还在实验阶段。 基因测序在肾脏疾病应用 随着基因测序成本的降低,将基因组测序引入肾脏病诊断、治疗、判断预后等环节也将逐渐成为现实。2018 年,新英格兰杂志发表名为《Diagnostic Utility of Exome Sequencing for Kidney Disease》的文章,研究人员对 3315 名患有各种慢性或终末期肾病的患者进行了基因测序,发现 9.3% 的患者发病原因为遗传因素,17.1% 的患者明确了病因。 遗传因素是肾脏疾病发生发展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许多遗传类型比较罕见的疾病,传统的诊断方法可能很难检测到病因。例如部分临床特征较为明显的遗传性肾脏病,如多囊肾、法布雷病、Alport 综合征等,根据典型患者的特征性临床病理表现,较易诊断,进行基因检测可以帮助确诊。 然而,其他一些临床缺乏特征性表现的遗传性肾脏病(如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肾小管间质性肾病、肾单位肾痨等)患者,或上述特征性表现不典型的遗传性肾脏病患者(如女性法布雷病患者、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 Alport 综合征患者),基因检测往往是其唯一的确诊方法。 另外对于 CKD 患者起病时已经出现肾功能衰竭,无法进行肾活检,或者有其他肾活检禁忌证(如出凝血障碍等),或即使行肾活检但因缺乏特征性病理改变而无法诊断。对于这些患者,基因检测常是确诊的唯一途径。 在治疗方面,对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SRNS)患者行第二代测序技术检查,有助于区分肾病综合征的病因是遗传性还是免疫性的,可避免对遗传性 SRNS 患者应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以避免相关并发症, 同时也为非遗传因素相关 SRNS 患者给予更加积极的免疫抑制治疗提供依据。 此外,随着基因测序技术与生殖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于单基因突变的遗传性肾脏病患者,可借助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阻断单基因疾病向后代遗传,该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多囊肾病等疾病。 参考资料: [1] 余舒文, 方正滢, 谢静远. 基因检测在慢性肾脏病诊治中的应用及进展 [J].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19(6):5. [2]Hinkes BG, Mucha B, Vlangos CN, et al. Nephrotic syndrome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two thirds of cases are caused by mutations in 4 genes (NPHS1, NPHS2, WT1, and LAMB2)[J]. Pediatrics,2007,119(4):e907-e919. [3] 柳延虎, 王璐, 于黎, 等. 单分子实时测序技术的原理与应用 [J]. 遗传, 2015,37(3):259-268 [4]Diagnostic Utility of Exome Sequencing for Kidney Disease[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8. [5] 陆妍, 倪立, 曹晓梅, 等. 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个体化用药水平提高的影响 [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6, 16(007):1375-1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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