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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朋友们从第一章开始看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他们吸取了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西征时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轻装前进。只要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仗打好了，一则可以争取时间休整，二则可以补充粮草弹药；三则可以震慑敌人，使之不敢穷追猛进。所以，红二、六军团一路上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了。 为了摆脱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采取了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沅江封锁线，前卫部队日夜兼程疾进，经过一昼夜急行军，于20日黄昏出敌不意地到达了大庸和溪口之间的张家湾附近。 当夜，先头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率领一个营的战士，乘着木排竹筏，跟在突击队后面奋勇强渡，经过激烈战斗，突破了敌第十九师李觉部苦心经营的澧水封锁线。在战斗中，王烈团长身先七卒，冲锋在前，不幸中弹牺牲。 当红四十九团于半夜时分牢牢地控制了突破口，搭好了浮桥，刚准备让战士休息时，王震政委来到了四十九团，对大家说：'同志们，睡不得，睡不得，这不是睡觉的时候哩，再坚持一下，明天晚上一块睡吧！'然后，掏出地图，用手指着沅江洞庭溪，对团政委刘转连布置任务：'再走它200里，把这个地方也夺下来！' 作为军团政委，王震非常爱护士兵。他实在不忍心让已经极度困乏的战士再来急行军。然而他更知道兵贵神速的古训！此时吃苦受累，正是为了战士少流血、少牺牲。 红军不愧是钢铁战士。红四十九团指战员不顾一昼夜急行军加半夜激战的疲劳，连夜启程向南疾进，硬是在21日晚8时到达了洞庭溪。守敌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毫无思想准备，红军侦察排一枪未放就干净利落地收拾了两岸渡口的敌人；随后又俘虏了赶来洞庭溪布防的3大船1个营300多敌人。敌营长被俘后感到莫名其妙，连声说：'怪事，怪事，今天早上听说你们还在潭口，怎么这会儿就到了这里？'红军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靠两条腿就日行一二百里地，在敌人看来的确不可思议。对红军钢铁般的意志，勇猛顽强的作风，敌人恐怕是永远也理解不了。 这样，敌人的沅江封锁线又被红军顺利地突破了。 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澧水、沅江封锁线后，即兵分两路实行战役展开。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到23日，先后占领了新化、蓝田（涟源）、锡矿山等地；二军团也相继夺取了淑浦、辰溪、浦市等地，从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战斗，在贺龙、任弼时指挥下，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战术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 在湘中站住脚后，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敌人现在被我们弄蒙了，还来不及追过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展开活动。两位是主角就看你们唱戏喽！' 任弼时笑着说：'也有你的份嘛！你想偷懒，是不是？' 贺龙把手一拱，笑答：'贺龙不敢，请政委吩咐就是。' 这年的湘中是个好收成，秋谷刚刚收好，谷草堆得像山一样。园里一片橙黄，金皮球一般的橘子成串成束，压折了臂腕粗的根根枝条。稻田里，放上了冬水。环顾四野，明亮耀目。橘园里的五彩六色，又从水中倒映出来，真像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只可恨地主豪绅当道，人民群众难温饱，没有歌声，也没有笑脸，到处都是死气沉沉，冷冷清清。 湘中地区，曾受过大革命风暴和秋收起义的影响，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所以红军到达时，广大劳动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迎。然而，红军的到来可把土豪劣绅吓昏了，刚从农民手里抢到的谷子也顾不得了，扔下算盘，挟起帐本，或逃长沙，或躲进深山老林。 红军在湘中一带进行了短期休整，并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宣传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发动与组织群众。 红军每到一地，便召开大会，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不妥协的斗争。在红军的号召和帮助下，溆浦、新化、锡矿山等地先后成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工人纠察队'、'职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当地工农群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镇压恶霸地主，大家扬眉吐气，拍手称快。辰溪有一个大土豪张圣琪，平时以1个月加1倍的高利贷，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逼得当地20多户贫苦农民妻离子散，民愤极大。这次，红军来了，张圣琪被逮捕，群众押着他游乡，背上背个空箩筐，每走一段路，就给加一倍的石头。最后，土豪张圣琪再也背不动了，不得不跪地求饶。红军责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加倍利息的阎王债给贫苦农民背呢？'土豪只得低头认罪。 红军政治部还在各地城镇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打消了许多人的顾虑，得到了工商业者的支持与拥护。红军所到之地，各商店照常营业。一些城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居民，还为红军赶制军衣、军帽、皮带、背带等军需品。 与此同时，红军开展了扩军、筹款、筹粮等活动。在辰溪，红二军团截获了国民党'官船'运载的两万多匹布及大量其他物资。在新化，红六军团没收了国民党'官盐'300多万斤，立即标明价格：大包5块，小包3块，向广大人民出售。只消拿出1块银元，就能提回近百斤咸盐，足够食用几年，有些穷苦人家，实在没钱买，只要讲清楚尽可免费来搬。名义上是出售，实际上等于散发。可是，当地老百姓慑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焰，不敢来搬取。 红军便打出一个'出售'的名目，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解除群众的畏惧心理，堵塞日后蒋贼的毒口而已。当然，红军也可以从中略微为革命筹得一部分款项。当地群众，胆子大的白天到，胆子小的夜晚来，有的担筐，有的驮袋，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由于红军的正确政策和模范言行，红军在湘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投红军，闹革命，顿时成了一股风气，两个军团在这一带共招收了三四千名新战士。 红二、六军团在湘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都得到了充实，为日 后战胜敌人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红二、六军团转战湘中，威震长沙、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当然蒋介石也不是傻瓜，他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后，便命陈诚撤离原在湘黔、湘鄂布置的防线，进行重新部署：以樊崧甫纵队的4个师渡沅江，向新化、溆浦前进，以李觉纵队的3个师从沅陵卢溪向辰溪、溆浦前进，这两个纵队组成'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追剿'红'、六军团；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开抵沅江西岸，堵截红军西进；汤恩伯纵队2个师调长沙、岳阳防守，作预备队；新化、溆浦以南仅以保安团防守，兵力空虚。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企图将红军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的地区，如果不能给红军以打击，则极力将红军向南（两广）压迫，进入与蒋矛盾极深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的地区。 由于敌人主力7个师逼近了红军，其他敌人也在红军两翼迂回，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认为挺进湘中，已经达到休整和调动敌人的战略目的，决定按原定计划退出湘中地区，摆脱尾追之敌，向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 为了继续调动和迷惑敌人，红军采用大范围迂回和声东击西的战术。贺龙在研究战略战术方针的军委分会上发言说： '湘中八天，我们得到了休整，开展了工作，装备、物资都比过去充实了。敌人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我们是不是再把樊崧甫和李觉搅一阵子。不是说先东后西嘛！我说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分兵两路向东边去兜个大圈子，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索性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吸引过来，让他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精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他一砣子，没得机会，掉头向西北，去石阡。总而言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不过，我们也得辛苦点，脚板子要吃些苦头喽！' 任弼时一听，拍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好，就按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拖个半死！' 12月11日，两军团从淑浦的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敌人认为红军要重返原根据地，敌李觉、樊崧甫、王东原等部立即向东南方向'追剿'，以阻止红军东进。等把敌人吸引过来之后，红军随即挥师向西。 12月20日，红军进抵湘西南之高沙、洞口地区。12月22日，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没有给敌人造成大的伤亡。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绕过陶广纵队，南取武阳，在绥宁以北的竹舟江渡过巫水，向北转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绥宁、洪江间用竹筏渡过巫水，向北进入高寒地区。这一带海拔都在1500米左右，山高岭险，气候寒冷。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沿着崎岖山路，昼夜兼程，在黔阳的江西街、托口一带，再次抢渡沅江，于1936年1月1日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一带，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1936年的新年。在冷水铺，省委和军委分会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境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任务。1月3日和4日，红军以少数兵力北出迷惑敌人，以部分兵力西取晃县、玉屏，作为临时后方，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口地区休整，以寻找机会对尾追之敌予以打击。 这时，追击红军较卖力的敌人，要数湘敌何键部的李觉和陶广纵队，但其主力距红军尚有一两天的路程，只有章亮基的第十六师穷追不舍，以4个团的兵力单独从苏江向晃县伸进。这是一个有利的战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组织便水战役，希望能在晃县、便水地区歼灭这股敌人，以争取新的有利局面的出现。 1936年1月5日中午，红二、六军团在便水地区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开始，敌人以为遇到了地方土匪，目的是截击部队，夺取枪械弹药。但不久敌人就明白了﹣﹣遇到了红军主力部队！尽管由于红军战士勇猛作战，歼敌近千人，给敌十六师以重创，使敌人不敢冒然轻进，但因红军指挥上的不统一，兵力先后入战斗，没有适度集中使用，没能速战速决地消灭敌人；加上对敌人援军也没有预先布置必要的兵力予以阻截，致使敌援军第十九师和六十三师相继到达并投入战斗，红军伤亡近千，遂先后撤出战斗，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便水战役是一次消耗战，但这次战投显示了红军坚强的战斗力，对制止敌人的急追，起了重要作用。 1月7日，红二、六军团乘尾追之敌章亮基之第十七师受到沉重打击，不敢冒进的机会，从容向黔东进军。红六军团进抵玉屏的田心坪，消灭了黔军蒋在珍的一个营。8日，红一军团进人玉屏田冲。9日，红六军团占领江口。12日，红二军团占领石阡。到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了向石、镇、黄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红二、六军团在江口、石阡一带进行了为期7天的休整，扩充新战士800多人，人力、物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原留在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时即向龙山附近积极活动，忽而前进，忽而折回，成功地钳制了敌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及敌湘鄂川黔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两部，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突围转移。但在红二、六军团南下湘中以后，红十八师曾数度陷入敌人重围，在敌强我弱的激战中，部队减员很大，已不利于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也于1935年12月中旬奉命突围，在师长张振坤领导下，采取迂回曲折，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经过浴血奋战，历尽艰辛，辗转经过鄂西、川东及黔东松桃的甘龙口、木黄，江口县的德旺、茶寨，于1月10日在孝闵与主力会合，归入红六军团建制，缩编为一个团，全军为之庆幸。军团政委王震跑出很远的路程去迎接他们归队，并对张振坤师长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全军感谢你们！' 进到石阡以后，红六军团西征路过这里时被敌人打散的一些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过了一年多不见天日的生活，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老战友们久别重逢，手牵着手，激动得泪如泉涌，竟一时语塞。 敌人一心一意要扑灭革命，可是闹来闹去，既找不到红军的主力，又摸不到红军的侧翼部队，连个把掉队的人员也没能摸去。红军可真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英雄部队！ 为了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认清当前形势，确定目前行动方针，两个军团政治部在石阡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分析了当时全国各地苏维埃运动和民族革命形势；第二，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及意义作了一个估计；第三，提出扩大统一战线和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并加紧扩大兵源以充实部队；第四，对部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一次比较系统检查，纠正了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 这次会议，对于统一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蒋介石反动派认为红二、六军团在石阡一带，只是作短暂停留，其目标要么是侍机返回原来的根据地，要么是步中央红军后尘北渡乌江。因此，敌人追到贵州后并没有和红军纠缠，而是拼命地抢到红军前面布防。蒋介石派其'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贵阳坐阵代他指挥，任命樊崧甫为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为第二纵队指挥官，从云南调孙渡到贵州任第三纵队指挥官，李觉为第四纵队指挥官；还将第九十九师由贵州镇远调到岑巩地区会同李觉纵队对红二、六军团跟踪尾追；令由湘入黔之敌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与新八师、第九十三师在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和九十二师、新三十四师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布防，阻红军北进；调郝梦龄纵队进到后坪、思南地区，沿乌江西岸布防；令滇军孙渡纵队在威宁地区布防；敌二十三师则固守余庆、龙溪地区，掩护贵阳方向。 敌人此举的目的，是想趁红军向北运动之际围歼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如果此计不能得逞，则将红军南压至广西境内，妄图迫使红军与对蒋介石怀有敌意的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作战，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而李宗仁、白崇禧为预防这种情况，则先将部队向黔桂边集结，其前锋已进至贵州独山地区，企图将红军御于其大本营﹣广西之外。 红二、六军团本拟在湘黔边的石、镇、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因石阡、江口一带地瘠民贫，粮秣缺乏，红军处在狭小地区，不利于打运动战；加之便水战役没能打开有利局面，而敌人又以15个师的兵力围拢上来，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当时，敌人的报纸一齐叫喊，什么'贺龙孤军势必就歼'啦，'贺龙走投无路'啦，'江南赤患削平有日'啦，真可谓忘乎所以，狂妄至极。 当然，假如红军冒冒失失地闯进敌人的'口袋'，那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可是，红军的头脑没有敌人想的那么天真，明摆着的火坑是不会去跳的。 两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于1月19日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决定继续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英明决策，使敌人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 根据会议的决定，红二、六军团于20日从石阡出发，经过白沙、马家屯、河坝场进入余庆县境。21日，在龙溪附近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第二十三师固守的纵深碉堡线。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急速向南挺进。24日，红军占领翁安县城。 随后红军又占领了平越（今福泉）县城。红军攻城时，敌二十五军参谋长刘继英坠城毙命，专员兼平越县长聂沅被红军活捉。与此同时，红四师第十八团在拦桥附近伏击由马场坪驰援平越的敌九十九师的1个团，将其拦腰截断，两头痛击，敌军遗尸累累，落荒而退。红军进城后，开仓济贫，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豪劣绅，依民众要求就地正法。贫苦农民笑逐颜开，热情欢迎这支为老百姓说话做事的队伍。 27日，红军离开平越，西取龙里县属洗马河，前锋直指贵阳。这样一来，形势可就大变了，敌人由乐观而变为慌乱，红军则由被动变为主动。因为，这时敌人的主力大部分被红军将士抛在东面和北面地区，贵阳及其东南地域的敌人兵力十分空虚。红军倘若有兴趣，闯进贵阳城去逛逛，并不困难。 对敌人来说，贵阳是贵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大官僚们养身立命之所，此城万不可失。然而，敌人从湘北到湘中，从湘中到贵州，追来追去，就是为了凭借乌江天险来消灭红军。一旦放过这天赐良机，岂不可惜？江防不可不守，贵阳也要保卫，一身焉能二任？一时间调兵遣将，手忙脚乱，紧张万分。 当红军经开阳、扛寨及贵阳北部的百宜、羊昌进逼贵阳时，敌第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忙向贵阳收缩，加强贵阳方面的防守。这样一来，就把贵阳以西和乌江的防务空了起来，为红军西进让开了大路。 红军本来就没有取贵阳的打算，因此，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虚晃一枪，突然改变方向，向西北急进，绕道贵阳北面，奔袭扎佐，歼灭守敌两个营近千人，然后袭击修文，直趋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地处乌江上游，两岸山高岩陡，河下水深浪急。河北岸的滥泥沟（即大关），地处要津，又是川盐集散地。这时，敌人纠集盐商组织的盐防军和地方伪团防军约100多人扼守北岸，并控制了所有渡船，防止红军渡河。 2月1日，红二、六军团总参谋处，从各师抽调了120多名精兵强将，组成一支精锐的临时侦察卫队。总指挥部命令他们当夜必须急行军120里，在天亮以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设法攻下滥泥沟，控制渡船，以便主力部队过江。 红军侦察员们斗志昂扬地准备向目的地进发，然而不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被雨水一浇，像抹上了一层油那样滑，侦察员们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山道，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进。但无坚不摧的红军战士，还是在天亮前赶到了离鸭池河5里的一个小村子，并从群众那里了解到了渡口守敌的情况，连哨兵的位置也弄准确了。侦察员们决定乘敌不备奇袭，于是选了一名贵州籍战士，走在队伍的前头，利用贵州乡音，去应付突然情况。除了一个班紧随他外，其余战士也随后跟进。 与此同时，红六师一支精锐部队已抄小路到下游20里处，越过铁索桥，直插滥泥沟背后，以隔断敌人与黔西城守敌的联系。 侦察队的战士们，很快机智勇敢地摸掉了渡口的哨兵，解决了驻扎在附近祠堂里的敌人一个连，将缴获来的枪支卸下枪机，叫俘虏们背着跟红军走。当他们赶到鸭池河渡口时，天已蒙蒙亮，侦察队便在一个山城下隐藏起来，命令俘虏向对岸喊话调船。不一会儿，一条小船便撑了过来。当小船快靠岸时，一个俘虏忽然纵身跳上小船，劫船返回对岸。由于怕对岸守敌发觉，战士们没有开枪，谁知那个家伙一上岸就声嘶力竭地喊：'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此时，滥泥沟背后响起了枪声，守敌顿时慌了手脚，一窝蜂地从山沟小径鼠窜逃命。 侦察队战士们一边向对岸射击，一边向对岸船工喊话，请他们撑过船来。一会儿，果然有几条船撑了过来。侦察队战士们过河后，一部分协同红六师继续追歼逃敌，另一部分带领老百姓赶搭浮桥，以便大部队过江。 红军后卫部队在萧克军团长亲自指挥下，埋伏在鸭池河渡口的半山腰和河边一带，阻击追敌，消灭追兵约两个团后，随即尾追主力西去。至2月2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顺利地渡过乌江天险后，毁船封江，待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追到江边时，只有隔江鸣枪'欢送'的份了！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前锋直指黔西。在这之前，已探知黔西城内只有敌宋马刀的保安大队约六七百人，于是决定予以消灭，进占黔西城。2月3日，红二军团第六师派出一支化装的小分队，智取了黔西县城北门。主力部队随后赶到将县城包围，2月4日，占领了黔西，城内敌人无一漏网，取得了进入黔西以来的第一场胜利，使红军有了一个立足之地。 红军进占黔西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敌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远在思南地区，郭汝栋的第九十二师和新八师被国民党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留在了贵阳，用以加强城防。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被红军阻滞在鸭池河东南岸。敌前线总指挥湘系军阀刘建绪力图保存湘军实力，陶广纵队到湘黔边境后即返回湖南。李觉纵队，其时已远离红军向织金前进。川军、滇军各守珍域，只图自保。唯有乌江西岸蒋介石之嫡系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共3个师的兵力，依托遵义，经金沙江向黔西急进。 根据上述敌情，两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在黔西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展开，以第五和第十六两个师继续西进，夺取大定、毕节；留十八师在黔西钳制敌人；其余3个师集中起来，向东北方向出击，首先对付由金沙江逼进的敌万耀煌纵队之第十三师，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 2月6日，红五师占领了大定，并在两路口、黄家坝两地，分别击溃敌万耀煌纵队和郝梦龄纵队的先头部队，俘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阻滞了敌人的急进。 当红军进入大定县城时，当地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拥护红军委员会，热情欢迎红军入城。他们在印发的《欢迎红军入城启事》中这样写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工农红军。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对红军尽力支援。'这充分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希望和企盼，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憎恶和仇恨。 这时，活动于这一带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与红军取得了联系，报告了贵州地下党在黔西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的情况。2月9日，红军到达毕节时，邓止戈即率绿林武装席大明部前来迎接。红军在绿林武装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毕节及其周围地区。 黔、大、毕地区，蒋介石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困，群众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而各'追剿'之敌大都落在红军的后面，且越越不前。这就为红军休整和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红军在这里开展了20多天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扩大抗日武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6年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新的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兴起。 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这次会议则系统地说明了党在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阐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揭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时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正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早在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之前，红二、六军团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长征途中，夏曦起草了一份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 前边几句是： 我们工农红军， 志在救国救民， 实行抗日反蒋， 消灭卖国巨憝。 末尾两句是： 大家起来救国， 胜利终归我们。 红军指战员边走边打边宣传，到了黔、大、毕地区，红军很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月7日，在大定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政权机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17日迁往毕节）。2月21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宣布：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其'战斗任务是：发动、团结、组织全民族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武装队伍（如不愿受蒋贼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之白军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民团绿林与一切反蒋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份，一律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以扩大民族解放战争。'宣布'本会对于一切愿抗日反蒋的白军官佐士兵当一律优待'。 布告还向千百万工农群众提出了7条施政方针，其主要精神为：立即成立反蒋抗日的各级革命政权，武装民众，挽救民族危亡。 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下，黔、大、毕地区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红军各部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队，积极宣传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城市，红军宣传队走向街头、广场，用演讲、演戏、唱歌、舞蹈、绘画、标语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揭露蒋介石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当时，两军团在长征途中，又远离党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但宣传队员们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将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登载的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和材料，加以分析和整理，写成简单的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广大群众作生动、通俗的宣传。没有白纸，他们因陋就简，利用废纸和毛草纸。门板、墙壁、竹片便是标语牌，锅灰、木炭就是墨汁的代用品。 中央红军去年长征时曾路过这一带，人民群众受过党和红军一定的影响。因此，当红军宣传员讲到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时，常常还没等讲完，听众就激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爱国情绪十分炽烈、感人。 这些地方的青年学生，更是积极热情，他们自动和红军一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跟红军学唱东北义勇军的歌曲，他们自己召开会议，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抗日反蒋，报名参军。 在农村，红军工作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对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阶级教育，号召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团结起来，解放自己。在红军的帮助和组织下，各地相继建立起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据统计，在黔、大、毕地区建立了50多个类似的组织。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动员农民踊跃参军。 在短短的20多天里，就有5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红五师十四团就是在黔、大、毕扩军高潮中组建的。毕节朱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反映当时参加红军热潮的民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耕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指挥作战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时，红军还在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政治部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用文告或信件等方式分寄各地，号召各地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武装，同红军合作抗日，签订抗日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等。在毕节，红军团结、争取了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 周素园老先生，57岁，清未秀才，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国民党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其跟他一起逃走，不要当了红军的阶下囚。 周素园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拜见。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当过大官的人，真的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不少国民党明令禁止看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感到纳闷，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政委。王震听后，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一块去拜访这位'古怪'的老先生。 寒喧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为什么要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先生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真挚地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兴奋地说：'对，王胡子，不请这样的人出来，我们请谁？我亲自去请。' 周索园真的被贺龙请了出来，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员。以周素园先生在地方上的威望，各方奔走，积极宣传抗日反蒋政策，工作很有成效，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抗日救国军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很熟悉。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晓喻大义，言明利害，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崧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这封信打中了孙渡的要害，所以后来他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使红军能集中力量对付东面的敌人。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些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坚决地说道：'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拇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要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 在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周素园始终和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一个奋斗的人'。 长征4个月来，红军天天行军打仗，与敌人周旋，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红军在黔、大、毕地区的20多天时间里，群众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后被人们称为'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当然，蒋介石对这一切自然不会听之任之，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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