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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等率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从皖南云岭驻地出发向黄河以北绕道前进。 1月6日，该部新四军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截击，经7昼夜血战后除少部分人突围之外大部分牺牲，叶挺被扣，项英被叛徒杀害，史称“皖南事变”。 从“皖南事变”发生之前长江以南地区新四军发展的形势和全国抗日形势而言，事变的发生可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视全国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1940年8月八路军集中10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震惊全国的“百团大战”，一举消灭日伪军4万多人，八路军的发展之速使蒋、日大为震惊。 1940年10月，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对猖狂进犯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进行坚决反击。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新四军以区区7000多人的兵力一举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1000多人，打得号称拥有10万之众的韩德勤所部溃不成军，史称“黄桥之战”。 
黄桥之战令粟裕一战封神 黄桥战役的胜利，使得津浦路东西两侧直至盐城、泰州、连云港等地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对日寇、汪伪政权，对国民党在江苏、安徽的军事存在亦造成重大威胁。 自1940年下半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斗争中接连取得的重大胜利，更加强了蒋介石调转枪口，采取突然手段打击共产党所属军队的决心。 由于长江以北的八路军势大，轻易招惹可能会弄巧成拙，国民党开始陆续调兵遣将，准备先对长江以南兵力分散，基础薄弱的新四军下手。 尽管蒋介石及其手下干将何应钦、白崇禧等暗中策划，悄然部署，却躲不过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眼睛。 从1940年10月初开始，他就陆续收到了党的地下组织发来的关于江南国军调动的绝密情报。 刘少奇是在1938年11月奉命主持中原局的，仅仅2年多点时间，他已逐步恢复了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因国民党和地主的大肆反攻清算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并且成功统战了一批国民党内部倾向抗战的中高级军官。 
刘少奇、罗生特、陈毅 那时候，驻扎在中原局附近的国民党4个军长，5个地区行署专员，18个县长都和共产党人互通有无，缔结了“攻守同盟”关系。 因此，刘少奇所收集到的国民党军事调动情报是相对可靠和及时的，从大别山东麓、淮南、皖东各地国军的密集布防来看，蒋介石已经对皖南地区形成四面包抄的态势。 1940年10月9日，刘少奇向中央的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当时主持党务的王稼祥及叶挺、项英发出密电，建议新四军军部立即向北转移。 他分析说，由于皖南新四军总部附近的国民党军已有十多个师，下一步即将向皖东、皖南大举进攻，因此“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 因皖南新四军只有四个团，众寡不敌，如果再犹豫迟延，恐怕将有被敌人阻断封锁而覆没的可能，就算军部暂不北移，也建议叶挺同志和部分重要人员先过江来会合。 刘少奇认为，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下，皖南是否再坚守已不重要，就算付出了巨大代价守住皖南也是得不偿失，还不如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苏北、皖东和鄂北的抗日根据地。 
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同样令毛主席十分担心 三天之后，焦虑的刘少奇再次给中央发报，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并敦促中央“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若华中、皖南均不能巩固，于我十分不利”。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刘少奇的判断是具有较强战略前瞻性的。 毛主席自然也看到了新四军处境的危险性，他在从10月底到12月下旬的2个月时间里频繁电促叶挺、项英北上，不要坐失良机。 但项英犹豫不决，直到国民党军队已经部署完毕的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委会议，决定军部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最终导致军部覆没于皖南的惨烈结局。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全党全军无不震惊愤慨，许多同志因此向中央提出要以血还血，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个你死我活。 事变结束当天即1月14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联名向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陈毅等八路军主要将领发电，要求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 
毛主席的电报 以毛主席的性格而言绝非肯吃哑巴亏的弱者，他信奉的原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封电报的接收者都是各大战区的主要负责人，电报的措辞也格外严峻： “中央已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需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按照这个“最严重事变”的意思，显然是要八路军准备和国民党全面翻脸，大打出手了。毛主席考虑的第一步反攻措施，就是要彻底敲掉山东的沈鸿烈、江苏的韩德勤，把八路军和江北新四军的地盘连成一片。 第二天，延安的中央却收到了刘少奇打来的紧急电报，建议“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 一些同志不理解：这不是和中央唱反调吗？但事实证明：刘少奇的眼光相当高明。 毛主席绝非一意孤行的自负之人，但正因他对事情的分析往往十分透彻，高出别人甚多，故他的决定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而刘少奇这封来自关键时刻的电报却让处在激愤情绪中的毛主席如清夜闻钟，骤然冷静下来。 他分析的第一点，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皖南事变”之后的情况。 据中原局得到的情报，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曾经发电报给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要求他控制局面，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 老蒋这封电报，并不是他不想趁此机会大大削弱新四军的实力，而是他不敢向延安全面摊牌，如果在抗战胶着之时和延安全面开战，不仅苏联人不会答应，他的盟友美国人也不会答应。 此时的中国局势罗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明白白，如果蒋介石肆意妄为导致中国的抗日力量垮掉，那么上百万的日军就能腾出手来，向北威胁西伯利亚，向南进攻南洋，严重损害美苏的利益。 皖南事变发生后，罗斯福托自己的行政事务助理克里给蒋介石带话：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紧张。” 
蒋介石的轻率行动令罗斯福深感不满 所以，蒋介石胆子再大，也必须扛着“国共合作抗战”的旗帜，故只能在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方面做做文章，而不敢公开向延安宣战。 因此，刘少奇的结论是“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彻底分裂”。 刘少奇分析的第二点，是我们现在也不能向国民党做“全面反攻”，为什么？因为实力不够。 眼下华中的新四军困难不少，虽然表面上控制了很多地盘，但兵力不足，依然无法巩固，在皖东北、苏北都面临和日伪军、土匪争夺控制权的压力，总的来说，起码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来盘整。 当初我们把韩德勤夹在碗里却没有吃掉，是为了充当保障皖南军部安全的“人质”，但现在皖南军部已经被消灭，再把韩德勤“撕票”的意义就不大了。 再说，韩德勤又不是傻子，这半年以来他深沟高垒，做了不少准备，新四军现在出动当然可以把他大部消灭，但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韩德勤表示想拿捏我没那么容易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是给毛主席摆事实、讲道理的话，下面的意见更是说到了毛主席的心坎上： 新四军、八路军现在的“全面反攻”并无绝对的胜利把握，且无大利可图，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 而且，要是在进攻中再受到挫折，则对我军更有极大的不利，到那时，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就更难以遏制了。 普通人给领导打报告一般都是讲问题摆困难，但刘少奇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讲完问题之后他还给了解决建议： 第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告全国，在政治和宣传上扩大我们的优势，争取最大的利益。 第二，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新四军被捕人员； 
1939年，刘少奇与周恩来在陕北 第三，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挑衅，保证不再进攻抗日根据地，哪怕在出尔反尔的蒋介石那里只能争取半年到一年的喘息时间，也对我巩固和发展华中根据地极为有利。 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新四军军部已经是沉没成本了，眼下的关键任务是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舆论上的主动化为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而不是意气用事和对方狠打硬拼。 真正的谈判高手很懂得如何向对方提条件，有的条件是争取实惠的，有的条件是用来讨价还价的，有的条件是象征性争取大义的。 比如刘少奇提的前三条要求都是争取实惠的，而第四条就是讨价还价的，并不可能真的实施： 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敌后抗战任务由其他国民党军队来承担，并惩办国民党内部的汉奸、亲日派。 哪怕这些条件蒋介石全都不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就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成功。 
蒋介石骑虎难下 最后，刘少奇还很贴心地给毛主席递了一个台阶：只要争取到一段时间的缓冲期以稳住和发展华中根据地，就算将来要向国民党反攻算账，难道还找不到合理理由吗？ 所以毛主席对处置皖南事变的策略很快就做了调整：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局部反攻。 在后来延安党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12条意见中，刘少奇的意见基本上被照单全收。 说句不好听的，刘少奇这封电报明明是当头棒喝，却被毛主席全盘采纳，毛主席的胸襟气度确实远非常人所能及。 1月20日，党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陈毅担任军长，4个月后又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建新的华中局，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毛主席领导党和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只要战略上走错一步，那就是万劫不复，前功尽弃。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可以说，在毛主席领导的那一代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没有一个人是凭借一时侥幸或溜须拍马成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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