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表哥的回忆录（1）

家族里故事，往往折射出来的就是一部社会变迁史，一部社会发展史。

表哥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我们好像是隔了整整一辈人！他经历的那些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人的回忆录其实就是一部历史，虽然这历史是碎片形的、是不完整的，甚至回忆者的思想宣泄可能也不一定是对的，但其背后的历史影像是对的，是真实的。

表哥的朋友为表哥的回忆录写了序言，他是这样说的：

"很多人回忆过去的往事，他们一大半都忘却了；可是炳义却与众不同，他记忆力太好了，他所经历的往事，从小到大，他都写得一清二楚。这部二十万字的长篇自传，看似容易，实际上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每一个故事情节写得都非常细腻，这得益于他长期坚持记日记，更得益于平时有着观察习惯，思考分析习惯，概括判断推理习惯。炳义是一个生活有心人。他把一生经历的大事小情都串联起来，他平时积累素材，在故事叙述中穿插着历史。他把个人家庭放在大时代的广角部位来思考和探索，启发读者去深度地思考。"

的确，回忆录也好，自传也罢，这都需要一种能力，一种把碎片化的记忆串成一部历史的能力，且通过一段家族史引发出时代背景，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能对那段历史加以深刻思考，表哥就有这样的引发能力。如果人人都写回忆录，就能串出历史，或家族血泪史，或个人奋斗史，或国家辉煌史…。

我的父亲王凤山，生于1908年阴历正月初六，卒于1989年11月28日，享年82岁。要写我的父亲，还要先从我的爷爷奶奶说起。我老家在山东省安丘县（今安丘市）一个名为王官庄的村子。爷爷王子慎，懂中医，做过私塾先生，奶奶叫王王氏。

爷爷奶奶都是19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他们结婚时是清朝末年。那时候女孩出嫁前是有名字的，比如奶奶出嫁前，叫王某某。出嫁后，嫁到谁家就随谁家的姓，自己的姓就附在丈夫的姓之后，在两个姓的后边再加上一个"氏"字，这就是出嫁后女子的名字，自己原来的名字就没有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种时弊，这种情况民国时就革除了。据推测，爷爷的上辈家道还是比较殷实的，但到了爷爷这辈家道败落。在父亲八岁时，爷爷奶奶带着三个孩子闯关东，来到了沈阳。

到沈阳后，爷爷靠给人看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两个姑姑和父亲都没有念书。

奶奶是小脚，其实不只是奶奶，我姑姑往上那一代人几乎都是小脚，我母亲也裹了脚。据说那时候的女孩儿从七八岁时就裹脚，所谓裹脚就是把孩子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强行折断，反扫在脚掌下，然后用布紧紧裹住，强制性地阻止脚部的正常发育。裹脚的结果是四个折断的脚趾头被压在脚掌下，整个脚是一个近似于熨斗的形状。封建社会认为女人脚小为美，是谓"三寸金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家住在沈河区（原为北市区）市人委广场东大井沿南胡同，小西路四段义和站里九号一间不足18平万米的平房里，据说房主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老人死后，经邻居介绍和提议，我们家把老人发送了，房子就归了我们。我就是在那间房子里出生长大，一直生活到下乡插队。

当时我们家七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和我、父亲一人上班养活全家。两辈人住一间平房很是拥挤，父亲就把房间间壁成里外两个屋，外屋是"顺山炕"，里屋是北坑。爷爷奶奶住里屋。那时哥哥十几岁上小学，每天放学后必先到里屋问爷爷奶奶好。我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听老人说我小时候奶奶喂我时，总是先把食物嚼碎，然后再嘴对嘴地给我吃。

奶奶是个封注意识极强的老太太，一次父亲打母亲，母亲正抱着我，奶奶看到了，不仅不阻止，反而对父亲说，别打了孩子。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他们都活了70多岁。父亲年轻时学的是电工手艺。他经常打短工干零活，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于过活，也常常失业。解放前父亲还到义县投奔拜把子兄弟，在那儿种过地。

辽沈战设时，父亲在义县还为支援解放军出过民工。1952年，44岁的父亲有了固定的工作，在沈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五工程队做内线电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是电工班的班长，一直工作到1970年退休。

父亲干净利索。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净的工作报；他穿鞋时都要仔细地把两根儿鞋带儿捋得一样长；他摘韭菜不仅摘得干净，而且摆放得整整齐齐。五十年代时，我家生活困难，父亲借他徒弟王瑞星"钻石牌"的自行车骑着上班，使用得非常精心。后来父亲买了一台"凤凰牌"自行车，他的车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父亲平时言语很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炕沿边儿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父亲43岁时有我，47岁时有弟弟。我记事时，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习，也很少和我谈前途理想，他教育孩子的信条就是培养听话、懂事、身体健康的孩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曾带我到北市场的评书馆听过评书。有一次父亲带我到商店给我买棉帽子，在柜台前他问我要啥样的，我当时六七岁，我说要红色的，父亲就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的棉帽子。在一些生活的小事上，父亲对我和弟弟要求很严格，如家里来了客人，吃饭时是不允许我们上桌的。平时吃饭，他经常叮嘱我们，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一定要捡起来吃了；左手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或扶着碗；吃完饭不能马上躺着；洗脸一定要洗脖子；做事要诚实，不能撒谎。一天父亲下班后，我骑他的车学车，不小心把车的脚蹬子摔折了，我怕父亲说我，没敢告诉父亲。第二天父亲上班时发现脚蹬子折了，把我骂了一顿，但没有打我。小学时我学习很好，但就是淘气。那时老师也经常家访。每次老师家访时，都要说我的一些毛病。老师走后，父母便把门插上开始打我。父亲或用笤帚或用鞋底打我屁股，母亲则是掐大腿根。

父亲倔强有脾气，在单位有个绰号叫"王倔子"。父亲不苟言笑，在家里他用特有的言行表达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特殊的关爱。我们住的是一个大院子，共有十几户人家。院子里的十多个大小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儿，孩子之间口角打架也是经常的。一次，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大孩把我打了，父亲听说后，直接到那个孩子家，不问青红皂白，进屋就打了那个孩子一拳，直到邻居给拉开。我和弟弟小时候半夜起夜就喊："爸爸，我要撒尿。"因为灯的开关就在父亲睡的炕头。有时候父亲对我和弟弟也很娇惯，他喝啤酒时也让我和弟弟喝一点；买一斤猪头肉，切两盘子，我们家四口人一顿就吃得差不多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带着一把铁锹，到塔湾，当时是一片很大的坟地，给爷爷奶奶上坟。

我八九岁的时候，身体很虚弱，脸色发黄。记得那是一年的冬天，父亲每天早晨带我到大西门里，故宫那条街去吃油条和豆浆。我们从家出来时，满天星斗，寒气逼人。父亲气管儿不好，每次走到胡同口儿，都要咳嗽几声。声音在清冷寂静的小巷里回响，有时令我毛骨悚然，不由得紧紧抓住父亲的大手。住在胡同口儿的杨姓邻居和母亲提起，每每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就起来做早饭了。从家到饭店往返需要一个小时，到饭店还要排队，我们吃完早点回家后，父亲再去上班。

父亲以前是没有吃早点习惯的，为了我的身体，整整一个冬天就是这样过来的。

父亲对我的将来没有过高的要求，他曾说，念完初中考个技校，将来当个技术员就挺好。父亲没有文化，对历史人文典故知之甚少。单凭他多年的生活经历，他也经常说给我们一些带有经验或规律性的格言，如"望山跑死马","快马撵不上青菜行","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臭鱼烂虾下饭的冤家"等等。这些都对年幼的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父亲为人善良，乐于助人。爷爷奶奶死后，我们家的里屋盘了一个"顺山小炕"，能睡两个人。我记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父亲单位有三对新结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房子，都先后在我家的里屋住过。他们都和我父母相处得非常好；他们领我逛公园，洗澡，看电影；他们的亲属从外地来也都住在我家。后来在我家住的高善经与父亲长期相处，父亲退休后还经常到高家吃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