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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研究大学语文，遵循“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我”的原则，笔者形成一些独家观点，现陆续撮要出来，有待同行们证明（确为独家观点，或认同此观点）或证伪（并非独家观点，或观点不能成立）。 观点来源将依次为笔者的四种专著和教材：一、《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二、《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三、《大学语文教材》；四、《大学语文课程论》。 观点17.语文是一门工具课 语文是一门工具课，“工具论”并非只是后来叶圣陶诸人发明的，“工具”思想早在现代语文学科草创之初就已潜伏，后来又在白话文运动和民国教育中得到普遍认同。1904年癸卯学制《学务纲要》说：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 就是说国文是读经和学习各体文字的工具。在癸卯学制中，国文一科叫“中国文学”，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称呼，唯有在《学务纲要》阐述国文科工具性质时，它准确地使用了“中国文辞”一语，也就是“语言文字”的意思，这也暗示了“语言文字”的定位与“工具论”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民国的国文教育也在很早就用了“工具”这个词。1924年，黎锦熙在《国语教学之目的》一文中说：“语言文字有什么用处？……（一）就是得到了研究学问的工具（即我们施行教育的一种工具）；（二）就是得到了种族中历代所积聚下来之知识的钥匙（因为他能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这真是一件重要的东西。” 1936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也说：“民国六年左右，我们觉得文字是一种工具，文言、白话功用差不多，但是白话文是用语言写出来的，读时容易明了，不必花去翻译讲解的功夫，作文也容易，要说甚么就写甚么。因此，主张小学用白话文编教科书。” 叶圣陶是“工具论”的集大成者，1935 年，他在《闻华北改编小学教科书有感》一文中就已经指出：“教科书，工具也，工具自当期其尽善，而如何使用工具，以达到所悬之目标，则视工具尤为重要。”1942年，他更将这一理论具体用于国文教学，说：“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建国后叶老更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1955年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报告中，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学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1963年在《认真学习语文》中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978年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里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正如1980年吕叔湘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文中所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由于叶圣陶等人的坚守，“工具说”长期来成为语文教育理论的主流，各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也都采纳了这一说法。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却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工具论”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而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用“人文性”取代“工具性”。这个争论最后由新课程标准作了调和，认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为什么会有对“工具说”的质疑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引进“标准化”考试模式，为应试教育火上添油。然而，这是把“标准化”和“工具论”混淆了。标准化考试的方法是1985年从香港引进的，而香港又是从美苏等国引进的。先在广东试验一年，从1986年起在全国推广使用。这个“标准化”确有可疑之处，香港从1986年起，已停止了标准化考试；前苏联从1986年起，也废除了标准化考试；就连标准化考试的故乡——美国，从1987年开始，也有100多位知名教育专家联名呼吁要求尽快改变目前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方法，以扭转美国中小学生语文能力急剧下降的局面。但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标准化考试的方法在我国反而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推广，并以高考为起点，逐步延伸到“中考”和“小考”，又从升学考试逐步延伸到平时会考，于是，各级各类考试差不多都变成标准化考试的一统天下。 对这样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标准化”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很多批评文章望文生义地把“标准化”等同于语文“工具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笔者以为“标准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中国语文师资水平的参差不齐，不是学生不会做“主观题”“分析题”，而是很多教师从授课到阅卷都失去了主观分析主观判断的能力，这时候再不采用“标准化”试卷，难以确保教育公平。一条是中国教育的权威性已不足以摆平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的矛盾，而“标准化”试题从语文教学角度看尽管有种种荒谬之处，但是对每一个学生来说却有一种相对公平，勉强可以防止这种矛盾的激化（这正如校长的权威与能力不足以甄别教师，在职称评定中就必须增加外语考试的权威）。这两条在短时期内都很难得到克服，因此“标准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被取消。 把“标准化”的责任加在语文“工具论”的头上，这自然属于肤浅的望文生义，然而对“工具论”的抵触，却有人们潜意识里更深的原因。“工具”一词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从来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所谓“君子不器”，于是“工具”自然是和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文性”不能相容了。但是人们也许忘了“人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著名论断，任你再高贵的人类世界也是由工具所造成的，以为“工具论”只适用于应试教育，无缘于人文素质教育，这是拙于大用。我们都读到过《庄子·逍遥游》里讲的那个“不龟手药”的故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 观点：语文“工具”之用于素质教育还是用于应试教育，也是“用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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