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朋友们从第一章开始看 红四方面军夜涉汉水，进抵汉水以南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这样，红四方面军自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所经历的战略转移，行程近3000里，其间，迭破重重围堵，两次翻越秦岭，歼灭敌人近万，保存了1.5万人的革命骨干，为开创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红军还在小河口时，中共陕南特委派王燮、胡哲等带领20多名党团员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联系，受到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徐、陈等领导人分别作了指示，并发给长短枪120支及一部分经费，还从红军中选派了十多名骨干，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地方党组织也为红军派来了向导引路，提供敌军情况。当地人民对红军十分亲切，凡是有党的工作基础的村镇，红军一到，人民群众就积极送粮送草，张贴标语，热情欢迎红军。 许世友回忆：“当我军到达以后，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群山还覆盖着皑皑白雪，而我们却感到四面都是和煦的春风。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的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嘴里喃喃地说着：'到家了，到家了！……' 饱尝撤离根据地后长期转战之苦的红军指战员，对陕南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感到分外温暖，要求建立根据地的心情也更加迫切。当时，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考虑到陕南地区北濒汉水、南倚巴山，地方党又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于是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革命根据地。 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城固县上元观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并指示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就地发动群众。“红军在上元观派出干部、战士开展群众工作，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及政策，镇压了数名土豪劣绅。”，“此后在南乐、胥家营等村，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打开地主粮仓给穷人分粮100多石、布120余匹，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当时分地主土地180余亩，分得土地者五六十户人家。”红军部队还在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开展建立政权和土地革命等工作。在钟家沟地区建立了10多个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将地主800多亩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并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12月20日，中共陕南特委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号召“为欢迎四方面军为创造陕南新苏区而斗争”。 正当工作将要全面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又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敌人兵力极为空虚，并且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回旋地区更为广阔。而陕南由于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又屡遭兵匪蹂躏，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因此，前敌委员会认为，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陕南更为有利。遂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传达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许世友记述这次会议说：“方面军领导同志首先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表扬了我们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部队，接着就宣布了进军川北的决定。”“这消息不啻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离开鄂豫皖以来，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结束这种无根据地作战的被动局面。到了陕南以后，我军受到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有一种'游子还乡’的喜悦心情。现在板凳还没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但是听了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解释后，我们又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连，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进军川北，横在红军而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巴山天险”。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李白就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更何况这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横断两省通道的大巴山脉此时又披上了银装。当地人说：“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乡亲们听说红军要过巴山，都感到十分惊奇。纷纷到红军驻地好心相劝： “要翻山也要等到春暖花开，现今可万万不能。冻，也冻死呀！” “你们现在不能走！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小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你们怎么走法？怎么能过得去呀？” 红军指战员们说得更好： “我们能过去，一定能过去！”“我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一座大巴山吗？” “巴山天险一定会被我军征服！” 红四方面军总部也充分考虑了翻越大巴山的种种困难，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并将马匹集中起来供伤病员使用，还向周围群众尽可能多买了些衣被，为翻越巴山做了种种准备。 行动前，徐向前亲自到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这个团是先遣队，担负着为全军开路的光荣任务，同时还肩负侦察敌情，勘察标示道路的任务并要在每隔10里、20里的地方，搭起一些简陋的小草棚，作为后面大部队中伤病员和体弱同志的休息地方。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七十三师以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先行出发，主力于19日相继出动。据杨立夫在《翻越巴山先遣团》一文中记载：“17日拂晓，我们先遣队开始翻越大巴山天险。黎明前的夜空，寒星闪烁，我们踏着白雪，沿着蜿蜒的山径向上爬去，边走边用砍刀和刺刀砍掉路上丛生的荆棘，为后面的大部队开路，并在显眼的地方插上事先准备好的三角小红旗，作为部队行进的标记。走着走着，太阳已高高升起，皑皑的积雪反射着白光，刺得眼睛直流泪，睁不开，渐渐地一些同志看不清东西了，雪盲症严重地威胁着每个同志。…… “当我们上到三四十里的时候，巴山的狂风向我们袭来，狂风卷着雪片直往鼻子和嘴里灌，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树梢上的小冰球被风吹落下来，像下冰雹似的不断打在我们的脸上，疼痛难忍；单薄的衣服由于浸透了汗水和雪水，冻成了硬邦邦的'白铁’夹克，它磨破了我们的皮肤，渗出血来，使人疼得揪心。 “越向上走，风雪越大，山势越险峭，崎岖狭窄的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冰坡一个接着一个，一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部队的前进速度慢了下来。我们的草鞋早被雪水浸透了，结成了冰，有的同志的脚也被冰渣划破了，鲜血直流，十个脚趾冻得又木又麻；手像一双紫红的皮手套，又肿又发硬，全身上下几乎都是冰凉的。 “同志们越走越感到腰酸腿疼。由于空气渐渐稀薄了，高山缺氧，一些年大体弱的同志，越走越喘，越走越吃力了。”但是，红军指战员们互相鼓励，彼此搀扶，你拉我，我拽你，一步一步前进着。看不到沮丧的面孔，听不到埋怨的声音，红军战士再次表现出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和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 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大队人马开始行动，黎明前3小时，他们就出发，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路标一鼓作气走了下去。“记不清爬过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人摇摇晃晃，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手足并用地爬着，脸快要贴到雪地上了。” “我们爬到山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二三十里才宿营。谁知宿营 比行军还苦。荒凉的山顶上，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我们的'房屋’；垫一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铺’。我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一口吞下去。”“为了抵御山顶的寒冷，大家捡来了一些树枝、枯草，点起了一堆堆篝火。俗话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们围着点燃的篝火，还觉得身后冷冰冰的，只得背靠背挤在一起，用聊天分散注意力、抵挡着偷偷袭来的夜寒。' 在这异常艰难的进军中，共产党员和红军各级指挥员更是以身作则，带头替有病或体弱的同志背东西，或奋不顾身地站在危险地段上抢救和拉扶战友。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这样记载着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优秀的红军战士陈松庭，就是一个例子。一路上，他经常替年幼的战上背东西，并把自己的干粮让给别人，休息时又协助班长在风雪中为全班战士拾柴生火。深夜，自己睡在草棚门口，用身体为大家遮风御寒。第二天早晨发现，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竟因冻累而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陈松庭卷曲的身子死死地压在草编的窝棚门帘上，身下压着一把铁镐，身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他用自己的身体压着窝棚，让战友们度过了寒夜，而他自己却再也醒不来了。战友们忍不住失声痛哭，用军用手镐掘开冻土，他们朝着战友的遗体默默地脱下军帽。总政委陈昌浩赶来了，他站在坑前，摘下八角军帽，向伟大的战士默哀。然后，他夺过一把手镐，拼力地铲着那坚硬的冻土，虎口都震裂了，他也不觉，鲜血洒在冻土上，洒在烈士的身旁。 红军指战员就是凭着忘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风雪严寒、艰难险阻的天险大巴山，突然出现在川北。 四川，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地广人众，物产富饶，人民素以勤劳勇敢著称。不仅男子长年劳作不息，妇女也同样从事各种主要劳动。但是，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暴虐统治之下，人民受到苛捐杂税、重租高利的各种剥削，生活极端痛苦。 四川自1920年实行“防区制”后，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控制。他们对省外是一个大的封建割据，不仅与邻省壁垒森严，就是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呈半独立状态，对内则勾心斗角，各霸一方。实力最大的为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及川康边防总司令刘文辉，据有成都及川中、川南和西康省东部地区；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为刘湘第二十一军防区；阆中、通江、南江、巴中等川北20余县为田颂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川西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防区；营山、渠县、蓬安、岳池、广安为杨森第二十军防区；宣汉、达县、城口、万源为刘存厚川陕边防军（后改为第二十三军）防区。此外，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也在川中占据着一些地盘。 各个军阀在其防区内，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形成各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连年混战。在红四方面军决定入川之前，1932年10月间，爆发了刘湘同刘文辉争夺四川霸权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这场混战，其中田颂尧曾抽兵30个团与刘文辉在成都展开巷战。12月间，刘湘、刘文辉之战再起，刘文辉全力反攻，与刘湘大战于成都以南之荣县、威远地区。四川军阀兵力大部集中于成都、内江一带，而川北田颂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尤为空虚。 红军入川伊始，进入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的防区。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田园荒芜、烟毒遍地、兵匪为患、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景象。徐向前记述：“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饥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据当时反动报刊记载，仅田赋一项，每年最少也要征收两次，连同附加等，实际相当于征收正赋8次。而田颂尧的防区田赋竟预征到1987年，一年之中，常常征收10至12次。 除田赋外，入民群众还苦于军阀政府的特别捐（军阀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以收重税)，仅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例：通江每年要缴特别捐70万两，南江30万两，而巴中则为100万两。这种特别捐成为人民最沉重的负担。农民交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有吊费，打费。再加上官吏的贪污，层层加码，月月摊派，摊到人民头上时就更为繁重，农民有的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在巴中曾流行这样一副对联： “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说声派杂税，团总派、甲长派、估派滥派，指名官派，胡派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 为了要'巴土’，所以要'巴土’，讲到收洋钱，场上收、乡下收、明收暗收，不怕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 这副对联反映了农民愤怒的心情。然而，反动军阀官府却根本不理会人民的疾苦，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动辄拴、打、吊、押或关监牢，被折磨成残疾或被折磨死的人数不胜数。如南江县，在1932年筹集军款，数目达到历年来最高峰，人民无法缴出。县长姚垒却出告示说：“杀人可恕，欠款难容。”公然叫团总、保长屠杀缴不出款项和反抗的人，在南江长池的街上“经常吊起排排的人。”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阶级统治之下成为劳动人民的地狱。人民群众除了反抗之外，别无生路。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军阀、地主阶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929年4月，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 在万县、宣汉等地组织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并于5月12日举行了武装起义；1929年6月29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共产党员、时任该旅旅长的旷继勋等领导下于遂宁、蓬溪边界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红军第一路”的旗帜；1930年7月，虎城、太平、龙沙三支农民武装合并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1931年5月，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县党组织领导了升钟寺、保城寺地区2万多农民起义……。 红军刚一入川，把红军的主张一宣传，就立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21日，我们终于翻过了天险巴山。快接近两河口时，忽然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山谷回应，犹如枪炮齐鸣。我以为是前面打响了，命令全团跑步前进。赶到街口一看，原来是镇上的老百姓放鞭炮欢迎我军，家家户户的门口铺满了鞭炮的纸屑，满街满巷弥漫着爆竹的烟气。”从许世友将军的这段记叙，看出川北人民欢迎红军、渴望翻身解放的迫切心情。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阀田颂尧在此盘踞多年，也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争雄角逐的要地。当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天险时，田颂尧及其主力第二十九军大部正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共有5个师、3个路（每路两个旅）、一个军属独立旅，共约50个团。此时，通江、南江、巴中等县仅由其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之一个团和当地团防驻守。敌入也认为“巴山天险”难以通过，因此对北面的防御并不严密。 红四方面军先遣队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在师长王树声率领下，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12月18日进占通江县北部边界之两河口，守敌一个连闻风逃之夭夭。紧接着红七十三师进占了泥溪场，全军主力相继到来。泥溪场一带正在闹土匪，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大多被迫离家，躲在半山的岩洞里。今见红军爱护百姓，秋毫无犯，大为感动，纷纷走出山洞，摇着红旗，献出自己仅存的一点大米、细粮来慰劳红军。红军战士看到这里层峦叠嶂，林木遮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人民朴实，进可攻，退可守，真是高兴极了。他们说：“这地方真不错！我们该不会再走了吧？” “对！我们就要在这儿创建新苏区。”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也欢欣地回答说。 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泥溪场，进至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以红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夺取南江；以红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红十一、十二师直趋通江城，准备在攻占通江后再向巴中发展。苦草坝则作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苦草坝。徐向前总指挥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入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下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直扑通江城。在红军扑向通江城的路上，所经过的大小村寨，都有群众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红军烧水送茶，主动为红军带路，积极要求参加红军。为了打好入川的第一仗，红军沿着大通江疾进，指战员们看着眼前阳光灿烂，满山葱绿，悬崖壁立，怪石峥嵘的大通江两岸一派生机的景色，不由地感叹着：“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这里立足没问题！” 驻通江城的敌入两个营赶到瓦石铺前来阻止红军前进，被红十二师先头部队悉数歼灭。接着，红十一师和红十二师出敌不意，乘势向前。守在通江县城的反动民团亦被歼灭，红军一举解放了通江县城。12月26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通江县城，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庆祝红军入川解放通江县城的胜利。红旗插上了通江城头。 通江县城，一面傍水，三面临山，住有千余户人家，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货、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看上去大多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只有一座孔庙、一座天主教堂还算宽敞和坚固。这个小县城内居然还修筑有几条水泥的小马路和一个小小的中山公园。张国焘记述：“这是四川军人爱装门面的表现。在中山公园的高地上，还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原系县政府的招待所，它即成为我的办公处。我在川北停留的期间内，多在里面办公。” 与四川军阀的豪华奢侈相比，通江县城的普通百姓则穷途潦倒，街上走过的男女老少，大多面容憔悴，衣衫褴褛。更有甚者，在田颂尧统治之下，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贩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这座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有些青少年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红军进驻通江县城，立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反响。尽管红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衣服破烂，容装不整，身体虚弱，但他们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先头入城的指战员为了不惊扰城里百姓，冒雨露宿在群众房檐之下。当地群众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加之红四方面军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即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一时间，通江城里满街满巷是红军贴的标语、口号；到处是红军官兵在街头宣传、讲演，发动群众。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宣传队大张旗鼓，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的性质，一曲在鄂豫皖根据地唱红了半边天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又响彻了川北的村村寨寨。一传十、十传百，人民群众纷纷打着小旗子，送茶倒水，杀猪宰羊，送粮送菜慰问红军。一时间“红军”成为通江城里城外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欢迎红军，支援红军，成了人民群众的普遍的心声和行动。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通江县城后，总部领导人决定：迅速向四周发展，控制通江附近大部地区，“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 当田颂尧得知自己的防区被红军攻入的消息后，连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堵击红军。其李炜如第一路和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进抵巴中，刘汉雄第二路进抵南江，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反攻通江。另有国民党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也从陕西西乡尾追红军向万源前进。同时红四方面军各部也按照总部的意图向南江、巴中等方向发展。 红七十三师在陈昌浩总政委和师长王树声率领下向通江西北之涪阳坝、平溪坝前进，向南江进攻。敌第二路司令刘汉雄将部队布防于南江县城西南之孙家山、太平山及东北的鹿角垭、甑子垭等险要阵地，企图阻止红军解放南江。陈昌浩、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一路扫荡反动民团，一路前进。红七十三师进至涪阳坝后，兵分两路：红二一八团沿小通江河北上，经新场坝、青浴口，抵平溪坝，折向南江；红二一七、二一九团随师部由陈家坝进入南江东南的大河口。敌刘汉雄以十九旅杨选部在太平山、小尖山子、元山坪一线，据险扼守。红二一七团四连在向导带领下，绕过敌哨卡，夜袭尖山子。天明后，敌向尖山子发起波浪式冲击，整个山头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中。尖山子系太平山脉主峰，占据此处即可控制周围之观光山、元山坪、孙家山。红四连虽经鏖战，终因伤亡太大，弹尽援绝被迫撤回。与此同时红二一九团派出部分兵力向太平山守敌发起的攻击，也未成功。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鉴于攻击一时不能奏效，乃决定避开敌正面防御阵地，改变攻击方向。此后，红七十三师除留少部兵力原地牵制敌人外，师部率二一七、二一九两团北上到官路口与二一八团会合，拟集中主力从南江县城东北之甑子垭、鹿角垭方向进攻。甑子垭为主攻方向。徐深吉将军回忆：“甑子垭战斗开始，我带领二一八团三营占领了一个较高的山头，敌人约一两个团向我反扑。二一九团政委曾传六带领该团两个连和师特务连在另一个位置，遭到敌另一个团的进攻。战斗打得相当激烈。陈昌浩、王树声亲自指挥。这一天，敌我双方你争我夺，互有伤亡。到黄昏时，我方撤出了战斗。第二天，部队经过重新调整，集中兵力，终于夺取了甑子垭一带山地，随后，我军占领了南江。”大河口方向之敌，闻听北线战败消息，也全线动摇，仓皇溃退。红军乘胜尾追。 2月1日，红军进入南江县城。当晚，南江人民在城里举行了盛大的灯火游艺晚会，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庆祝南江的解放。会场两侧的对联富有强烈的革命性：“军阀跑，团防跑，豪绅跑，跑跑跑，国民狗党跑垮台”“工人来，农民来，士兵来，来来来，共同建立苏维埃”。并把这天定为灯火节，把红军入城的东门更名为“红四门”，作为永久纪念。 在红七十三师与敌激战于南江地区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令红十一、十二两师由通江西进，在城西之恩歌嘴，抢占有利阵地，构筑工事，迎击巴中方向来犯之敌。徐向前总指挥随红十二师行动。 恩歌嘴是个镇子，坐落在山顶上，是通江西面的屏障。山下的杨柏河，是通往巴中的要地。红军赶到恩歌嘴时，天色已是黄昏，部队选好地形后连夜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敌李炜如率第一路赶到恩歌嘴地区后，迫不急待地向红军阵地发起多路进攻。许世友将军记述这次战斗说：“入川之初，四川军阀视我军为不堪一击的'流寇’。所以，李炜如的部队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到了山下，立即向我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一群一群地往上涌。 “这种不讲战术的军队，哪里是红军的对手！待敌接近阵地前沿几十米时，全团火器像刮风似的响了起来，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逃。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退下来的敌人冲了个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向敌群里猛打。敌人的死尸、伤兵、枪枝连同石头，像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往下滚。有些敌人见退路拥挤，干脆从两侧跳崖逃命。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敌人学乖了，像乌龟似的爬爬停停，只要我们的枪一响，就往后缩。我见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司号长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霎时，营司号员、连的司号员一起站了出来，十几把军号齐鸣；营的旗帜、连的旗帜、排的旗帜一起竖了起来，几十杆红旗迎风招展。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敌人扑去。我也提着大刀，带着交通排向山下冲去。敌人被我军的英雄气概吓呆了，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逃。”在红军的英勇打击之下，敌人像潮水般地退了下去。战场上一片狼藉。红军乘势猛追，一直追到杨柏河、马家坪、杀牛坪地区。红军此战歼敌一个多团。仅许世友红三十四团就抓获了几百个俘虏。这些俘虏充分体现了田颂尧双枪兵的最大特点：一个个尖嘴猴腮，骨瘦如柴，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他烟具。在押送俘虏的路上，有些俘虏的烟瘾发作了，哈欠连天，眼泪鼻涕直淌，连话也说不清楚，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他们一面苦苦哀求，一面拿出烟具倒在地上吞云吐雾。红军战士们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四川军阀的“双枪兵”果然名不虚传。 红军追击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李炜如部已占据了山垭口，红军数次仰攻，未能攻克。杀牛坪群山连结，从北到南绵亘40多里，东西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敌人想借此有利地形遏阻红军。徐向前总指挥从当地老乡那里了解到，川军怕打屁股，要绕到山后去打。徐向前当即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人纷纷夺路逃命，红军又是一气猛追，一直追到清江渡。这一仗，又歼敌一个多团。此时，田颂尧部第三师罗乃琼率部前来支援李炜如，已进抵巴中。敌人为确保巴中县城，罗、李两部集中了7个团的兵力从清江渡大举反扑。红十二师和红十一师三十二团一面阻击敌之攻势，一面派奇兵出郑家山，绕至清江渡后方的右垭口，截断清江渡与巴中之间的联系。敌人大为惊恐，军心混乱，红军全线反击，毙伤敌1000余，俘敌600余人。在红军的追歼之下，敌人狼狈回窜，跌崖落水者甚众。当李炜如率其残部溃退至曾口场以东时，龙成寨的红军迂回部队居高临下予以截击，敌当即溃散。李炜如本人在渡巴河时，由于极度慌乱，竟坠入河中，几被擒获。罗乃琼部退到巴中后，看到红军攻势凌厉，势难抵挡，便弃城逃窜至恩阳河一线驻守。 1933年1月23日晨，红二十四团作为红十二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巴中挺进，侦察员带着两个老乡来见许世友团长，说巴中的敌人逃到平梁城去了，他们是代表巴中人民来欢迎红军的。许世友一面派人向师部报告，一面带领部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大约走了个把钟头，就听到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再往前走一会儿，看见巴河两岸彩旗飞舞，人头攒动。群众一看见红军，就欢呼起来：“红军来了！”“欢迎红军！”无数鞭炮顿时响成一片。码头上，排着许多扎着花的船只。红军整顿队伍，依次上船。刚上岸，群众就一拥而上，端茶送水，问疲道乏，还给红军披红挂花，连许世友的枣红马也被披上了红布。从码头到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巴中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巴中的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居民都出城欢迎，从城内一直到巴河边，排成了长长的队伍。每家每户像过新年一样，写了对联，插了欢迎旗，群众赠送红军的猪、油、米和其他各种食物很多。总之，红军所到之处，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敌人望风逃命。群众看到红军英勇善战，无不称赞，还编了民歌歌颂红军的战斗事迹。 巴中，这个川北重镇，由于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而颇有点名气。此时却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到处插上了胜利的红旗。 当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之际，由王宏坤率领的红十师两个团也完成了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的任务，迫使刘茂恩第六十五师退守万源。后来，刘部又退出了川北。原来，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田颂尧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面入的红军，不过是东流西窜的“残匪”，并未把红军放在眼里。面对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与其他四川军阀怀有同样的心理，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担心蒋介石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此，硬是不要蒋系部队入川帮忙。 所以，追击红军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至万源，不久便又退了回去。胡宗南部也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并爬上了巴山，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总结说：“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的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面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红四方面军入川，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军阀混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田颂尧恐怕没有料想到，他在成都参加混战却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月余，就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绝大部分地区，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川北，地势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没有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例如：巴中县有50万人口，却找不出几名共产党员来。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对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在川北，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搞块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徐向前等开始时还拿不准。但是，经过入川一个多月的战斗和多方面调查研究，红四方面军总部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山形地貌，认为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让红旗飘扬在通南巴地区，创造一个革命的新天地。 徐向前回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狗日的’、'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红军攻占通江后，总部即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利用田颂尧的反攻部署尚未就绪的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会后，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去前线随军行动，留在通江的张国焘和曾中生领导发动群众，巩固后方的工作。红四方面军的各个领导人分头积极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32年12月29日，即通江解放后的第5天，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红四方面军总部自通江解放时起，就从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热情很高，对各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检查。很快，全军上下在执行战斗任务的同时，掀起了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的高潮。“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成为通南巴地区最为热门的话题。 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对这些工作队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每个队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革命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注意工作方法等，有的工作队还经过短期集训。南江、巴中解放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进行了统一部署，将部队逐步就地展开，划分区域，分片包干发动群众。由总部直属部队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总医院负责通江以北的泥溪场、苦草坝地区；红十师负责通江东北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竹峪关地区；红十一师负责巴中城区及郊区；红十二师负责巴中以南地区；红七十三师负责南江地区。各部队在指定的区域内，除以工作队发动群众外，还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做到了人人动手动口，普遍参加群众工作。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编印了《怎样分配士地》的小册子，说明分配土地的重要意义、分配方法、阶级的划分以及各种具体政策界限，强调指出分配土地是发动新区群众斗争、发展新的根据地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武器，要求每个红色战士积极参加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的斗争。 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破仓分粮！”“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号召力。徐向前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每当开仓分粮时，就像赶场一样的热闹。那些身衫褴褛 的贫苦农民，背着背篓、挑着箩筐，从几十里外赶来，喜盈盈地领回全家的'救命粮’，含着热泪，对红军千恩万谢。他们说：'红军来了，穷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红军救了我们穷人的命，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红军还给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的事，红军来了却成了现实。当时正值春荒时节，农民不仅有了救命口粮，还免除了苛捐杂税，还有了春播种子，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的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春耕播种。 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部分红军公田外，一般成人人均各五背田（'背’是川北计算土地的单位，每背相当于二斗粮的产量)，小孩人均各二背田，大体能维持温饱生活。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房产、牲畜、财物全部没收，富农的部分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动。” 打倒了地主豪绅，通南巴地区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通南巴各地一个时期天天响着喜庆的锣鼓，到处飘扬着革命的红旗。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 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速度之快，成效之大是惊人的。余洪远回忆：“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相继建立了赤江、红江、南江、赤北、巴中5个县的临时县委，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城召开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00多人，除方面军总部和所属4个师的党员代表外，各县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不等，最多的是通江县，120人，其次是南江90人，巴中、赤江、赤北30至40人。” 这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议。中央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大会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同时，考虑到敌人新的围攻很快就会到来，大会号召川陕省人民立即掀起一个参军热潮，扩大红军，壮大力量，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省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成立后，统一领导通南巴地区党的工作，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地方党的任务，也移交给了川陕省委。 根据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1933年2月17日至24日，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即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职责。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在拥军、带路、打土豪中表现积极面坚定的工农分子，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也派人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一面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一面筹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创造了条件。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大会明确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对当前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和准备粉碎敌人围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布置，并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杨孝全、罗海清为副主席。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发表文告，号召广大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下设省军区指挥部、省政治保卫局、省革命法庭以及监察、内务、文教、粮食、劳工、土地、交通、外交、经济、财政等委员会，设有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别区（包括陕南镇巴、西乡各一部地区)等苏维埃政权，人口约100余万。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