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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广场的午后 | 上篇

 考槃在澗 2023-08-06 发布于江苏
文化宫广场的午后(1982-1985)

常州工人文化宫,2021年4月30日,曹恺摄影


文化宫广场,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常州地图上是一个中心方位的代名词,对这座气质杂驳(传统文明的腐朽之气和前工业时代的颓废之气)的城市而言,这是当时唯一的城市广场,它的存在提示着过去半个世纪城市的工业内质(畸形发育的),也昭示着即将开启的一九八零年代(狂飙突进的)。虽然在城市的表皮上,依旧覆盖着一件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残破不堪的丝绸长衫——衣不遮体,到处裸露着工业钢铁接驳的残肢。

常州工人文化宫建于五十年代晚期,但文化宫广场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底建成的,据说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突击完工了,目的是为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在我的记忆中,原先,那里是一片低矮陈旧的民居和店铺,一直延伸到南边的大马路,从后北岸黑弄堂出来去正素巷口油条店,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我清晰地记得,某个暮霭沉沉的傍晚,我曾在这里的一家铺子买过一支棒棒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钱币,三枚面值一分的铝质角子。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站在市廿一中二层楼的前廊,扒着木栏杆,可以将前面这片阳光下的广场收尽眼底。那时的文化宫广场,东到和平路,南到解放路,西到县学街,南边并峙着文化宫大院和市廿一中。市廿一中,老常州人习惯称之为“一初中”,是一所资历颇老的初级中学,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初中。课间休息的时候,扒着前廊栏杆野望,研究文化宫广场上的众生态,逐渐成为一种自修的社会观察课程。

文化宫广场的西北角上往外凸出一块,矗立着一幢面向东南的七层建筑——物资大搂,此楼非同小可,曾经是常州的最高建筑——最早的电视发射塔就架在其楼顶上,它建成于文革时期,其代名词的俗称是“七层搂”。

在廿一中读书的时候,每天中午十一点半下课后,我就去物资大楼里的食堂吃午饭,排队,打饭,洗碗,把两个搪瓷饭盆寄存在一格一格的碗架上。那食堂是内部食堂,并不对外,也许有单位的补贴,伙食一直很好,每天有四、五只荤素炒菜,油水很足。我父亲托了物资局内部的熟人,定期帮我买饭菜票——一种印着图案面值的硬塑料片,用一根牛皮筋一扎。

吃完午饭,离下午上课还有不少时间,这段空闲时光,无所事事,我基本上就消磨在文化宫广场上——午后的阳光很好,很暖和。

物资大厦,1970年代末,蒋鈺祥摄影


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宫广场,并不大,广场正中有一块狭长的花圃,左右各有一个街心花园,占去了不少面积,真正能称得上广场的,也就文化宫大门前的一块空地。

广场上总是三三两两地散落着各色人等,游客、摊贩、小偷、乞丐,本地人外地人,城里人乡下人,坐在花园的台阶上,四处野望,目光游离。

文化宫的正大门是两扇铁栅栏门,通常总是关着的,只开一个边门。背靠着大铁栅栏门,常年摆着一个书报摊头,其实也就是一张两屉桌,上面排着一排报纸,背后栅栏上穿了几根铅丝,挂着一些花花绿绿的杂志。

摊主是一个很和气的老者,衣着干净,有点干部派头。他主要卖报纸,新民晚报(常州当时最热销的老资格海派晚报)、周末报(迄今为止一直是一份文艺八卦小报)、南方周末报(一种四开的地摊通俗画报,和2000年后的思想学术定位大相径庭)、常州广播电视报(频道和节目的稀缺时代的导视指南)、足球报,每周三广州出的“足球报”是我必买的,曾雪麟的那支国家队人气正旺,球踢得很好看,“小快灵”,古广明李华筠李辉等几个天才球员正是巅峰时期,年前刚拿过亚洲杯亚军,都期待着冲击墨西哥世界杯入场券(谁也不会料到即将来临519事件,更不会料到之后中国足球长达二十五年的全面溃败和衰落)。“足球报”当时是球迷唯一的一张专业报纸,开创了体育深度报道的先河,那时,沈阳的“球报”、天津的“球迷”、南京的“体育时报”、包括后来一统天下的长沙“体坛周报”,都还没创刊。

当时流行的十几种杂志,都用透明塑料纸包着外皮,花花绿绿的。故事会(老少通杀)、健与美(比基尼小姐的乳沟腹肌半裸体)、家庭医生(普及性知识的社会读本)、读者文摘(尚未更名前的文艺刊物)、今古传奇、武林⋯⋯《武林》是我当时正关注的杂志,买过好几本,一方面是为了看上面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另一方面也偷偷照着上面的图解套路,私下炼过些花拳绣腿,指望某次打群架时能一招制敌。我在这家报摊上买过最贵的,是七册一套的《射雕英雄传》,那是一种十六开杂志版的翻印本,花了五元六角买,是我当时最重要的财富。

修缮中的文化宫,1977年,佚名摄影


广场西侧的县学街口头上,是文化宫影剧院的售票处,玻璃窗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放映”的片单和场次,小小的售票窗台前,竖立着几排隔离排队的铁栏杆。虽然白天生意很清谈,观众寥寥无几,但这里总是聚集一群人,常年盘踞在那里的是几个倒票的黄牛,一人一顶黄军帽,一人手上一支烟,翘着二郎腿坐在栏杆上面,痞喽色气。看见有人来买票了,就凑上去,兜售生意。他们倒票主要倒外国电影,有时候也倒歌舞音乐会的票。

铁栏杆外侧有几个基本固定的吃食摊位,一个挨一个,有点熙熙攘攘的感觉。一个虾饼摊,卖油氽虾饼,冬天也卖萝卜丝陷的“铜鼓饼”;一个炒货摊,卖各种瓜子(葵花子、南瓜子、西瓜子)和长生果(带壳花生),瓜子有自己炒制的,也有批发来的芜湖傻子瓜子——当时傻子年广久正红极一时,是万元个体户的代表人物;一个烘山芋摊,天冷才出来,卖茅山出的红皮山芋,一只大铁炉子老散发着暖烘烘的甜味;夏天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卖棒冰佬,用一块积木有节奏地敲着棒冰木箱,叫卖着常州东风冷饮厂出的五分头奶油棒冰和四分头赤豆棒冰。

这里最大的一个摊头是面摊,卖面和馄饨,总是热气腾腾的,总共就一张长条桌,坐不下七八各人,生意好的时候常常要等座位。老板支着两只炉子两口锅,一口锅里是半锅沸腾的面汤水,用来下面下馄饨,另外一口大铝锅里常年熬着肉骨头汤——他只卖光面,白汤,没有任何浇头;馄饨是菜肉大馄饨,裹好了整整齐齐地排在案板上,上面盖着一块湿毛巾。有时想换换口味,我就不去物资大楼食堂吃午饭,来这里吃一碗馄饨,虽然说是青菜猪肉陷的,其实里面肉很少,倒是放了不少剁碎的“脂油渣”——熬过猪油后的肥膘渣滓,很香。


售票处的斜对面,是一座尖顶的基督教堂——恺乐堂,围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半掩着院门。文革后教堂重新修过一次,里面的长条椅子什么的都是新的,那时已经恢复基督教活动了,但是除了礼拜天,平时是很冷清的,几乎无人光顾。

恺乐堂的院门前,不定时地会来一个卖歌片佬,支着一辆单车,后架上面立着一个打开的木匣子,竖着的木匣盖板是一个挂满样片的玻璃镜盒,下面平躺的匣子里胡乱散着各色歌片。

歌片,是一种香烟盒大小的小相片,黑白相纸洗印,四周用花边剪刀剪成各色锯齿花边,上面印着流行歌曲的简谱和歌词,象风靡一时的苏小明、沈小岑、成方圆、王洁实和谢莉斯的二重唱;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歌,虾球传、霍元甲、上海滩等等;也有从“大众电影”杂志上翻拍的电影明星照,刘晓庆、唐国强、张瑜、郭凯明、姜黎黎、龚雪之类。来买歌片的,多是附近廿一中、廿七中的学生、主要是女生,一堆脑袋凑在一起挑挑捡捡的,生意很好。我只买过一张十大元帅在五十年代授衔时的戎装礼服照,这种老版本在文革中几乎销毁绝迹了,所以当时感到异常稀罕。


从恺乐堂通向广场的一侧人行道上,沿着墙根排着一溜小板凳,那里是一个固定的小人书摊,一直很热闹,来看小书的不但有小孩,成人也不少,有些是来文化宫看电影的,看时间还早,就花上二分钱在这里看一本小书,歇歇脚。有时小板凳不够坐,就拿张报纸一垫,直接坐在路边台阶上。

那时,我已经不怎么看小人书了,偶尔才会光顾下,主要是挑武打的看——那阵,正是痴迷武侠的时候。在这里看过印象最深的一本小书是《醉八仙》,那图画很像版画,黑白对比的效果十分强烈,却不是画出来的,书后版权页上故弄玄虚地特别注明是“用特殊方法处理”的。我捉摸了好久,还是悟出这本小书的制作方法了:这应该是一部电影的剧照,先用用录像机播放这部电影的录像带,再用傻瓜照相机对着荧屏翻拍,洗印成照片后,再用复印机复印成黑白对比分明的图片,配上文字,就成了!这比雇佣画家照着剧照画一本电影小书,要便宜许多。至于那部电影,我是隔了好多年才知道的——就是成龙主演的经典功夫片《醉拳》。

恺乐堂,1980年代初,蒋鈺祥摄影



只要天好,县学街口就有一个挖鸡眼佬出来摆摊子,他的摊子紧挨着小书摊,不远。

挖鸡眼的摊子很简单,两张油腻的肮脏矮竹椅,一张自己坐一张客人坐,一张很旧的小圆凳,上面垫块旧布供客人搁脚。旁边地上铺着一块白布,上面用毛笔画着一只粗劣的足底,标出许多穴位名称,有些地方用红墨水圈起来,代表鸡眼。旁边放着几个大小不等的玻璃瓶子,里面有许多挖出来的鸡眼组织,小若米粒大若黄豆,一头圆圆硬硬的,另一头散着许多根刺,都早就风干了,染得通红,样子很恶心。

挖鸡眼佬大约五十来岁年纪,戴着老花镜,套着护袖,穿一双旧套鞋——不管晴雨天,都是如此。他干活的时候,四周总有不少围观者,或站或蹲,看得津津有味——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挖鸡眼佬手上功夫十分娴熟,把客人的足底架好后,先用圆珠笔圈出鸡眼的大概位置,然后用一把修脚刀切去鸡眼周边老皮,就露出了环状的细圆鸡眼;接着,在鸡眼上点上一点红色药水——我估计是某种自制的腐蚀性药物,等药水泛出乳白色泡沫,就用一根削尖的针状竹签缓缓插入、轻轻转动,这样要反复插拔好几次;然后,用草纸将泡沫擦净,那鸡眼居然就从泡沫里脱落出来了;再拿纱布橡皮胶将创口处简单包扎下,穿好鞋袜,站在地上跺两下脚——还痛吗?——不痛了!

算账不是按鸡眼个数算的,而是按照挖出来的鸡眼的根刺数量算钱的,五分钱一根。他用一把铁镊子夹着鸡眼在一个小瓶子里漂洗一下,然后,就戴上老花眼镜,举着铁镊子细细地数上面有多少根根刺。一个鸡眼少说也有二三十根刺,毛估估至少也要个二块钱,当时,二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一碗面一角八分,一笼随号小笼馒头四角,二元钱已经能上饭店好好吃一顿了。
这活是个技术活,不累,就是有点脏,要捧那些南来北往气味迥异的脚掌——尤其是有些外地乡下人的脚,平时都不怎么洗的,那气味之重可想而知。不过那挖鸡眼佬可并不在乎,我亲眼看见过,他挖完鸡眼连手都不洗,用块抹布一擦,就拿起一块刚在滚油里氽过的葱油虾饼大嚼起来——习惯了,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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