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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伯父顾幼良先生 文/顾念怀 【编辑按语】本文是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精简版曾发表于《龙城春秋》杂志2000年第二期“往事情怀”栏目，题为《洁身自好 鼎力相助——追忆伯父顾幼良》；本文系根据1999年8月21日第六稿改定，为未删节的原文。由九十高龄的作者顾念怀先生授权，在顾幼良先生逝世49周年祭日刊载于本公号。
顾幼良先生（1907-1974） 我的伯父顾幼良先生谢世已26年了，他那音容笑貌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伯父个头稍矮，身材适中。年轻时剃个平头，一双有神的眼睛，不苟言笑，孩子们有些怕他；只有在晚饭喝点陈酒时方看到他谈笑风生，这是他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伯父为人正直坦率，一生助人为乐而不图回报。我们弟兄不幸的童年，全靠伯父鼎力相助，方才渡过一个个难关，得以健康成长，并受到良好的教育。 一 在我4岁时常州沦陷，从此民不聊生，百业凋敝。不久，更大的厄运降临到我家，1939年夏我父亲顾少鸿病逝，年仅31岁。留下我们6个不懂事的弟兄(大哥才10岁，我方6岁)。我母亲在巨大悲痛和焦虑的打击下病倒了，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伯父义无反顾地挑起照料我家的重担。他料理完父亲丧事后，先将我母亲送往上海治病，再将我们几个兄弟暂时寄养到亲友家，以后又请了我们叫她“四姨婆”的老太太来照料。几个月后，母亲从上海归来，模样大变，年仅30出头已显苍老，成了走路颤颠，双手无力，说话沙哑不清的残疾人，完全失去当年风采。一年后我祖母又病逝，临终前专门嘱托伯父:“良官(伯父的小名)啊!你要一只眠睛盯着你的弟妇和六个侄儿，另一只眼睛要盯着你的姐姐和三个外甥……”那时伯父家和我家的经济状况已每况愈下，姑母家由于姑父吸毒等挥霍，加上战乱中大部分房屋被烧毁，早已入不敷出。伯父要照管自家、我家及姑母家20多人的生活和操心10多个孩子的学业，这对年仅33岁的伯父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 父亲去世后，我家全靠将多余房子出租及不多的股息维持生计，在那物价飞涨的年代多亏伯父替我家苦心经营；他为我家专立了一本帐，逐一登记收支情况。凡家中日常用品添置、房屋维修等事项都由他一手操办。当时看到有的同学穿着府绸衬衫就十分羡慕，但我家的经济条件是不允许买这种成衣的，都是由伯父精打细算后安排裁缝到家中来缝制。尤其是记得每到开学时为筹备我们几个兄弟的学费，伯父总多少面露难色，表兄们的学费也常使伯父犯愁，但他都想尽办法解决了。只有大表哥戴绍荪为了帮助家中增加些收入，不得巳中断了学业，由伯父转辗托人让他进入上海某印染厂工作，抗战时该厂倒闭，大表哥失业回常州；伯父邀请亲友集资办了一家很小的“天马皮鞋店”，使大表哥有一安身之处。 小时候家里卫生条件很差，我们几个兄弟常生病，伯父粗懂医学，因此一般感冒、腹泻、疖子等小毛病都由伯父家中的常备药治疗。我和四弟顾念源上小学时患沙眼，伯父领我们去医院治疗，途中还风趣地说:“这回真是搀瞎子了。”在我10岁时颈后正中长了一个疖子，伯父说这是要害部位，不敢怠慢，马上领我到一位中医外科医生处开刀治疗，得以很快痊愈。最严重的是在我17岁时得了伤寒，伯父深知其危险性，边请医生治疗，边告诫母亲特别注意调剂饮食和静养，两个多月后终于痊愈了。二哥顾念贻小时候患肺炎，发高烧抽风，十分危险，是伯父请来老中医为他扎针才救了一命。在二哥11岁时又得了急性白喉，是伯父冒着阴雨雇一辆黄包车亲自送去医院，及时治疗转危为安。正是有了这位好伯父才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兄弟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解放后我们五兄弟(我的一个弟弟顾念志于解放前去世)都在外地工作，因此照料母亲的担子又落在了伯父的肩上。尤其是1969年以后，母亲身体日渐衰弱，行动更加不便，就一直在伯父家搭伙；那时每天伯父都要在炉子上烧好开水，提到母亲房间为她灌热水瓶，直到1971年母亲病逝为止，伯父一直拖着病弱之躯尽力照顾我那残疾的母亲。 二 伯父一贯重视我们的学业，每学期的成绩单必须交他审查，发现成绩不好少不了要挨批评，虽言语不多，却让我们感到羞愧而牢记心中。四弟上小学四年级时，出于好奇心，一次跟着邻居去看钓鱼，耽误考试，算术得了“0”分，伯父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使他触动很大，从此发奋用功，小学毕业考入省立常州中学。 伯父在解放前从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甚至不让子侄进学费较便宜的省立第八中学，因为那是一家有汪伪政权背景的中学，他宁可多付学费让他们进较好的私立中学。日占时期的中小学被强制学日语，太平洋战争后，伯父看清了日本侵略者必定会失败，英语必定有用，于是他亲自教子侄们学英语。 伯父早年毕业于上海某教会中学，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二哥进省常中后英语学习较吃力，伯父就每晚检查他的英语学习情况并给予辅导，使他很快跟上进度。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时因病耽误了一学期，需要跳级直接考入初一下学期，否则就要面临留级，我其他功课尚可应付，但没有学过英语。伯父当时因患淋巴结石手术后还在卧床，说话也十分吃力，但他强忍着病痛，每天至少教我两个小时，坚持了一个月，使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关。 每到暑假，伯父总是安排子、侄、甥们进补习学校，或请家庭教师给补习功课，使我们在假期中不致荒废学业且能有所进步。他还送我们去远房叔公顾雄藻老先生家补习古文，顾老先生古文造诣很深，爱好文学的大哥是最大的受益者。 伯父关心我们学习的同时，十分重视对我们的品德教育，凡有越规行为，他总是严加训斥并予以制止。幼弟年少无知，一度受人诱惑夜间在外赌博，伯父知道后，在寒冬深夜披了件大衣守候在侧门等他回来，经过多次劝导，使其回归正途。伯父常以亲友中那些不求上进、腐化享乐、染上吸着嫖赌等恶习造成家破人亡的教训来开导我们。平时要求我们放学后要按时回家，不许和缺乏教养的孩子交往。他买了羽毛球拍，还利用家中废木板拼成简易的乒乓球台，让我们学习之余能在家中娱乐活动。 解放前在家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伯父毅然送大哥顾念祖和表哥戴树荪去上海读大学。解放后，我们兄弟、表兄、堂兄绝大多数都受到高等教育，成为国家有用人才，他们中有教授、高级工程师……，特别是大哥顾念祖在上学期间就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后进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于80年代先后担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1993年当选为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被聘为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顾念祖（左三）、顾念怀（左二）、顾念源（左四）、顾念本（左一），约1960年代早期 三 伯父一生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且有热心助人，在亲友中很有威信。谁家有了纠纷（如分家等）或困难，都愿意求助于他。伯父乐于助人，为亲友们承担了很多额外的义务；至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更是他身体力行的一贯准则。 有位我们称她“太婆”的远房孤老太太无依无靠，伯父便将她接到家中赡养，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养老送终。我小时候常看到一些贫穷的孤老太太到伯父家，伯父总是以小辈身份尊重她们，招待吃饭并给予接济。有一位姑婆的儿子是弱智，伯父安排他去看栈房以谋得生计。 伯父有一位原在上海工作的远房堂兄，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事中其住房及家产全部被日寇飞机炸毁，孤身一人逃回常州投奔伯父，当时还在湟里乡下避难的伯父对他讲：“你放心，我有饭吃便有你的饭吃，我有粥吃也有你的粥吃……”给他凑了一百多元钱安家，并帮他找到工作。解放前，伯父任鼎恒元糟坊协理时，店中有一陆姓年轻职员吃苦能干，靠他挣钱抚养老母和弟弟，无力成家，伯父把这位职工当作亲人一样热心为他找对象，并将家中客厅腾出部分空间作新房，为他们举办婚礼。 伯父对吸毒恶习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唯一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吸毒败家子而葬送了一生。从此他积极宣传戒毒，并付诸实际行动。他为帮助一友人戒毒，耐心规劝，且与之约法三章予以强制戒毒，将他关在阁楼上，每日三餐和大小便由专人负责，不让他下楼，经一个多月的坚持，终于使他彻底戒了毒，挽救了他及其全家。在那腐败黑暗的旧社会，伯父曾规劝和帮助过七位亲友戒毒。 解放前，他从不涉足藏垢纳污之地，也决不与敌伪、权贵同流合污。省立常州第八中学是一所有汪伪政权背景的学校，尽管学费较便宜，但伯父决不让进这种学校，宁可付较贵的学费进入较好的正衡中学和私立常州中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当局在中学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伯父一再告诫子侄们专心学业，抵制一些不良影响。 1950年和1951年，四弟和我相继抗美援朝参干，伯父表示支持，并为我们送行。那时我刚从省立常州中学毕业，居委会召开欢送会，伯父知道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下讲过话，毫无经验，于是他专门教我应怎么讲、讲些什么。临行前，伯还送我一块手表，一直伴随我十几年。
晚年的顾幼良先生 约1970年代初 四 伯父一生助人所做的好事无法精确统计，但是他从不宣扬，也从不要求别人回报。他晚年境况其实相当窘迫，公私合营时他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把自己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孰料文革开始后原本的给资方的定息停止了，他每月仅56元工资难以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只能靠变卖家俬弥补。60年代晚期他患胃癌，因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而放弃了手术治疗，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伯父仍不想求助于人，本来他完全有权利要求过去受过他帮助的人——尤其是得到过他莫大恩惠的侄甥们给予支援，由此更反映出他的高尚品德。 我自参军后不久，便从事国防尖端事业，参与了“二弹一星”建设，很少回常州老家，1964年回家探亲是与伯父最后一次见面。“文革”期间本人受批斗、进“牛棚”，又以留党察看的“带罪之身”发配到干校，从此与家中断了联系，连母亲、伯父相继去世的消息都是几年以后才知道，成了我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深感自己对天地间最大的亲情领悟得太迟了，只有以此文表达我对伯父的思念和敬意。 【作者简介】
顾念怀（1933-），江苏常州人，毕业于省立常州中学，1951年入读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张家口），1952年转入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1958年毕业后在国防部五院教导大队任教员兼技师；1959年在国防科委第20训练实验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事遥测工作；1965年转业到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青海金银滩），参与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工作；1973年调任天津764厂高级工程师，1987年回家乡常州，任托利多衡器公司高级工程师。曾获核工业部颁发的“两弹一星”荣誉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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