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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老喇嘛的弟弟家干活，无论是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家的姑娘总跟着他，特别亲近他，吕仁礼逐渐看出这名藏族姑娘的心思，但他一心要找部队，回延安。 1936年12月30，红军五攻占高台城。第二天下午，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趁红五军立足未稳，纠集了四个旅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并发起猛烈进攻，红五军与近十倍的敌人孤军血战八个昼夜，其战斗的激烈程度是红军长征以来罕见的，红五军打退敌人近30次进攻，损失严重，弹尽粮绝。 当时，马步芳、马步青是统治西北的残暴军阀，有一定的武器战力，又有地缘优势，敌人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给养。 而西征的红军经过长征后，还未得到足够的休养，物质条件极差，武器弹药匮乏，又孤军深入敌地，未能得到及时增援与补给，处境极其险恶。 1937年1月18日晚，高台城火光冲天，城内厮杀声鼎沸，马匪攻占了高台城。两日后，城内的枪声稀疏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多名高级将领及2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仅少数指战员突围出来。那晚激战中，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当即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吕仁礼醒来了，发现自己已被敌人俘虏了。随后，敌人将吕仁礼与被俘的红军押往西宁。 寒风刺骨的一天，马匪骑兵押着吕仁礼等一队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红军战士行走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区，在途中有二十多名因重伤无法行走的红军战士遭到马匪的屠杀。战士们目睹敌人的残暴，愤恨地红了眼，又痛苦落入敌手的无能为力。 数日后，马匪押着吕仁礼等三十多名红军指战员到达大通县。当日深夜，吕仁礼上厕所，发现敌人的看守松懈，只在院里布置游动哨。吕仁礼与几名战友商量一起逃跑，但这些战友都是腿脚负伤，行动不便，只能放弃。拂晓前，在战友的鼓励下，吕仁礼再次上厕所寻机逃离。 当看到游动哨兵睡着了，吕仁礼飞快跃上屋顶，跳下朝村外狂奔，万幸，敌人没有追上来，吕仁礼跑到一处山坡躲进一个小山洞。中午，吕仁礼遇到一位在山腰干活的汉族老妈妈，老妈妈带着吕仁礼回家，吕仁礼在老妈妈家里吃了一顿热饭并住了一晚。 第二天，老妈妈送给吕仁礼一些御寒的衣物，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吕仁礼挥泪辞别可亲可敬的老妈妈，向东、向着延安的方向走去。 沿着山路行走八九天后，吕仁礼下山讨饭，遇到一位会说汉语的藏族老喇嘛。老喇嘛收留了吕仁礼暂住在寺院，老喇嘛每天除了念经就是找草药给吕仁礼医治伤病，吕仁礼则帮老喇嘛干些捡干柴、打水，做饭的轻活。 一个多月后，吕仁礼身体痊愈，于是向老喇嘛辞行。老喇嘛看着这名眉宇俊朗的年轻人，有了私心和打算，当时救下的这名年轻人身负重伤，眼神依然坚定果敢，衣衫褴褛，言行又温良有礼，与那些野蛮凶残的马匪截然不同，看出这是一名红军战士。 在相处的这段日子，老喇嘛认识到这名年轻人有才识、思想进步，懂很多道理，应是一名红军军官。 老喇嘛和蔼地对吕仁礼说：“你伤还没有全好，先去我弟弟家帮忙，等把青棵种上再走。”老喇嘛是一位穷喇嘛没有牛羊，他弟弟也是穷苦人，住在离寺院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只有三间破土房，一点山坡地，十几只羊，哪有什么活干，但他弟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这就是重点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喇嘛要为他的侄女搭鹊桥牵红线。 吕仁礼为了报恩，就去老喇嘛弟弟家帮忙干活。吕仁礼在老喇嘛弟弟家的二十多天里，无论是去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家的姑娘总跟着他，唱歌跳舞，特别亲近他，吕仁礼逐渐看出这名藏族姑娘的心思。 一天，老喇嘛的弟弟和弟媳提出让吕仁礼当上门女婿，吕仁礼一心只想找部队，回延安，于是婉言谢绝了。老喇嘛和弟弟一家没有强留吕仁礼，而是为吕仁礼准备了干粮，老喇嘛带着吕仁礼爬上山顶，为吕仁礼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及路线，吕仁礼千恩万谢地告别了善良的藏族同胞老喇嘛一家。 1938年4月，吕仁礼随着一群逃荒老百姓渡过黄河，到达固原县。在回延安一年多的路途中，吕仁礼在老百姓的帮助及掩护下，躲过马匪的搜捕，一路乞讨，帮人干活，活了下来。 一天中午，吕仁礼在路边休憩，遇到了红军五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两名在高台城浴血奋战、生死与共、幸存下来的红军指挥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痛哭。高台城被马匪攻占那晚，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左腿负伤，不幸被俘，送到国民党九十七师当兵，最后逃了出来。 次日，俩人在镇原县找到了八路军三八五旅。1938年5月初，吕仁礼和张力雄回到延安。 红军西征是解放军军史上一次最为悲壮的征程，少数幸存的指战员在找部队回延安的路上更是九死一生，历尽艰辛苦难。但身上流淌着长征精神的红军指战员是不会被任何敌人，任何艰难险阻压倒的，远方那面风展如画血染而成的旗帜、心中那份矢志不渝的信仰，是他们勇往直前的动力。 吕仁礼 参加过百团大战、兰州战役，1961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张力雄 参加过中原突围、淮海战役，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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