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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成化官窑存世品不多，且以精品为主，今日所见多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成化官窑瓷器，器形小巧，青花淡雅，五彩妍丽，修坯、施釉等尽皆有度，因此成化官窑以高品质的形象深入人心，其中又以成窑斗彩鸡缸杯与成窑天字罐最为出名。据《万历野获编》中所记：“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倾来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为吐舌不能下。”鸡缸杯流传至百年后身价高涨，后人不免将“精美”、“高品质”、“值钱十万”与“价格昂贵”等名词与成化官窑比量齐观，然成化官窑并非件件价昂。今日对成化官窑的了解均基于明代的文人笔记记载，实物则依赖清宫旧藏及20世纪以来景德镇御器厂考古发掘的出土物，除此之外，清代的一些资料，如《宫中进单》，亦为我们了解成化官窑提供了一条途径。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对清代工艺美术的研究多有帮助，本文着重观察了当中清代成窑的进贡情形，并借助《宫中进单》的进呈记录，以进贡最盛的乾隆朝为典型研究对象，希望通过个案的解读，深入探讨民间社会对成化官窑的认识。乾隆皇帝雅爱艺术，进贡器物当中不乏“成窑”礼品，除了真确为成化时器，大部分从名目上看，与今日所见成窑产品大有出入，本文所探讨的不是那些已知的，与标准相同之器，而是偏离标准、和现实有所误差，甚至相去甚远的边缘化器物。我们可以从模糊边界中探寻成化官窑的核心概念，并观察民间在接触成化官窑实物的机会远远不及宫廷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形成成化官窑概念的。 世人在晚明笔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成化官窑重彩、重绘画的印象，其有别于以往单色釉或多色彩料的颜色装饰方式，成化官窑成就了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波色彩革命。相较于宣德五彩，成化时研发出了更多的彩料种类，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成化斗彩，然而于清初之时，由于传教士来华，引进西洋彩色原料及技术，并加入“调色盘革命”的成果，逐步实验，形成了第二波色彩革命，正处于如此时代背景的成化彩瓷又该如何面对新一波色彩革命的挑战？又是如何来塑造其自身形象的呢？   二、《宫中进单》所见成化官窑 成化官窑品牌形象的建立，自有其历史淘洗累积的过程，学者蔡和璧女士曾据时间顺序排列相关文献，企图以史料勾勒晚明至清初这一形塑历程的轮廓，其中以张应文《清秘藏》之记载为首： 又有元烧枢府字号器、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龙泉章窑之下。 因《清秘藏》成书约为嘉靖、万历时期，蔡氏便推定此时的成化五彩葡萄杯能与元枢府和永乐青花杯并列，不过尚列于龙泉章窑之下。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张应文的行文脉络，成化五彩葡萄杯之评价固然在龙泉章窑之下，但“当朝”之陶瓷制作质量，已有资格与“古器”竞逐优劣，也因此，万历中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认为成化窑器冠绝古今，便可视为这一脉络下的发展：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贵成窑，出宣窑之上，盖两朝天纵，留意曲艺，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样皆作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至斗鸡、百鸟、人物故事而已。又同书记录： 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除此以外，同时期万历十九年（1591）出版的高濂《遵生八笺》记载： 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蒲萄撇口扁肚把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彩齐筋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余意青花成窑不及宣窑，五彩宣庙不如宪庙，宣窑之青乃苏浡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此余评似确然允哉。 万历中期开始，成窑的地位有所提升，从嘉靖、万历时期低于龙泉窑，与宣德窑并列的地位，到此时地位已然超过宣德窑。本文前面提到的成化五彩葡萄杯，到万历中期时已形成成窑各酒杯之冠，次为鸡缸杯，再次则五供养浅盏、虫鸟小盏、青花酒盏、齐筯小碟等，至于鸡缸杯这时才首次出现于文献排名中。到了明崇祯八年（1635）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 成窑之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酒盏、薄才如纸。葡萄 杯、五色，敞口匾肚。齐筯小碟、香合、小罐，皆五彩者。成杯，茶贵于酒，釆贵于青，其最者斗鸡可口，谓之鸡缸。神庙、光宗，尚前窑器，成杯一双，值十万钱矣。成、宣 杯，俱非所贵。 崇祯年间之后提及成窑的文献泰半大同小异，传抄因袭，杯类依然罗列，不过评价排名最高改推鸡缸杯，葡萄杯不再是首指。自此，成化官窑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及“白金五镒”等评价遂与其相互连结，加之文献中屡赞成化彩瓷优于青花。宣德时使用的青花料苏泥渤青，至成化时不再进口，因此改用本土的平等青料，呈色深浅与晕染效果不同，自然认为成化青花不如宣德青花。又茶杯比酒杯珍贵，然而靶杯，无论成、宣，皆非所贵，此处可见，成化官窑瓷器的地位也随时代而变动，晚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成化官窑地位由下而上提升，绝非件件价昂，金贵者本为葡萄杯，万历中期又变为鸡缸杯，成化彩瓷鸡缸杯的地位于焉形成。   直至清代，成化官窑形象逐步强化，但强调成窑绘画彩瓷作品的价值之风渐成。如清代《景德镇陶录》所记： 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青用平等青料，不及宣器，惟画彩高轶前后，以画手高，彩料精也。郭子章《豫章陶志》云：“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名式不一，色深浅莹洁而质坚，五采齐著。小碟、香盒、小罐，皆精妙可人。”唐氏《肆考》云：“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明末已贵重如此，按昔论明瓷者，首宣、次成、次永、次嘉，然宣彩未若成彩，其点染生动，有非丹青家所能及也。” 文献以为成化官窑于晚明已然“值钱十万”，“以五彩为上”，五彩的目的是为了绘画，“画手高，彩料精”，《景德镇陶录》录《豫章陶志》以描述鸡缸杯绘画的生动，且在提及其他品种的成化官窑产品也明白指出装饰主 题——说明成化官窑以其高度绘画性的艺术特色卓越于有明一代，并以各种颜色烘托绘画的写实性。又晚明袁宏道《瓶史》有载： 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故知瓶之宝古者，非独以玩。然寒微之士无从致此，但得宣、成等窑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谓乞儿暴富也。可见纵使现今少见的成窑瓷瓶，只要冠以成窑名号，泰半可以售之高价。晚清的郑板桥诗云：“东家宣德炉，西家成化瓷。”小杯仍是成窑产品中的精品。  以上是从文人笔记出发分析成窑在社会上的形象，而清代的《宫中进单》等材料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宫中进单》指的是清代臣下为了祝寿与节庆等目的进贡给宫内的礼物清单，进单亦称贡单。王公臣工的定期进贡，进贡者身分规定严格，并不是所有的臣下都具备上贡的资格，除占绝大多数的督抚、织造、盐政和关差等循例进贡外，还多见侍郎与繁臬等逾格进贡，其他人员官品不合资格者只能委托他人代进或转奏。 近年来《宫中进单》的发表仍未广泛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少数探讨进贡的研究在贡单系统发表之前便曾援引一手材料。《宫中进单》的发表以乾隆一朝最为详细，材料量大，较能全面体现乾隆朝器物进贡的情况，因此以下选择乾隆朝贡单系统作为研究切入的起点。就乾隆贡单而言，成化官窑产品虽然不是在贡单上出现最频繁的名词，但也多有进贡。成化官窑列为古董，但其真伪并非乾隆朝宫廷决定收退的唯一标准，倘若“真品”宫廷皆收，或者精确一点说，与当今认知的成化官窑特色所相符的品名能受到乾隆朝宫廷的青睐，那么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乾清门侍卫玉林进贡“成窑三彩梅瓶成件”、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伊龄阿进贡的“成窑五彩太平尊成对”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额尔登布进贡的“成窑五彩奔巴壶成对”等能入选，便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太平尊是清代才出现的器形，贲巴壶亦如是。此外，连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丰伸济纶上贡的“成窑大吉瓶成件”也入选，交外养心殿。大吉瓶相当于葫芦瓶，由于器形若“吉”故名，于瓶身书写“大吉”二字，寓意大吉大利，是清代常见的器形。 贡品除了方物与食物以外，只有少部分为宫中所纳，绝大多数会被退回。食物列于贡单的最后，布料亦同，皇帝往往马上指示转送对象，将收下的食物赏赐给其他臣下，收下的器物会在贡单品名上写下着“某人”送进京交“某内官”交“何处”。如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二，江兰代父江正大呈进贡单，贡单最后附写“进单，陈设”，明白指示收下的礼物交入宫内陈设；相对地，没被收下的器物贡品交回原贡者，但不断在翌年、越明年，甚至四年、五年，同一位进贡者重复进贡。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如乾隆四十六年福隆安之母进贡品中包含“成窑方鼎成件”和“成窑宝莲罇成件”两项与成窑相关的器物，此两项是当回少数未被收下的礼物之一，然而于进单的最后竟难得一见地附上“因福隆安之母生辰，全收”字样，大概是最后看到进贡者，因而临时改变想法，决定全收。福隆安生母并不具备进贡之资格，是以福隆安代其母进贡，但这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 宫廷收下的成化官窑礼物中，多为花器，这与现今对成窑的认知也有所出入。花器绝非成窑主体产品，以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六苏赫讷进贡的“成窑花囊成件”为例，花囊一组两件，用于摆置尖底瓶，免于倾倒，若遇瓶底宽大时，则取下上层，两层相叠，形似盘座，可接瓶中溢出的水；另有一种花囊，本身可直接供插花用，多为扁腹，口部较粗大，可插较多的花枝。除了花囊与成窑附会以外，还有花尊。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长芦盐政西宁同时进贡“成窑百禄花尊成件”和“成窑五彩花尊成件”，前者未收，后者交外养心殿。成窑并非没有花器，然花器只见于考古发掘品的青釉器，但不见于传世品之列，遑论花器成为成窑主要产品了。 更醒目的一点是，“成窑天字罐”之名从未在贡单之中出现。这种多配平顶盖、高约11到16厘米的小罐，使用斗彩技法。罐底正中釉下青花书“天”字，其特属于成化一朝，未见于其他时期，竟没有一件进贡宫廷，的确耐人寻味。或许正因为成窑天字罐的稀少，不见于宫廷之外。但再仔细检索乾隆朝贡单，会发现“成窑香罐成对”或者“五彩香罐成对”等类似记录多次出现于多罗和郡王绵偱的上贡清单之中，可知此种贡品虽然每每被退，但仍年年进贡。 从乾隆朝贡单几例关于“成窑”的进贡，可知几项名为“成窑”的瓷器，却不一定与现今认知的成化官窑相符，绝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成化官窑，不过冠以“成窑”之名的往往还与成窑的特点相关，如彩瓷和盖罐等。 民间在无法窥得成化御窑的情况下，从明人笔记的记载认识的成窑，对其彩瓷、小器形与高品质等特点的掌握，形成对成窑的另一种诠释。而清代时期的釉上彩瓷发展出新技术的改革，又以新兴的珐琅彩及洋彩描绘、模仿成化御窑。我们不妨试作推测，究竟清代如何在新方法的技术下对经典的成窑进行复古与创新？清代瓷器的工艺装饰体系中，原有的五彩、斗彩及新兴的珐琅彩、洋彩，该如何重新分配釉上彩的装饰版图？既然珐琅彩与洋彩能掌握的色彩变化更多、更广，那么原先的五彩又该如何自处？ 三 成化斗彩与清代釉上彩瓷的竞争关系 成窑的一大特色为斗彩，从前文的结论看来，成窑彩瓷的特色重复被强调，在贡单当中几乎已经变成五彩，即传统釉上彩瓷的代名词。斗彩之名始于清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 彩色：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填者，青料双钩花鸟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其五色泽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 此前未见“斗彩”之名，而以“五彩”之名唤之： 成窑淡描五彩，精雅绝伦，有鸡缸杯、高士杯、锦卉堆各种，是内用澹青镶方款。今（清代）仿造者，曾入洋色尤为鲜艳。 而且在乾隆朝宫廷中的称唤亦是如此： 二十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青花白地成窑高足茶钟一对，随双连架一件；青花白地成窑茶钟一对，随架一件；成窑五彩高足酒钟二对，随铜胎镀金鞔黑羊皮描金四层架一件；成窑五彩高足酒钟四对，随金胎镀金鞔黑羊皮描金双层架一件。”传旨：此钟架做法甚好，俟后再做时照此钟架样式做，比此钟架样式再好些，想法做，再向乾清宫挑选上好茶钟、酒钟、托碟等亦照此架样式做法。钦此。于本日 ，司库刘山久、 七品首领萨木哈向乾清宫挑选得 ：成窑五彩荷花靶酒杯二件、成化五彩莲花靶酒杯二件 …… 成化五彩小碟二件 …… 于乾隆三年正月初三日 ， 司 库刘山久持 ，进交太监毛团、 胡世杰、 高玉呈览 。奉 旨 ：俱配架 ，做入多宝格 ，钦 此 。于乾隆三年二月十五日，司库刘山久将交出青花白地成窑高足茶钟八对，并乾清宫挑出成化五彩荷花靶酒杯等十四件，俱配得架座，入多宝格，讫。   若不论青花线勾勒轮廓，则斗彩也属于五彩的一种，然而“五彩”一词在贡单当中不仅指称成化斗彩瓷一种。长芦盐政天津总兵官吉庆于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进贡的“五彩喀丝宝座垫成件”和“五彩绣墩绣垫四对”这里的“五彩”指的是彩色丝线；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宁郡王恭祝万寿的“五彩玛瑙仙芝水盛”等，这里指的当然是玛瑙；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江兰进贡“五色玻璃燕碗二百个”，这里显然指的是玻璃；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多罗裕郡王亮焕进贡的“五彩扇套二九成匣”和“五彩香袋四九成匣”，所指为扇套与香袋等布料；又造办处员外郎王慎德进贡的“五彩海棠牙花成盆”，这里指的只怕是染色的象牙。 贡单中出现的另一高频词汇为“翡翠”，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蔡新进贡“成窑翡翠象耳尊成件”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阿肃上贡的“翡翠石榴尊”，此两种器形较为常见于龙泉窑系一类的青釉器，那么翡翠有没有可能指的是龙泉青釉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若所指为龙泉青瓷，则贡单上会直书“宋龙泉”，那么“翡翠”二字应是另有所指，又根据同为清代成书的《南窑笔记》记载： 法蓝、法翠二色，旧惟成窑有，翡翠最佳。本朝（乾隆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今仿者甚夥。   《南窑笔记》成书于乾隆时期，当时称法蓝或法翠的低温釉制品为翡翠，现又名翡翠蓝或翡翠绿，前者较后者多了一项青料的成份，又云山东琉璃窑： 其均窑及法蓝、法翠，乃先于窑中烧成无釉涩胎，然后上釉，在入窑中复烧乃成。惟蓝翠一火即就，均釉则数火，乃得流淌各种天然颜色。 法蓝为低温铅釉，先经素烧，第二次上低温铅釉再烧一回，烧造原理类似，此说源头在山东，又有陶司马驻昌南监造，始于金、元的北方地区，清代亦有仿烧制品，而更具特色者为仿低温法蓝的高温琉璃釉。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另有一条额尔登布的进贡记录，乾隆四十七年进贡上交热河的“翡翠地洋彩太平有象香盘二十件”等物什，此处翡翠地洋彩所指应为洋彩制品内壁以湖绿釉仿造铜胎画珐琅内侧的蓝绿颜色，不是龙泉的青绿色，更不是翡翠蓝的釉色了。于是，“翡翠”为翡翠蓝之色，而“翡翠地洋彩”指的是湖绿釉色。从五彩到翡翠，从釉上彩到单色釉，举凡与颜色釉相关者，无论与成窑彩瓷远近亲疏，也都冠上成窑二字，足见彩瓷为成窑的重点产品之一。 成化朝时处明代中期，然于明晚期之际，成窑产品已身价倍涨，成化官窑制品闻名并非偶然，其品质“色深浅莹洁而质坚”，其小型器具“皆精妙可人”，其斗彩奠基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出土宣德五彩鸳鸯莲池纹盘、萨迦寺藏宣德五彩鸳鸯莲池纹碗、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和御器厂出土正统斗彩鸳鸯莲池纹碗等，另有只绘青花轮廓线的半成品，恰巧母题都是鸳鸯莲池纹，与成化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比较基础相当。  成窑彩瓷较宣窑彩瓷突出的特点在于彩料的运用，“宣德五彩深厚堆垛”，大量使用古大绿以及矾红，“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以苦绿（草绿色）和水绿（淡绿色）为主；再谈宣德五彩的釉上彩使用红、绿、紫、黄等色，但绿色只有深绿一种，紫色也只有丁香紫一色，釉下青花以苏渤泥青发色，深刻且浓厚。反观成窑斗彩，绿色分深绿、苦绿和水绿三种，紫色分茄花紫和丁香紫两种，色阶更多变化，釉下青花平等青发色淡，讲究画工，画线起笔与结束处若不细看则无法察觉，故明晚期开始的评论皆以成窑彩瓷更为出色。 如果称呼成窑斗彩为釉上彩瓷的第一波高峰，那么彩瓷的第二波高峰则在清代早期，其动力则为外来颜料的引进。景德镇彩料借鉴来自西洋的玻璃料与珐琅料，由于金红与砷白的存在彻底决定了呈色的不同，将原本以蓝绿色为主的基调（famille verte palette）扭转为以玫瑰色为主体（famille rose palette）的“调色盘革命”， 这一波关于清早期彩瓷定名的讨论，从廖宝秀策划的《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特展替乾隆洋彩正名开始，此后关于珐琅彩、洋彩与粉彩三者区别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从科学成分化验、文献或其他各方面来探讨 ，研究清代工艺品的学者们都以辨认不同种类釉上彩瓷为最大努力目标。有了色阶的最大限度，便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技术，釉色模仿物体表面的质感与光泽，配合器形变化衍生出像生瓷的发展，如乾隆朝贡单中“随像生花”花”，指的可能是以象牙、金属或通草做的假花，除此之外，还有的以陶瓷模仿青铜器、漆器、玉石和织锦等的表面质感。  正因为如此，成窑斗彩与清代釉上彩的守备范围则有了重叠，甚至清代色彩能力的扩张大范围地包含了成化斗彩所能做到的可能性，然而成窑斗彩并未因此被击败，而是成为范式之一，被复制、模仿。成化官窑的特色因之渐显，其以彩瓷为上，细致的工艺，绘画性优于图案性的特质逐渐强化，如乾隆时期仿造的鸡缸杯，其上另有乾隆御制诗《成窑鸡缸歌》：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殷周鼎彝世颇多，坚脆之质于焉辨。坚朴脆巧久踅分，立德践行义可玩。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透彩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牝鸡逐队雄鸡绚。金尾铁距首昂藏，怒势如听贾昌唤。良工物态肖无疑，趋华风气随时变。我独警心在齐诗，不敢耽安兴以晏。鸡缸杯于诗结尾处以红彩描绘三横乾卦以及单线“隆”字方框篆款，两印合念为乾隆，乃乾隆常用印，底落“大清乾隆仿古”款。乾隆鸡缸杯除了直口，直腹微曲的杯形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敞口，斜腹微曲略有不同之外，其在鸡尾使用，淡粉红色用于人物身着服装，得益于“调色盘革命”之后才出现的新颜色，相同的作品亦见于大维德基金会（Percival Daved Foundation）收藏，两件相同款识，首都博物馆也藏一件与此同者 。 此外，康熙朝也模仿过斗彩鸡缸杯，器形与纹饰与成窑几无二致，底书“大清康熙年制”。斗彩葡萄杯当然也会被仿制，雍正斗彩葡萄杯，虽落“大明成化年制”双方框楷款，然运笔特色与成化朝款识不同，以近乎芝麻色的淡紫彩以及红彩点画葡萄，地平面与土石的青花轮廓内侧渲染，意图营造出厚度或明亮面的效果，此处则是与成窑最大的差异，其增强物体阴暗面差异的方式，是以清早期拿手的色彩模仿成化朝瓷器擅长的图景画面。 除了文献中的精品成窑，还可见清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花蝶纹盖罐，以团花排列组合的方式装饰，叶也用深绿色与草绿色两种不同深浅的绿呈现阴阳面，乃仿成化斗彩团纹盖罐，其以白地画珐琅多彩模仿成化斗彩做法的企图相当明显，罐足装饰为成化时期新创的“落花流水”母题。明中期漆器上也出现过此等少见的图示，雍正朝亦有落花流水纹抱月瓶，枝头上的花朵以红彩绘花瓣边框，另在瓣尖点色，这种别于成化时期平涂彩色的方法，反在瓣尖点缀，应是西洋画法传入中国后影响中国绘画概念及技巧之后的作品。其强调物体的明暗及立体感，特别在乾隆时洋彩上尤能见到如斯影响。上述手法，都是不见于成化彩瓷的画面细节营造感。《活计档》记录中曾提到雍正三年（1725），皇帝见成窑五彩罐一件，下令据此样式烧造珐琅及瓷器五彩罐，这件画珐琅作品有可能就是档案中指涉雍正朝仿成窑五彩罐之作品。另一例为乾隆四十年《活计档》记录： 十九日，员外郎四德、库长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胎西洋法琅碗一件，随楠木匣一件；铜胎西洋法琅花篮一件，随楠木匣一件；铜胎西洋法琅钵盂一件；铜胎西洋法琅方卤铫，俱系康熙御制款。铜胎西洋法琅杯盘一分系雍正年制。铜胎画法琅仿成窑花样盖罐一对，随楠木匣；铜胎画法琅包袱式盖罐一件，随楠木匣；铜胎画法琅壶一件，随楠木匣，俱系雍正年制。传旨，将法琅钵卤铫杯盘各配楠木匣盛装，得时并法琅壶、碗、花篮、罐俱发往粤海关，交德魁照样各成做一件，不要广法琅，务要洋法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钦此。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粤海关监督德魁送到法琅器十件，随做样法琅器十件持进，交太监如 意呈进，交干清宫做样法琅器配匣，另有记载，讫。 乾隆四十年北京派实物样给粤海关，仿如上雍正“铜胎画珐琅仿成窑花样盖罐一对”照做一件，并交代“不要广法琅，务要洋法琅”。这批复制工作花费的时间较长，历时两年，施静菲认为复制成品为“清乾隆铜胎广珐琅仿斗彩花蝶纹圆盖罐一对”。 清雍正斗彩莲花梵文杯，侈口，尖唇，斜直壁，下腹近足处斜收，圈足，外壁装饰斗彩转枝番莲，八朵莲花上各托一梵文字，底绘一圈如意云头纹，杯底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双方框楷款，对照唐英《陶成纪事碑》的记载，雍正官窑有“仿成化五彩器皿”之作，此器或属其中之一，同时，部分成化斗彩壁薄如纸，器形与成化朝暗龙戏珠白瓷杯雷同，然近足处径较大，雍正仿烧亦有如此品般能与之相媲美者。器形与构图皆形似，近足处装饰如意云头纹一周稍有差异，体现明清两代装饰纹样的不同。杯壁主纹缠枝藤蔓围绕莲托梵文经咒种子文字，成化杯草绿蔓枝，雍正杯只以釉下青花表现藤蔓，蓝绿色点缀叶面，釉上绿彩与黄彩颜色极淡，反衬釉下钴蓝与釉上红彩的显色。其他关于清代早期官方作坊仿制成窑作品的案例仍有很多，青花和五彩皆有仿制，纹饰包含葡萄纹、灵芝团花纹、人物与秋葵纹等。 清代以其最大限度的多样色彩对成化彩瓷进行描摹，能以传统五彩模仿成窑斗彩，也能以铜胎画珐琅再制，在色彩多元性基础上，第二轮色彩革命已然于第一轮色彩革命的基础上悄然奋进，而成化彩瓷以葡萄杯与鸡缸杯为代表的高绘画性作品，其绘画与瓷器相结合之典范，却已然于第二波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变革之前，树立了难以超越的高标。 四 结语 乾隆朝贡单中，多笔冠以成窑知名的贡品，或为成窑珍品，然大部份绝非成化官窑，其表现出宫廷之外，不容睹成窑真容的现实，也在晚明至清前期的阶段，逐渐形成世人对成窑的想象及概念。 17世纪以降的英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一种现象，即指称康熙朝或清代的花瓶为明代青花瓷，这般错误也许存在着认知判断的偏颇，然而从这些模糊的认知边缘地带，甚至主体的反面，我们才更容易捕捉正体面貌的吉光片羽。明式花瓶的例子看来，“明式花瓶”已经在西方社会中立为典范，凡中国青花瓷瓶或罐，无论其确切年代，皆囊括于广义的“明式花瓶”范畴之内，成化官窑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成化官窑高质量且精致的状况下，特别是其斗彩制品的出色，配合淡雅的青花不觉突兀，构图高度绘画性，加上物以稀为贵以及后人的吹捧等诸多原因，历经明清二代声名的累积，遂成典范。第二波色彩革命以后，清早期的工艺制作能更能控制色彩之变化，其以多元的色阶及西洋的阴影画法完成类似成化官窑的彩瓷艺术，但更多并非仅为仿制，而是以清代特有的手法诠释成化官窑，即如梅瓶、太平尊、贲巴壶、大吉瓶和成窑香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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