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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经济学者为政府建构理论模型时最常用的一个喻指。在经济学中，看待政府通常有三种主要视角：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 依据凯恩斯干预主义建立起来的模型叫“扶持之手”，它描述了一个福利最大化的政府的作为；秉持政府自由放任观点建立的模型叫“看不见的手”，它认为市场运转良好，无须任何政府。除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安全等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 对政府的第三种看法是，应该公正地看待政治，并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掠夺之手》基于对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转轨实践的考察，运用经济学工具，提出了“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在他们看来，掠夺之手的出发点源自如下的政治行为模型：
在中国，由于对土地所有权和流动性的法律限制，集体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保持高度不变。因为它们与政府的地理距离受到流动性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限制，而且它们相对较小，因此缺乏积极建立政治联系的资源。 集体公司虽然为公有的，但属于非国有部门，由当地社区的居民持有和经营；此外，集体企业面临着严格的预算限制。因此，由于他们的规模很小、资源有限，他们不太可能通过游说、捐款或董事会任命来积极地追求政治联系。 政治关系能够为企业带来资源、信息和政策，中国政府控制着一些稀有资源，比如说土地、银行贷款、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而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可以为企业提供获取这些资源的便捷之道。进而扮演企业发展中的“扶持之手”角色，但一些研究也发现政治网络具有“掠夺之手”效应。 政府的参与行为能否给企业创造政治和经济效益？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都颇为关心的问题。 来自华盛顿大学的Ran Duchin、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振宇、上海交通大学的舒海兵于2020年在金融学国际期刊《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发表论文“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Firm Outcomes”，文章探究政府的参与行为对企业政策与表现的影响，以及其是通过何种经济机制产生的。 研究发现，政府参与度越低的企业具有更好的表现，而作者将这种效应归咎到企业自主营业行为、税收政策和反竞争行为三个渠道。 文章投稿于2018年10月，2019年5月被接收，2020年1月正式刊发。 作者简介  Ran Duchin 华盛顿大学金融系教授  高振宇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舒海兵 上海交通大学 文章聚焦于没有国有股份的中国集体企业，由于其由社区居民、村庄居民或镇居民拥有并管理，也正是因为集体企业必须依赖于当地居民与社群，所以地理位置稳定，就可以通过政府与集体企业的距离测量政府参与在企业产出中的角色。 而且集体企业作为规模较小、未上市的企业，之前的政治经济学中未考虑其与政府之间的关联性，该研究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最后一个原因则是集体企业多为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从1978年开始迅速发展，而且持续地为中国经济改革贡献力量。 鉴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与国际贸易间的重要地位，理解集体公司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具有潜在价值的。 在文章中，作者专注于集体公司，由于对流动性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限制，政府与集体公司的地理距离是高度稳定的，而且因为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所以缺乏积极影响政治议题与关系的资源。这些有助于考察政府对企业的影响，而不用考虑企业对政府的反馈影响。 文章另一个关键点是如何测量企业在公司运营中的参与度，作者使用公司与政府地理距离作为指标，这一设定依赖于集体公司特征导致的地理稳定性。由于集体公司对当地土地、劳动力、户籍等政策的依赖性，从集体公司建立开始，其地理位置几乎不可能发生变动。这就导致了集体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是非随机的，从而可以作为一种政府参与度的计量。 另外，由于集体公司诞生于1978年前后，而此时政府的地理位置基本已经确定，所以也不需要考虑集体公司对政府选址造成的影响。 文章使用的第一个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起的2005投资环境调查（ICS），汇集了中国所有城市与行业的12400个单位数据。通过面对面地访问企业管理者，该数据集整理了中国企业与管理者的每日运营信息。而且除了这些标准的公司层面数据以外，该数据还包括企业管理者与拥有者对于政企关系、潜在影响企业成长的因子、供销关系、劳动力情况、社会安全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文章所关心的。 文章除了使用ICS数据以外，还使用了国家统计局1998年至2007年的年度制造业普查数据。该数据的普查范围包括所有年税额超过500万的制造业企业。 文章的实证设计用当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政府参与度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如果一间公司距离当地政府的距离较近，则作者认为其拥有较高的政府参与度。 为了评估用政企距离代理政府参与度的设定，作者收集了有关政府官员访问当地公司的详细信息。具体地，作者分别随机从四个省中（河北，广东，江苏，四川）选择了四个城市（衡水、河源、宿迁、自贡）。 对于每个城市，作者搜索有关与政府官员访问当地公司的城市政府网站上的所有可用新闻，然后识别包含“参观”、“视察”和“公司”词语的新闻报道，并且逐份阅读，最终构建了一份政府官员视察当地企业的记录数据库。 之后，作者计算政府官员对每个公司的视察次数，并为新闻报道中从未出现过的公司赋以0值（0观察次数）。作者使用政企距离对视察次数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上表关于政企距离与政府官员视察次数之间关系的回归证据表示：官员视察企业的次数随着政企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而且上述参数均在5%及以上水平显著，并且这种负相关系对于所选的样本池（四个城市）中均显著存在。以上证据支持了使用政企距离作为政府参与度的代理变量。 作者通过分析ICS调查数据，为政企距离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进行阐述。主要方法则是对比不同政企距离下的企业调查报告。以探索在这些企业中，政企距离是怎样与政府参与度相关的。 具体地，作者首先从五个维度对政企关系进行分析：“税务、公共安全、环境、劳动与社会、是否安排特定职工处理政企关系事务”，之后调用了调查报告中三个分别关于“政企关系”、“与政府往来天数”、“政府对于企业贡献度”的调查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结果与上述五个政企关系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上表中的回归结果表示，距离政府较远的企业会与政府维持更好的关系，这些企业不仅更多地承认政府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并且与政府的往来次数较少，也不会特意设置人力去处理政企关系，也就节约了企业的成本。这些结果表明，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助于公司避免与政府进行损害公司表现与成本提升的过度互动。 然后，作者继续分析了报告中“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生产、投资与雇佣上有多少自主权力”的相关问题。并且同样通过多元回归进行分析。
上表的结果表示，政企距离前的参数估计值在三个维度中均为正，而且大小相近，尽管只在产出维度上具有统计显著度，但作者认为政企距离仍然提升了企业管理者在生产、投资与雇佣上的自主程度。 除了上述数据以外，ICS报告还提供了企业关于运营障碍的报告。作者使用报告中能够潜在影响企业成长的四个政府行为相关因子作为分析目标：税务管理、顾客、当地保护主义、反竞争行为，并进行与之前类似的多元回归。
上表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回归参数显示，政企距离较大的企业会认为政府在四个维度上对企业的阻碍作用较小（参数估计为负且显著）。 最后，作者还使用ICS报告中关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数据，分析政企距离对企业表现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示，距离政府较远的企业比距离较近的企业表现更好（盈利能力更高），而且这一关系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在经济效益上也是显著的：政企距离增加10公里，就会提升73个基点的盈利能力。 文章使用如下的计量模型检验政企距离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其中Yi,)代表了各类企业产出指标，如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OPOA），营业收入除以总权益（OPOE），资产回报率（ROA），权益回报率（ROE）。控制变量则包括负债率、公司规模、公司存续年份。 另外，该模型还包括了城市固定效应，理由如下：首先，政企距离有可能随着城市不同而变化，大（小）面积城市企业分布广（窄），政企距离大（小）。其次，城市固定效应能吸收不可观察或时变的政企距离与产出关系影响因素。 这一节，作者通过使用国家统计局1998年至2007年的年度制造业普查数据进
作者首先将样本按政企距离排序，并分为三组，考察产出变量在各组的表现。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部四个产出变量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单调上升，最近组与最远组的产出指标差值也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示从单变量分析（未控制变量）上看，政企距离越大，集体企业的产出就越大，具体的，最远的企业比最近的企业在ROA和ROE上分别高出3.3%和8.7%。
上表则使用前述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年份、城市效应之后，政企距离同样表现出对企业产出一致且显著的正向作用（Distance估计系数为正且均在0.01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上，这一发现同样显著，比如，随着政企距离增加10千米，OPOA提升45个基点。 主回归的结果支持了对于政府参与的相关假设，但对于距离如何影响企业产出的机制仍未识别，针对此，作者提出了几个假设并加以验证。 假设一：政府在企业运作中扮演资金提供的正面角色，距离政府越近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补贴。
通过将前述计量模型的Yi,t置换为补贴相关变量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发现，政企距离与政府补贴并没有相关关系，在五个补贴相关变量中，Distance的估计参数绝对值较小，出现了符号反转，并且并没有在任一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接下来，作者进一步从公司成长性度量公司产出（年度资产、权益、销售量增长率）。
通过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政企距离大的公司经历了更高的增长率，具体地，政企距离每增加10公里，资产、权益和销售额的增长率就提升1.0％，2.1％和0.7％。而且上述结论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除了对企业的各类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作者还对特定区域的集体企业进入、退出率展开分析。
作者发现位于政府较远的区域具有较高的企业进入率，而退出率则较低。 同时，较远地区的公司数量增长更快。这一结论对之前的结果是有支撑作用的，因为距离较远的公司之所以更加具有盈利能力，有可能是因为较远地区的进入壁垒较高，而并非是因为更少的政府介入行为。但关于进入率与退出率的分析表示，较远的地区反而有较高的进入率与较低的退出率，这就表示在距离政府较近的区域，政府本身就扮演了阻碍企业进入的壁垒。 进一步，作者考察当地就业情况对公司表现的影响。考虑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就业率是政府的重要关注点之一，政府也有可能为了满足这一渠道的政绩，来侵蚀当地企业的表现。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作者研究了政企距离与公司平均劳动力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下表所示的回归结果表示，对于政企距离大公司，公司的盈利能力较高，这与政府为了完成就业指标而侵蚀企业绩效的假设保持一致。
最后，作者进一步通过围绕政府搬迁时间的窗口期，考虑前述结论的稳健性。通过关注政府搬迁行为，可以改变现存企业的政企距离，从而降低前述结论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 具体地，作者对样本期内出现的23次政府搬迁事件进行分析，对搬迁事件前后一年的政企距离、企业表现进行记录。 作者首先检验政府搬迁与企业搬迁前可以影响未来表现的属性是否无关。
上表中的回归结果表示，搬迁前一年的公司属性与政府搬迁行为造成的政企距离变化是无关的。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政企关系的外生性改变与企业表现的改变。通过双重差分回归，作者控制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并且吸收了未被观测到的年份、行业、城市等差异。
上表的结论表示，靠近政府的搬迁行为与企业表现呈负相关，而远离政府搬迁行为与表现正相关。估计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在政府办公点搬迁后，政企距离每增加10％，OPOA、OPOE、ROA、ROE分别增长5.2％，5.8％，3.8％和3.5％。 最后，作者将企业分为政企距离变小与政企距离变大两组，分别考虑各组在搬迁前后的表现变化。
从上表中，作者发现了公司层面的对称结论，当政企距离变小时，企业表现中位数会下降0.5%-3.7%，而当政企距离变大时，企业表现中位数会上升2.6%-4.5%。 总体而言，上述结果减轻了之前几节结论中的选择性偏差。具体来讲，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政企距离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政府办公室外部性搬迁的短窗口期中仍然存在。 本文研究了政府参与在小规模、未上市的中国集体企业中的角色。使用集体企业和城市政府之间距离的变动差异，作者发现政企距离较大的企业比较近企业表现更好，当政府规模更小时，这一结果更强。 具体的，当政企距离增加31.8公里时，政府对企业的视察行为会降低0.2次。当政企距离增加10公里时，企业盈利能力就会上升73个基点。而且在政府办公点搬迁后，政企距离每增加10％，OPOA、OPOE、ROA、ROE分别增长5.2％，5.8％，3.8％和3.5％。 总的来说，虽然无法完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等其他影响因素，但作者认为，论文中提供的大量证据指出了政府参与对中国集体企业绩效的负面因果效应，为政府参与小型非上市公司的作用提供了新证据，而在之前，这些小型非上市公司通常被认为缺乏政治联系，因此相关的研究较少。 尽管论文中仅关注了公司的绩效，但政府参与还可能影响许多其他公司政策和属性，例如公司的投资决策、融资选择和市场价格，这些主题有待未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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