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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言“为民请命”记(5-6)   鹿兆图 · 张文衡  关于鹿知县，就是“鹿兆图 号祥琏。顺治丙戌（三年 1646）莅太平”，是山东贡士，任太平县知县是从顺治三年至六年。“时当新造，邑颇难治图，加意抚循，民以就业。旧例南北二粮及诸税务，俱佥民解，民不堪命。图与乡绅程言、李一元协议，详改官征官解，民得息肩。”从一个“图与”可见，他是太邑“民解改官解”官方首个谋划者和倡导者。 顺治六年，他从太平县令位置上赴任武昌令，在那边的声望也是很好的。“兵燹之余，招垦田地，抚辑流亡，凡催科折狱不尚严峻，民皆化之。”他生活清贫，但对文化教育事业却是倾囊相助，毫不吝啬，“清介自守，而葺学课士则捐囊不惜。”所以，他升任汾州同知时，“行李萧然”，可见是个真正的“青天大老爷”。因此多少年以来，他一直活在老百姓的口碑里，当地的民谣：“做官不爱钱，起身无盘缠”就是称赞他的。顺治初他在新造太平县短短的几年，造福了一方的百姓，他也因此被后世传颂。  清兵是在顺治乙酉(二年 1645)五月下江南的，在六月进入安徽，由原山东青州知府张文衡任淮安府知府，在豫亲王多铎攻下扬州进行屠城时，张文衡升任徽宁道副使，巡道淮安。在淮安巡道的位置上，张文衡一方面招集流民回复生产，一方面组织训练民兵，对徽宁境内的土寇进行围剿和招抚。不久，因功再次升迁为江南按察司按察使。顺治五年二月，张文衡出任甘肃巡抚。 从清洪亮吉《宁国府志》卷四官职表中的资料来看，“国（清）朝分巡徽宁兵备道 顺治二年治宣城，六年治旌德......就近兼管榷务。”“榷务”就是清时市场管理和贸易税收事务的。府志记载顺治三年至五年的徽宁兵备道是名宦“张文衡”，可能他在山东任上携带鹿兆图同期到太邑委任其为令的。 关于“张文衡”，他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顺治帝提升他为秘书院副理事官的同时，赐了田宅不算，还赐了银币，还把特简大臣雅希禅的女儿许配给他，并将张文衡抬籍为镶黄旗汉军。 太平县的文庙虽在三府是最大的，但已不存，但旌德县的文庙还是存在的。就是这个当时权倾一时的张文衡，在顺治二年占领了旌德后，还亲自捐银一百五十两，号令在文庙旧址再建“明伦堂”。从这个事件上来看，张文衡是位崇文尚武的清代开国大将，他对多铎的扬州屠城是有看法的。因此他去甘肃巡抚任上时，把“分巡徽宁兵备道”从宣城搬到了旌德，那离太平县只有一遥之隔了，对于周边民众的安抚和安定，一定是柔性的。因此，程言的“民解改官解”事件，张文衡肯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一元的那份上书，在清《宁国府志》是《启某道台书》，在（嘉庆）《太平县志》是《上某道台书》，按照“承上启下”的原则，笔者认为“上某道台书”比较合适。这个“某道台”及上书中提到的“两台”，应指清顺治初的“分巡道和兵备道”，也就是上书给“分巡徽宁兵备道”的。“老宪台”起码是知府以上级别的长官，而张文衡是分巡徽宁兵备道长官，后不久又因功再次升迁为江南按察司按察使，综合分析，肯定是张文衡无疑。那李一元上书的原名可否就为《上江南承宣布政使宁国府、分巡徽宁兵备道台书》呢？ 张文衡也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所以他的部下鹿兆图定是受他影响。在江南徽州府和徽宁道，有一句民谣叫：“挽不住三张弓。”意思是顺治同期三位姓张的清官，他们三人分别是“江南徽州知府奉天人隶镶蓝旗汉军张学圣、徽宁道张文衡、总兵张天禄”，他们“皆辑兵爱民，深得人心，后皆迁擢。” 从（嘉庆）《太平县志》记载，顺治初年，清廷对太平县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首先减免或少征粮税，让老百姓能安生立命：“顺治二年奉旨，蠲免本年税粮十分之七，兵饷十分之四。其明末无义之征，尽永除之。三年，复准江南各府，迭罹寇患，漕米折价，于恩诏外，再免三分之一。四年，免二年、三年钱粮之欠在民者。”而减免的这些年，就是张文衡的任上。清朝连年征战，需要浩大的军费兵饷，通常是横征暴敛，加强地方赋税负担，而清初的太平县赋税是不增反减的。  # 龚鼎孳 程言为民请命的工作，最后得到了落实。对于太平县的老百姓来说，就如“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样不可思议。从了解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来看，整个事件的一连串相关人物除有胡泉、程言、李一元、张文衡等一众外，还有一个人，叫龚鼎孳。 说起龚鼎孳，可能知者甚少，但说到合肥的稻香楼，可能你就耳熟能详了，那原先就是龚鼎孳的弟弟龚鼎孠的。清顺治初年，他弟弟从浙江仙居知县退归后，在合肥建了稻香和水明二楼，他那时刚受到弹劾，便常去那消遣时光。  合肥稻香楼旧景 龚鼎孳是明崇祯七年进士，先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清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弹劾，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康熙元年（1662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 在动荡的改朝换代中，他是众多明朝遗民的庇护者和资助人，各种政治立场差异极大的人，竟然在他家中形成了一个“士流所归”奇妙格局。他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洽闻博学，诗文并工，是清初“大臣词人”之首，曾经领袖一时，屡兴倡和，是清初文坛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清史稿·龚鼎孳传》载：“时兵饷紧急，贼敛繁兴，屡疏为江南请命。”清朝连年穷兵黩武，为筹集浩大的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从他《岁暮行》诗的结尾：“朝廷宽大重生息，群公固合哀愚蒙。揭竿扶仗尽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可见他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提出了劝谏，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程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集聚到了他的身边，龚鼎孳因此而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他是一个比张文衡更具有份量的重量级人物。  叶(岳)岭头 在“民解改官解”获得批准后，邑人要为程言建“纪德亭”并请他作记。纪德亭就在黄山区甘棠镇庄里村东的叶岭上，现已圮。叶岭也叫“岳岭”，因南宋岳飞曾骑马立岭头而得名。我们来看看这位顺治初年任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的大文豪高官怎么作记的。 《纪德亭记》开篇格调阳刚恢弘：“居天下之任者为其事，得天下之权者有其功。” 接着，他连用了三个典故，“孟子复发棠而不可，王通诵繁繇而三叹。不云何龙，古今同慨也。”一是讲到孟轲为推行仁政，在齐国饥灾荒之年，又一次劝说齐宣王发放棠城积谷，赈济贫民的事。二讲到的是隋朝时期思想家王通，他倡导修德治民，民贵君轻，极力反对繁重的繇役，提倡“文以载道”。三是引用了《阿房宫赋》的一句：“天上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从“居天下之任者”和“得天下之权者”，再提到“孟子”和“王通”，用这些大家的思想和行为做铺垫，来说明古今以来，万事皆出有因。以此来做开场白，推出他敬佩的主人公“程言”。 “太邑粮运征折而佥民解有年矣，法敝蠹深，无有请者。同年友程飏伯以进士悬车初服，而俯念乡邑粮征民解之累，摘疏利弊，请之县令尹，上告邦臬，报可两台，变折色为本色，改民解为官解。又因田派费出糈程劳，贫富适均，官民不厉。事既大定，远近感之，谋余说以为之记。”从这段可以看出，龚鼎孳同程言是同年龄的朋友，他的上书此时尘埃落定，不但“变折色为本色”，还“改民解为官解”了，这是国家赋税政策一个重大的调整。至此，明万历三年（1575），原太平县张廷榜推行的“革兑运包收而官征官解，召十排应比而随装随发。”反反复复，经七十年后，因程言的上书，才让这份工作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对程言的至伟厥功，远近的人感谢他，要求龚鼎孳能为“纪德亭”作个记。 “夫予之与飏伯，则固深服其德而私异其才之不可测者也。曩经姑江，飏伯适以学博莅其邑，程文砥道，谨职而已。乃郡有兵躏，能先是倡导，登陴宿黻，与巡方、太守诸君分当一面，弥月而熄事。甫戢年饥，民困转沟挺险，飏伯自当事，令富者出粟，贫者贱籴，赖以全活，以故郡侯吴宣伯器重之。宣伯者，文与金、陈相颉颃；而独称飏伯为畏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政简刑清，姑人至今乐道之。此皆非其任而无其权者也，而卒优为之，岂非其才不可测者与？”可能太平县志对于程言的传记在当涂任职经历，就源于龚鼎孳这段记录，吴宣伯就是吴韩起，崇祯进士，曾为当涂令，擢礼部主事，他对程言很器重，称其为“畏友”，就是在道义上、德行上、学问上互相规劝砥砺，令人敬重的朋友。  “今家居万山之中，里名曰“臧”，买田赡读，董赋急公，犹且蒿目时艰，为民请命。”很明确程言家住万山之中的“臧里”，就是现在的庄里。庄里程姓是宋初从徽州篁墩迁入的，是新安望族。 “计太之遗黎，役燹以来较甚于姑民之饥困，其征比苛猛，人不愿生，南北二粮，岁隶解以里排，一切麻豆科杂之属， 不啻二百余款，开征议价任意低昂，盘蠹藏奸，穷工极巧，官、司视为故常，胥、役享为定例，里排亦以为命，分之无可奈何。所解一差，动以钜万，破产亡家，鬻卖男女以填奸宄之欲壑，流离琐尾，哭声振野，至于三百年来习而不觉。”可见太平县当时的税赋政策，给百姓带有的灾难，天下人是有目共睹的。 “飏伯一旦更正，若是乎贤者不可测也。韩子曰:'诚至则才生。’ 曩在都门，飏伯偶射下策，手裁一疏，弹太解且上，予时急止之，恐其力之不足以相率也。 而乃能得之，以今日使飏伯居天下之任，得天下之权，其事与功当何如哉？于姑人之尸祝而知救荒俎乱，虽弦诵可以得为也。于太邑之鼓钟而知优民足国，虽山林不可自谢也。后之君子尚有观感于斯文。” 程言能把这延续了三百年的税赋政策改变了，贤者的超能量真是不可测呀！也难怪韩子说:“诚到极致，你的潜能就会发挥至意想不到的无限大。”估计作记前，龚鼎孳在合肥稻香楼。文中谈到在京城官邸时，程言当时就找到了他，亮出书策，拿出关于“太解”的上书，准备向朝廷递交，为民请命。龚鼎孳身为皇帝身边的人，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当时见此事，可能吓了一大跳，生怕程言有杀身之祸，急忙阻止他。 清军天天打战，军费粮响的筹集是首当其冲，你现在来不是谈增加的问题，还是来说减少百姓的负担，真是不识时务的人了，认为就他个人的能量，根本不可能扭转和改变如此重大和敏感的民生国计问题。他虽身居高位，是个士大夫，还不如一介乡绅，相信龚鼎孳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因此清史中记载他在清廷“兵饷紧急”的情况下，还“屡疏为江南请命”，也是豁出去了，也为他的人生留下了一笔重彩。而程言“为其事”、“成其功”，把此事办成了，一呼而应开头的“居天下之任者为其事，得天下之权者有其功。”叫这位江左文豪言不由衷发出感叹。如古时主祭人临时见祭器摆乱了而及时帮助修正一样，不能让“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不光光是世人百姓“弦歌和诵读”或歌功颂德可以得到的呀！就如太平县的暮鼓晨钟一样，他们让老百姓知晓每天的日月星辰，是国泰民安的声响，虽静处山林，永远在每一个新的明天给我们带来希望。相信后代君子看到此不朽事，定有感叹。历史永远会记住“程言”，因为他，在清顺治初年，为太平县乃至整个江南老百姓带来了福音。 据胡丰炘老师的记载，臧里“岳岭头”上“纪德楼”的是乡人凑钱建筑的，高悬大匾，楼两间，高两层。楼下一明一暗，供人歇脚，晚上投宿；楼上半明一暗，供登高远望和投宿。抗日时期，名医胡大侔为防避日机轰炸，把他的诊所搬到纪德楼，方便病家就诊。 程言在康熙年间逝世，安葬在岳岭头往南里许，臧里人家家户户，每年清明、冬至、过年，把程言当作自己先祖一样奉祀，1949年前年年如此，正如古语说的“有功于民，民必祀之。”1949年后，祭祀活动停止了，“纪德楼”在1954年也拆毁。 现在庄里村肖黄山西南边新建的第二个牌坊，就是纪念程言的。 未 完 待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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