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会如烟——给好友周克的一封信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9-04-02 10:28:39
冯修惠 最近，我看到战友周克的来信。70多年前我们一同经历过的革命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历史一幕一幕地再现，一切还是那样令人清晰，还是那样令人沸腾。我随手写下这篇信函式的回忆，以纪念那令人难忘的岁月。往事不会如烟。 周克同志： 你好!日前接你的来信，得知你因外出常不在家，我曾多次给你打电话可惜一直与你联系不上，现悉你的近况尚可，心中释然，故书信简述一二，希望你能妥收。我最近眼疾严重，视力模糊，字迹潦草，请见谅。 你是我1943年2月从苏南丹北地区回沪接上组织关系后的领导同志，故我印象十分深刻。1982年万景光同志在沪治病期间，我们曾去探望过你，此后一别20多年，真是时光流逝，人事全非。 在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共同战斗过的许多同志，包括领导同志已大多作古。其中还有一些同志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还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蒙受了不白之冤。每当想起他们，我感慨良多，唏嘘不已，所幸这一切噩梦总算都过去了。 我认为，《风雨七十年》(周克著)一书是我近年来所看到的反映现代革命历程个人回忆录类型中最真实的一本书，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它生动地、不夸张地贴近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附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该书所涉及的许多人和事我都很熟悉。 现在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一开始就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在各条不同战线上进行革命工作，只不过你的思想水平高，组织能力强，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而我是“普通一兵”，对党忠诚，也只是在这70年中较好地完成任务，没犯什么严重错误，充其量也只是个“庸才”而已。近年 来，我常常反思自己。从风风雨雨的年代直到今天离休，我也算是个“老运动员”了。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我每每都算是“擦了一个边”，该被大小会批评“右倾”言论的、该被大字报“文攻”批判的、该被“武斗坐飞机”的、该被长期地下室关押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待遇”都经历过，最后总算没带什么“帽子”。现在丰衣足食、医疗不要自己花钱、子女总算成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人的一生至此，夫复何求? 你幸而有了那个“晚晴八年”，也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你的坚强、毅力，对革命事业、对生活、对人生的孜孜追求是我对你十分敬仰的主要因素。希望你在有生之年，注意健康，多多保重，永远当我们学习的榜样。 万景光同志是我的革命指引人。1935年2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成为同学是在上海虹口区一所补习学校——英法学院。一个学期过后，我考进启秀女中读高中一年级，他也进了光华附中。1936年，受进步的学生东北救亡运动的影响，我们一起参加了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学生活动，诸如救亡歌咏队、时事讨论会、阅读进步书刊、参加“义卖”“义演”等等。那一年，万景光同志18岁，我16岁。 “八一三”之后，我们都停学了，都去参加两广(广东、广西)同乡抗敌后援会(会长是我的父亲冯少山。他后来成为筹组建立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上海代表团成员，并参加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后逝于“文革”期间) 以及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在新世界难民收容所服务半年。在此期间前后，1937年年初，万景光同志由留日返国的同学韩文潮介绍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他参加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告诉我。1938年2月，我们各自找了新的学校，我在智仁勇女中，他在国光中学时我们都高中毕业了。随即我们都在复旦大学上课。他是复旦党支部委员。1939年2月，我由同学谢咏仙、柯秀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复旦大学，我们组织了海燕文艺社，并参加了复旦女同学会、复旦剧社等各个进步学生组织。在一次学协布置的寒衣捐的捐款归属问题，我和钟国英同学作为女同学会代表，同当时学生的统一战线组织复旦学生团体联合会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为捐款去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得到解决：一半捐给新四军,：一半捐去重庆。为此，我和钟两个人暴露了。敌人开始跟踪盯梢。我虽在下一学期转去大夏大学，钟去了东吴大学，仍然不很安全。组织上决定我转移去苏南东路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我党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也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岁月。 在华北，1940年夏，日伪军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伪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才艮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伪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1941年8月20日至1942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了一次“百团大战”，以打破日伪军的封 锁。 在江南，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不到2000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在谈判中被捕。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和张云逸为新四军代理正副军长，28日，新的军部便在江苏盐城重建起来。长江以北的皖中、苏北等根据地内所有新四军九万多人重行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楓、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担任各师师长。从1941年至 1943年，新四军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摩檫的斗争，渡过了江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最为困难的时期。 1940年5月，在谭震林同志到东路指挥作战的时候，也正是在红5月高潮中，我到达常熟董浜做民运工作。我先后在党内任常熟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还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直到1941年7月，日伪军对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 大规模的“清乡”。我随部队突围到江阴新四军六师师部。那时常熟县委由苏常太特委领导，特委领导人是：张英、杨浩庐、赵秀英(现名肖英)，专员：任天石。常熟县委由任天石分工领导。有段时间县委书记调走，他同时兼任县委书记一职。 1941年9月至10月，师部因随队非战斗人员过多，行军作战不便，决定我们一些人撤去苏北。我带了20个女同志从江阴后腾渡江去了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在如皋如西行署参加撤到那里的常熟县委成员学习班，总结苏常太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去丹北地区，即路北特委领导的武(进)、丹(阳)、镇(江)、杨 (中)地区工作。 在丹北，路北特委书记是陈光，组织部长是金柯(后成为叛徒)，宣传部长是杨西光，还有长江工委彭英、凌菲夫妇及汪云龙、陈云阁等等。我先在陈光同志处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镇丹县委任县委组织部长。镇丹县委书记是程中，县长是赵文豹。他们同所有丹北的县级干部一样，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他们身背系上飘带的卜壳枪，雄赳赳的一副时刻准备战斗的样子，寡言少语，来去匆匆，但又十分亲切热情。他们大都是出身于农村的知识分子，如私塾老师、医生，也有少数农民领袖。他们对日寇侵华、烧杀掳掠，义愤填膺，奋起抗日，在家乡组织群众，成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武装，坚决拥护我党我军，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地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斗争策略以及领导方法，他们能够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可以说，干部地方化是丹北地区从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丹北地区是指无锡与镇江之间一大片广袤富饶的地带，东濒长江。宁沪铁路横亘其中。宁沪铁路起点南京是敌伪首都，终点上海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敌、伪、顽三方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错，据点林立，加上地方上封建会道门等黑帮助纣为虐，更使这地区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斗争更加尖锐。但这地区正是我军大江南北交通要道、人员物资交流的必经之路。可以说这里是新四军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2年年初，敌伪又大肆叫嚣要对我丹北地区进行“清乡”，丹北的党政军民也在积极作好各种迎敌的准备。当时特委书记陈光已上调区党委，金柯继任特委书记，他对我一直有看法，认为我是大学生，比较骄傲，而他是纯粹的工人阶级。有一天，他突然找我个别谈话，任命我为长江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任务是：调查长江沿线敌伪军政人员、封建会道门的政治动向;检查过去已建立的敌伪关系对我的情况，检查已往建立的秘密交通站和秘密党员的工作，等等。我感到这个任务对于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是过于艰巨，力不胜任。但作为党员，我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任务。特委随即派给我20多名配有长短枪的战士，由一位姓陈的区长带队，活动的地段是沿沪宁路镇江至南京 之间一片狭长地带。这支队伍首先堂而皇之通过敌伪控制的新丰车站，下车后向大港一带乡村移动。队伍之所以能通过敌伪车站是因为新丰镇伪自卫团长赵秉伯及其下属早已被我争取过来。这是特委有关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军为我所用策略的具体实现。 在到达目的地后，我们首先检查境内交通站的情况，从镇江附近乡村开始沿线渡江到达长江中的杨中县、新老洲，直到苏北的如皋、靖江。我还见到靖江县委书记金湘，向他联系过有关事宜。这狭小的一片土地真是艰险万分。我想，我这个从没有打过枪的女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带领小队伍作战，显然是金柯诚心陷害我。 那天，我们回到大港附近宿营地时，突然接到情报说，一股敌伪军已到达村子附近。形势是敌强我弱。在突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在村子进口处布置了土制地雷，用长绳子牵着埋在地下，准备在敌人进村时拉动绳子，引发爆炸牵制敌人。我们一行人藏身于村里小茅屋的阁楼上，屏住呼吸，等待战斗，结果鬼子没有进村，避免了一场战斗。 我们每天都绷紧神经，准备战斗。一天有情报说，不久前有一趟载药品的独轮车路过此地被当地一鸦片烟鬼打劫了。我们立即四处搜索，终于抓获此人，并在沿边小村庄宿营地审问此人，追问药品下落。此人死不招认。晚间当疲劳的队员酣睡时，一个队员被“咩咩”几声羊叫声惊醒。他抬头一看，绑在堂屋柱子上的鸦片烟鬼已然逃跑了。他随即叫醒其他队员，并向单独睡在隔壁屋子阁楼上的我汇报情况。我决定立即打扫好堂屋迅速撤离。当队伍分散离开还未到达前面的村庄时，已听到远远传来“八嘎”、“八嘎”的鬼子三八大盖的步枪声，原来是那个逃犯已带领一大批日伪军，将我们原来住的小村庄团团围住，但是敌人扑空了。事后听说该地离丹阳城仅八里之遥。 我们又迅速再次转移。大家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在如此狭小的地段里，20多个带有枪支的队伍穿梭其间，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也不适合秘密工作的原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好地完成任务，应以三四人组成的小组活动为主。以书面向特委金柯汇报得到批准后，我们立即化整为零，以游击小组的形式继续活动。尔后我则奉调回镇丹县委。 这一年的3月初，敌伪对我进行“清乡”的活动日益频繁。形势对我们更加困难。部队要精简非战斗人员，以利作战。特委书记金柯通知我再次隐蔽，安排我去杨中县县长王龙的一个关系家中。我认为与其在当地“打埋伏”，还不如暂回上海待命，因为我在上海是能接上关系继续工作的。特委同意我的建议，并留下我在上海的地址。由于我是逃离家庭参加革命的，不愿就此回家，我留下的是我父亲的住址。我匆忙乘火车离开。到达上海后，我在车站打电话给万景光。他那时不在家，就由他弟弟到车站接我去他们家。我到了同学家并迅速接上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我回沪不久，原丹北保安司令部韦永义司令由警卫员陪同来沪疗伤，找到我父亲家，幸好我哥哥(党员)在家，随即安排韦司令住下并通知我。我了解情况后请他们换下伪军服装，找到沪西一家私人医院——翟直浦医院疗伤。我作为病人家属料理一切。韦司令伤愈后我同二哥一起陪同他安全离沪。其后不久，特委金柯又派专署会计沈力来沪，要我回丹北。我说，记得是万景光向你请示可以不回去，留沪工作。沈力只能单独回去了。婚后，我于1942年7月间，又单独一人沿着熟悉的路线，乘船过江阴口封锁线，转去新老洲，找到交通站，安全到达特委机关，见到众多的老战友。特委书记金柯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回上海，开具正式介绍信。返回上海后，我开始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接受新的任务。 这是我在敌后工作最艰辛的一段时间，也从未向别人讲起。这次是痛痛快快地回忆了一番，有些啰嗦了。人们说“往事如烟”，我说是“往事不会如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段战斗经历，我常常想起那些和我同时战斗甚至是牺牲的英烈们，不论在什么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会鞭策我忘掉困难，继续奋勇前进。 从1943年至1951年这一段地下工作期间，先后由马飞海、唐守愚、张执一同志同我们联系。我还协同万景光同志做了一些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工作，接触了一些你在书中涉及的许多同志，只是当时处于秘密工作时期，一切保密。解放后，同志们相见才恍然大悟。我们全家是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工作的，只是一些人是在领导岗位上，一些人是普通一兵，但我们大家都是忠诚地为党工作，有着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至今不渝。这是我常常引以为荣的。 1943年，我们都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工作性质的企业——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我父亲冯少山，总经理是谢寿天，副总经理是梅达君。部门负责人有万景光、方行、张纪元。陈邦织是会计，我是英文打字员。此外，还有些非党人士，由此我也同朴老熟悉。记得解放后在一次欢送朴老去北京工作的晚宴上，张执一宣布组织批准赵陈的婚事，并对他们对外活动等要有正式的称谓等等。所以，我同朴老夫妇也是老相识了。顺便说一句，邦织现在身体还很健康，至今仍生活在朴老的光环之下，只是大家都年迈了，又疏于接触，而其他的人，如谢、梅、方、张、万等等，均已作古。我也应是“为日无多”，不过这是历史必然，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张执一同志曾奉命来上海准备武装起义。组织上曾让我介绍张与我父亲见面，还由我与万介绍张与霍守华、唐耐秋(开溧矿业公司老板、粤籍巨商)见面，都由我们陪同，主要是要他们在起义时给予协助，还先后见了几个粤籍商人。自此以后，我父亲冯少山即向我党靠拢，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冯是日本回国华侨，早年曾当过上海市总商会兼全国兑商会会长。他的任职是由在沪粤商公推出来的。我那时还年幼，对他的情况很不了解。他常年出门在外，对家庭不大负责，我同他的关系也不很融洽，只有两件事我是对他有好感的。一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在沪的粤籍商人中的头面人物，能带领大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二是在抗战后期，家中经济已十分困难，他仍不肯接受就任南京汪伪政府伪立法委员一职的邀请，没有丧失中华民族的气节。他与张执一同志建立联系后，积极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筹建工作。我父亲冯少山与万景光同志都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与创党党员。1949年10月，冯少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议，是上海代表团成员，以后是连续几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所谓“爱国民主人士”。“文革”中，他生病，但缺医少药。我在北京因“走资派”被批斗，也顾不上他。他病逝于上海。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广州，是后来平反的“反革命”;一个是非党人士，是搞美术的，也是后来平反的“右派”。我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看了《风雨七十年》，我颇有感触，幸而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有时难免“心有佘悸”。 也是在1945年，张执一同志通过吴大現派我去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当英文打字员，职务其实很高，是主要秘书。但我的打字技术很差，每份材料又要复印八份，我只能再加上一份送交组织，字迹显然很模糊。所以我工作不久便被辞退了，其实那个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几个同志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这些材料都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我军情况送交这个美军特务机关、由他们上报美国国务院的。“文革”中，造反派把我打成“美军战略情报处情报员”，真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文革”期间是我这一辈子最痛苦、最压抑、最委屈的一段经历。1963年，我在中宣部出版处领导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翻译出版工作办公室工作，以后是在国际文献研究所任第三副所长，于是被作为“走资派”批斗。 自1966年6月16日被关在文化部至1972年3、4月间回北京，我一共六年多从未回过家。我1969年9月“解放”，并被结合到文献所革命领导小组任副组长，之后就直接从文献所到了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任二大队七连指导员，既要下地劳动，又要领导全连的学习和抓“五一六'运动，累得消化道出血，摔跤骨折等等。文献所因是“阎王殿”的黑据点，在“文革”后期被撤销。我1972年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科研处。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北京打派仗最厉害的地方。我又重新开始挨批挨斗。在干校我们已经过整党，恢复党籍，到了社科院又重新整党，再一次恢复组织关系。我以后任世界历史所党支部副书记，当了几个月的副所长(未任命的)，还是被排挤出世界所，调到马列所(当时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现又撤销，建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我现在也想清楚了，我的理论基础差，到学术单位搞理论工作非我之所长，当然是很不称职的，也不会受到重用。在解放后的几十年，我到这个单位是最糟糕的。1981年，因万景光同志患病，我为了陪他到处看病求医，干脆申请离休，从此成为马研院的离休干部，享受司局级待遇。这算是我认为最好的归宿了。 我很久没有同老同志谈心，回顾过去艰辛的战斗历程。信笔写来，把话扯远了，你也看累了吧? 值得回顾的是，我1947年至1951年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在香港建立上海局驻香港联络点(也称办事处)的工作经历。1946年年底，方行同志转告刘晓同志对我们的意见，为准备必要时掩护上海局领导同志转移去港居住，并在港联系各方面不便去沪的关系以及办理干部学习班等等，要在香港建立一个联络点，由万景光同志负责安排。万当即赴港，安排住宿。之后我即陪同刘长胜同志(上海局副书记)赴港。 一切就绪之后刘长胜同志立即主持领导联络点工作，万具体负责同有关方面的联络。在当时中共香港分局(有人称华南 分局)方方、尹林平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联络工作顺利开展。在这期间上海局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 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等领导先后来港主持工作，居住在我们家。我也协助万做一些具体工作，管理机关事务内勤，保卫首长安全，此外还要接待来自台湾各个方面转移来港的人 员，如何世平、徐懋德等。这段时期，上海局在港办起了多期干部学习班，分散在港九各地。学员有上海地下党工委、文委、职委、教委主要骨干以及南京和西南地区的秘密党员。台湾“二二八”起义撤退来港的中共台湾省委谢雪红、杨克煌等同志单独组成学习班，由刘晓同志亲自领导。正因为这样，在这五年中我见到了许多领导同志。他们的领导水平、工作经验、生活作风言传身教使我这个普通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忘我工作，对一般同志表现的关怀，至今我历历在目。 万景光同志当时有职业掩护。他是国新公司总经理、荣记行(万与我父亲的朋友陈大勋合办的商行)的老板，我是家庭妇女，同样可以进进出出，做许多秘密工作，如去我们自建的电台、向报务员取送电报、译电、送领导审阅，联系各个方面的人员，如国民党起义将领贾亦斌等等，工作千头万绪也很艰险，责任重大。我们生活上是独特的供给制。当时经费开支包括学习班的开支都是由刘晓同志统筹，万负责管理，因此大家都很节约，生活十分艰苦，但谁也没有怨言，工作十分愉快。这种革命豪情，解放后我似乎不太多见了。 联络点还有许多工作，主要是对台湾的工作，情报策反、“两航”、起义(国民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建立交通线，输送干部和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等等，我没有直接参与，我就不多说了，万景光同志对这些都亲身参与了。 1950年2月，中共台湾地下党遭遇到毁灭性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对联络点和万景光同志的影响太大，我想还是简略谈一下。在此之前，蔡孝乾曾到过香港我们的家，在那里向上海局领导同志汇工作。我们派遣朱楓(朱谌之)去台湾同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接触，搜集台方重要军事情指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毛泽东曾称赞他为中共一号密使)。朱、吴两人均曾由万景光同志以“刘国栋”名义接触联系，亲自布置任务。蔡叛变后牵涉到吴石被捕，于是联络点和万景光同志都暴露了。我们被迫搬家，万也受到影响，不能继续留港工作(跟据台湾情报部后来披露的文章中透露，台湾情报部门已掌握中共在港来了一名新的姓万的情报负责人，约30岁，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粤语，十分干练)。 1950年，沙文汉同志曾亲自来港。这时联络点实际上归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领导。沙返沪前曾同我谈话，以后回沪填写工作简历表时，我的工作经历是“华东局第二工作队机要兼联系重要关系”。这算是我的职务，而且一切要保密，什么也不要谈。1951年4月，万去上海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到达广州时接到刘晓和沙文汉的通知，要他立即撤离，不再返港。联络点的一切事宜，千头万绪由我将我联系的有关事宜转交给有关方面，例如电台和报务员交给联络点的负责人，一个备用的电台，我用衣服和水果伪装好，再放点毛线，伪装起来交给华东联络局的谢筱延同志。那天还真遇到了情况，我坐在出租车里忽然前面的汽车都停开了，警察在逐车开车门检查。轮到我的汽车时，我问警察，出了什么事，他说因为前面发生了抢劫案，所以搜查来往车辆。警察看见我一个家庭主妇打扮，没有搜查，只看了一眼便将车门关上放行了，真是好险，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 据后来我从敌方和港英当局出版的报刊上看到，从我方先后派遣的人员有计淑人(后改名为计梅先)、钱勤(又名钱琴)、潘星南、吉绞(女)、朱枫(朱谌之)，大都经过香港赴台，有的由万景光同志亲自联系谈话，甚至如吴石也是由万景光同志联系的，他们大都为解放台湾而英勇牺牲了。1951年5、6月我撤回广州，8月返回上海向华东局汇报。香港联络点由何世平负责，何返沪后由徐懋德负责。1955年7月，徐懋德同志调天津工作，至此上海局驻港最后一位同志也离开了香港，联络点也就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9年，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我提供有关中共上海局驻港联络点的情况，当时万景光同志已经病逝。你也知道在隐蔽战线工作，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很多不该我知道的事，我是毫不知情的。何况刘、沙等领导，直接领导的是他，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万景光同志又是个十分严守纪律的地下工作者，既没有片言只语，又无任何文字记载，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困难重重，幸而当时一起工作的何世平、徐懋德、陈振魁、沈涵等同志还健在。我请他们回忆一下各自的经历，总算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驻港联络点的若干情况》一文，刊登在1989年6月29日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6期上。这篇文稿由路志仁亲自审稿，把文中有关涉台部分全部删掉，逐字逐句地删除，不漏痕迹。我只留下了手抄复印的原稿。 随着中共华东局的撤销，沙文汉同志所领导的对台工作委员会也随之撤销，这方面的工作也全部移交中共中央调查部。“文革”中，许多过往香港赴台工作同志的单位都曾派人来找万外调。他手中没有任何资料，只好凭记忆给他们作证明。为此，他也在被审查期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中，万景光同志因患肺结核病，住进了北京通县的肺结核病防治所。中央统战部的造反派几乎天天去该处抓他出来批斗。许多往事他又不能说，真是痛苦万分。我那时也在干校，管不了他。真是不堪回首“文革”中，这些大家都有同样体会，就不谈了。 我今年已87岁，一过春节就88岁高龄了，健康情况一般，大约有脑膜瘤、脑梗塞、冠心病、胃溃疡、胆结石、关节炎等十五六种慢性病，不过我是久病成良医。我一般没有多大负担，因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需自己太多操心，一切顺其自然吧。我有四个子女。老大原在统战部任三局处长，调去香港国际永年公司任总经理，但经营不善已退出下海经商，同样失败了，目前赋闲在家，已63岁了。他的爱人前些年患癌症去世了，两个儿女仍在港工作。次子是我家最优秀的学者，留美获得硕士学位，而后同他的妻子一起在工作，不幸于2003年因胃癌去世。他无子女。现在他的妻子在国内读书，想取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任教，现来往于两地，也很辛苦。二儿子是我的挚爱。他是我孩子中最优秀的。2003年9月他去世后我心情太坏。孩子们劝我去香港小住。寄上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我那时还是很精神的。三女儿是1949年我在香港工作时出生的，因为是个香港人，她原在国内中国集邮总公司工作，奉派去香港建立天泼集邮公司，现为公司经理。女婿在国外(苏里南)工作时煤气中毒死亡。女儿现已再婚，仍在天泼工作。她的儿子(即我外孙)现在上海工作，已有儿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四世同堂了。四儿子在国务院侨办工作，是个副司长。他在七年前奉派去香港价办的企业华文传播公司做总经理。儿媳则是在京同友人合资开公司，也算是个总经理吧。他们两人都是党员。他们的儿子留学英国也七年了，现回国在国内工作，也是个硕士。 前些年我常去香港小住，现在年纪大了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生活习惯不好，人也懒怠。现在我基本上是一个人独居，找了一个保姆照顾生活，每日看书读报，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生活也还悠闲得很，只是两眼白内障严重，看书写字比较困难，有时头疼头晕，什么事也干不了了，骨关节炎严重，行路不便，整日蜗居在家，不过也还逍遥自在。这封信写了好几天了，因为我每天真正看书写字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两个小时，很累。字迹潦草，你也看累了吧，没有什么事也就请勿回信了。我会给你打电话联系的。附上照片两张，请查收。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谨此向你拜一个早年，敬祝你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冯修惠，原名冯志琼，又名徐迈，广东省中山市人,1920年3月19日出生,1939 年2月入党，1940年4月参加新四军，曾在苏常太和丹北地区任县委组织部长、长江工委书记。撒离根据地后在上海、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1954年调北京，担任过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宣传组秘书，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外书组(翻译)组长。离休前任职于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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