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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是运河研究的另一个路径，且是基本路径，也因此，文献依赖路径的运河研究，要远比考古成果多。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文献研究比较便利，而考古要受重重限制。两者虽有区别，但是同为运河研究的一体两面，如果两者的结论相同，那无疑就是运河研究最接近客观真实的境地。 从文献视角考察隋唐运河邢台段之前，有必要辨明关于永济渠的几个框架性、整体性的问题。毕竟，对于事物不作一些全局性、抽象性的观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事物，包括它的组成部分。 1.隋代大业年间是永济渠历史的起点，对永济渠来说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永济渠历史起点的面貌，是存在着文献空白的，没有一部文献是对隋代永济渠作时间同步描述的。最早的关于永济渠的文献资料，是中唐时期的《元和郡县志》，但它只反映当时的永济渠的情况，再往后，对于永济渠的描述其实都是永济渠的当代史，将它等同于隋代河道，忽视了事物的运动性和发展性。至于中唐以及此后的永济渠和隋代开凿的河道是否一致，是不可一概而论的。隋代的基础打好之后，基本框架一直沿袭到宋金，只有元代对永济渠的改造，才具有规模性，但由于唐人也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打理，所以唐代及以后文献所反映的永济渠，和隋代是有具体偏差的。如永徽、开元间两任魏州刺史李灵龟和卢晖对于境内永济渠线路的调整和添建，这些新开的河道也冠以永济渠之名，但和隋时的面貌显然不同。 2.永济渠大部分是在旧有河道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非全部开创新凿，已有共识。在永济渠之前存在的古河道，有古清河（白沟）、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漳河等几条规模较大，且处于同一区域，位置相近。那么，永济渠的基础究竟是上述的哪一条古河道？照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永济渠成于古清河，即曹操所开之白沟，亦即郦道元笔下的淇水。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如《元和郡县志·魏州·永济县》篇中所加按语：“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此渠盖屯氏故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然而这个按语并不确切。屯氏河最早见于汉书之沟洫、地理两志，然行文简略，除了一首一尾及大概流径，并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如同远观江边渔火，形象模糊。及至郦道元注《水经》后，才在屯氏河系统内又甄别出屯氏别河、张甲河等支派的不同身份，勾勒出不同的河道位置，大河故渎、古清河、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才得以有所区别。迨唐宋以来的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复在相关县域列出上述河道及永济渠的具体所在。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大河故渎、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永济渠在大部分区域内并无交集，各行其道，历历有别，也就谈不上永济渠“盖屯氏故渎”的说法。当代有学者曾据此整理出上述河道的示意图，大致客观地反映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位置关系。从道理上讲，屯氏河及其支派为黄河决出的天然河道，不加一番人为疏浚和整治，并不适合运输行船。且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淤塞，至隋时已历500余年，河道残破迨无疑问，如果作为运道需要不菲的工程量，况并无水源可资利用，而即便有水源可用，以其“广深与大河等”的体量，自太行山而出的淇水、洹水等几条河流，远不足支撑屯氏河这样庞大身躯的运输功能。另一方面，古清河经曹操凿成白沟运道后，海河水系已然形成，在郦道元的时代尚在正常运转，北魏国家也在维护和利用。除此，隋时在太行山前的现存河道还有漳河，但漳河迁徙无定，水性无常，并不适合搞运输。综上，在同时存在古清河（白沟）、黄河故道屯氏河、漳河时，隋代国家中枢会作何选择，似乎不难明了，炀帝没有道理舍易求难。
郝金龙《屯氏河及其支流复原图》 3.新莽之后的古清河（即谭其骧先生所谓“第四期清河”），是否曾行屯氏河旧道，年久失考，于史无征。但事实上，认为屯氏河就是古清河（白沟）后身永济渠故道的人，唐代以来，却不在少数。汉之屯氏河，名气很大，为治学者所周知，而古清河则隐晦难明，知之者少，故探究永济渠和白沟根源者，往往要溯及屯氏河，实属正常。以屯氏河为永济渠故道，明清以来，又演化成“屯氏河为卫河故道”的看法，则除了'卫河即永济渠'这种认识外，也与郦道元有一定关系。郦氏在《水经注·清漳水 浊漳水》篇中认为，绛水为大禹导河所经，绛水实为漳河，而衡漳的旧道又与屯氏河缠混不清，互为借道。明代以后，漳卫合流，这种前后因循的历程，对于屯氏河——永济渠——卫河这种承继关系看法的形成，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一层因果关系，明清之际的朱鹤龄在《禹贡长笺》中也曾揭示过。
邢台运河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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