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的戴高乐（50）

​戴高乐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仍然希望通过调停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的战略是朝着全体阿尔及利亚人自决的方向前进。1962年7月1日，通过全民投票，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戴高乐还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

作为先例，在1958年6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从1961年9月至1962年8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阴谋者已动了手，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因为出了技术故障，最后一次是由于出现了奇迹，戴高乐才摆脱了厄运。另外两次在布置就绪前就败露了。第一次，阴谋者把装有90磅可塑性炸药的煤气桶及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通往科龙贝路旁的沙滩里。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没有爆炸。1962年8月22日，在总统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火。

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向戴高乐的汽车开枪，总共射出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坚固的雪铁龙牌汽车。有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侥幸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谁也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已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他向他的私人医生利普什维兹博士吐露过他的心事："我回来晚了十年，太迟了。"他还对普利文等解放功勋团的伙伴们说："我是1940年的人物。事实上我已老了20年，不能勇对命运的挑战了。"然而，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访问，却使他恢复了信心。

1958年9月，他们两人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就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这位总理说，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戴高乐高兴地逢人便说："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戴高乐不顾年迈和一直存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构成了1958年9月17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拥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

戴高乐已经十分明白，他的建议很难被接受，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在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上自由行事了。戴高乐于1959年3月6日，决定迈出标志着法国不受北约限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他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3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法国目前已经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约束下解脱出来，因为北约的约束使法国不可能保护它在中东、北非、黑非洲和红海等地的利益。

11个月后，法国成了核国家。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从而提高了法国的大国地位。

有人说，戴高乐反美、抗英，愿与俄国打交道的对外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对雅尔塔会议的一肚子牢骚，以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交往中的积怨。戴高乐一生立志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的形象。像有些伟大的人物一样，夏尔·戴高乐既是幻想家又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两者又在他身上斗争不已。早在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戴高乐就立下了这样的宏愿：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定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

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为了探索成立一个欧洲政治组织，1961年7月18日至19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的欧洲政策，甚至连戴高乐本人对这个最后声明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过了不久，戴高乐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委员会，其主席是当时法国驻丹麦的大使，忠诚的戴派人物克里斯蒂昂·富歇。委员会开始就建立"国家联盟"问题起草条约。戴高乐的目的是反对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他需要的是英国人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联盟。戴高乐对其心腹们说，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了；他不能指望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英国。麦克米伦错误地认为，他的欧洲概念与戴高乐的欧洲概念差不多，这会有利于彼此达成协议。但是，戴高乐把英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麦克米伦唯一能够糊弄法国的就是断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无论如何，声明准备执行一项"欧洲的"防务政策，即戴高乐式的不受美国支配的政策。但他不能这样做，即使他能够这样做，戴高乐还会找到其他借口来排斥英国。

出于广泛联合的考虑，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做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是否同意与法国互派大使。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1月30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

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现实，特别是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同中国建交，再次表明了戴高乐傲视美国的指挥棒。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于1963年3月15日前往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个美国的后院，他发表了几次演说，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马提尼克岛会见，这使得白宫大为恼火。会见的事就此告吹。戴高乐按照预定计划，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作了暂短逗留后，于3月23日回到了巴黎。

4月16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挑战性的演说，公然拒绝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并声称法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他以从未有过的最为惊人的言词表明他倾向于中立主义，他指出"两霸"正力图瓜分世界。他摆出十分好斗的态度。同年4月，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主张同意南越中立，赞扬柬埔寨拒绝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4月27日，法国撤回在盟国法军司令部的法国海军军官。谈到越南问题时，戴高乐谴责美国人企图在印度支那取代法国，并主张这个半岛的所有前法国殖民地实行中立。1965年2月8日，他还写信给越南胡志明主席，谴责外国（美国）的干涉和扩大战争，并于同年5月，主动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撒回了本国的工作人员。

总之，戴高乐在重新当政的11年间，使法国民众的生活深深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他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充满了对霸权的藐视，并始终强调尊严和独立。甚至不赞成这一外交路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新路线。它的总方针就是重新选择盟国，寻求法国与盟国间的新平衡。

法国在保持与西方盟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紧张的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同西方盟国保

持着一定距离的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要求。该共同体经历了多次艰难时刻，曾按法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进行了改组。共同体屏弃大联合和逐渐成立跨国政权的方针，希望组成"多国的欧洲"。在该组织内，六个参加国都保持各自的全部主权。法国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协议使两国言归于好。反对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反对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反对国际货币制度等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外交路线表达了戴高乐在争夺势力范围的微妙角逐中顽强地促进法国强大的愿望，同时又表明了戴高乐是掌握力量与和解之间分寸的巨匠。

与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成就相比，戴高乐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取得惊人的进步。1958年底，法郎贬值，法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受到全面的考验。共同市场首先发挥了作用，使法国经济有了起色，负债累累的局面得到了改善。然而，通货膨胀悄悄地来临了，逐渐地侵蚀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与此同时，社会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和随之而来的总罢工。为了克服危机，重新恢复经济活力，戴高乐决心在教育、劳资关系、经济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一场"深刻革命"，并着手制订计划，准备交给议会和各政党进行讨论。

到了1969年春，随着年月的推移，戴高乐身体越来越不支了，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不希望他1972年任期满后继续执政。但是这位倔强的老人还有惊人的一手，他宣布，他是否继续任职要取决于全民对他改革计划表决的结果。如果失败了，他就退休，就像他已说过的那样。4月27日，投票结果，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特里科给戴高乐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回答说可以。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戴高乐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如下：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从此，夏尔·戴高乐又回到了科龙贝村的拉布瓦瑟里。他不再干预国家的事务，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1969年4月20日，即举行公民投票前七天，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小礼拜堂，参加了由他的侄子弗朗斯瓦·戴高乐神父主持的弥撒。仪式结束之后，他在私宅接待了他的儿孙们。戴高乐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要失败。从德斯坦声明不赞成公民投票法那时起，我就知道肯定要失败，我将失去独立派的票！

有人要问：戴高乐明知失败为什么还要举行公民投票？他其实没有必要使自己陷入遭人民公开拒绝的窘境；在过去风云激荡的十年中，他一直统治着人民。如果他不怕被人指责藐视议会程序的话，他本可以利用戴派的多数使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不过，戴高乐有他自己的考虑。1969年4月，戴高乐已是79岁的人了。他对朋友和亲属早就透露，他需要六年的时间来写他当政时期的回忆录。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正常的程序和法学家们的建议比平时更不耐烦。他年事已高，傲慢日甚，即使他真在投票中胜利了，他也不见得会任职到第二个任期届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