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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航路开辟的影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历史学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该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但研究还很不充分,新航路对中东城市的影响更是极少论及。 新航路开辟没有立即导致中东城市衰落,但从长远看却奠定了城市衰落的基础。  第一,打乱了亚洲传统的贸易体系,“葡萄牙人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亚洲贸易体系组织”。达伽马环海航行和发现美洲后,面对更大的地域,一些类似的制度纷纷建立。 虽然16世纪传统的经由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路线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亚洲人失去了对贸易中心或交通要冲的控制。在16世纪史无前例的经济剧变中,东方彻底失败了。 正如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将1550至1650年历史描述为“近代世界史上从未有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段黄金般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  “这一剧变在奠定大西洋地位的同时,取消了东地中海地区在一个时期内作为'印度’财富的唯一保管者所拥有的古老特权。从此以后,技术和工业进步使西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生活费用低廉的黎凡特地区,来自西方的白银能够自动升值,并且获得更大的购买力。”因此,在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日益扩大。 第二,出现了依附性的、专门为满足西方人需求而设立的农副产品生产区域。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指出,对剩余生产缺乏兴趣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商业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对以贸易和工业作为就业来源不感兴趣,甚至对把它们作为可与进口奢侈品或必需品来竞争的商品来源也不感兴趣。  其经济之所以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斯兰中部地区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黄金供应——在撒哈拉商路上获取黄金是非常便宜的;这个巨大财路销蚀了发展本地生产中心的兴趣。 西方商人在一个从商业上讲更为贫穷的环境中形成,他们比穆斯林商人更具有冒险性和试验性。16、17世纪,亚洲的香料生产急剧扩大,在殖民据点控制或受其经济活动影响的地区。  亚洲商人开始逐渐接受殖民主义者的摆布,实际上是逐渐依附于他们。“这些新来的欧洲商人对比他们更为巩固、更有经验的亚洲同行来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他们享有来自本国政府的支持。 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不是哥伦布、达·迦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携带着资本的企业家们,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让整个欧洲都发了财”。  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欧洲的经济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无疑便是新大陆的发现与殖民化。虽然这一事件对贸易、海运以及贵金属的储备所产生的影响已有许多历史学家广泛作了研究。 然而,这一事件对欧洲工业的意义相对而言却被忽视了”;“这种忽视确实是严重的,因为在16、17世纪时白银、黄金、染料与蔗糖输入欧洲并不是有来无往的,作为主要的回报,欧洲不仅出口商品,而且也输出了船运与商业劳务”。  第三,新航路开辟推翻了传统的贸易模式,使几个世纪以来中东贸易开始朝欧洲方向转移。穆斯林商人商业技巧熟练,但在伊斯兰地区以外不具有冒险性。穆斯林商人一直对他们所拥有的贸易路线感到满意,这并不奇怪; 也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集团试图探索绕过伊斯兰领土,穿过撒哈拉,沿红海而下或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达东方和南方的重要商路——基督教的西方除外;穆斯林往往满足于他们的成功,伊斯兰世界很快固步自封,以世界中心自居,并且洋洋得意,不求进取;阿拉伯航海家曾怀疑黑非洲的两侧(大西洋沿岸一侧和印度洋沿岸一侧)由大洋连成一片,但他们对此并不关心。  第四,中东城市滑向现代商业网的边缘。地理大发现导致第一次大规模国际分工,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越来越全力地进行工业生产。 此前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造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扩展,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辐射全球而不仅仅是辐射欧亚大陆的新中心也已崛起。  从这个新中心:先是伊比利亚半岛,而后是西北欧开始,一条条政治影响力的贸易路线向各方伸展,包围了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囊括非洲,向东到印度,囊括东南亚。 地理大发现使贸易中心发生变化,与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相比较,地中海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规模形成之后,一种新兴的、有意义的贸易——所谓超欧洲贸易开始发展起来。  这种贸易虽然不能大大增加消费品存量,却能扩大消费品范围。伴随着地理发现与殖民扩张,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产品不断输入欧洲,其中包括糖、咖啡、茶叶、香料和其他杂货、染料木、棉花、木材与松脂等原料,印度棉等制成品,烟草之类的其他商品以及金、银等奢侈品。这些产品中有一些输入量不大,但是到1750年已有相当数量的糖、茶叶和印度棉输入欧洲。 第五,中东城市与欧洲贸易有半殖民特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欧洲人具有相当高的经商素养,商业革命为欧洲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工业提供许多巨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为工业革命提供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所必需的大量资本。  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第二不平等的特惠条约为欧洲商人提供有利条件。1535年苏里曼一世和弗朗西斯科一世签定双边特惠条约,授予法国商人一系列特权。1604年与英国人和威尼斯人也签署类似条约。这些条约将地方商界置于不平等地位。欧洲商人只付商品价值3%的关税,而当地商人却要付7%—10%的关税。 地方商人无力与享受特惠条约保护的欧洲商人竞争,而且在与欧洲贸易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海上商船经常遭到海盗的袭击;陆路运输用驮运,商队常被盗匪抢劫;每个城市有自己的习俗和贸易法规、关税、度量衡等。  这些与封建掠夺相结合,不仅对商业和工业发展造成障碍,而且也阻碍中东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结果正如1625年奥斯曼帝国一位官员记载,“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 他们向各地派遣船只,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通常都是先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转运到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转往世界各地。 他们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溢价五倍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以世界市场初步出现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由于城市是社会的工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开辟市场首先应该是城市的要求。重视开辟市场是西欧城市的基本特点。有人这样赞扬说:“城民们像把竞争者从旧市场赶走那样勤奋劳作去开辟新的市场,像与商业对手斗争那样艰苦地与地理障碍、道德顾忌、技术缺陷、组织欠佳等作斗争”。 需要垄断尽可能多的市场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中世纪西欧城市与中东伊斯兰城市很不相同的地方。在14、15世纪寻找和控制新市场、交通线、航线成为西欧城市发展的总趋势。 在该趋势下,各类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争夺市场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他因素结合形成西欧向外扩张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包买制的推行、农业专门化的发展,这是西欧资本主义过渡前夕经济领域里直接导向资本主义的两种最重要的现象)。 而中东城市则恰恰相反,面对新航路开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迅速退却,开罗、伊斯坦布尔的大商人活动范围缩小,在17和18世纪几乎不敢冒险超越红海,几乎没有印度洋的船出现在苏伊士。 缺乏雄心,使中东城市商人活动主要集中在装载和卸货的港口,放弃了海上的活动。从而也就失去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必不可少的巨大的海外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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