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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国内阶级矛盾起了巨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成为 订矛盾，这种形势唤醒了全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中多数爱国的也要求抗日，但其中也有动摇的。对此，如何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伟大作用，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严重课题摆在鄂中特委和豫鄂边区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京山县委（包括全县境）在豫鄂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京山物特点和实际情况，反复地进行了认真分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作一简略介绍。“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同志由延安回到湖北，通过建设厅长石蘅青和省棉业改进所长杨显东的关系，得到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李范一的支持，在应城汤池办了一个农村合作干部训练班。中共湖北省工委考虑到办汤池训练班的目的，主要是为在日寇西进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就派工委宣传部长陶铸同志（因为他懂军事）到汤池来领导。陶铸同志到汤池后，认真执行了毛主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力量，培训党的抗日干部，发展党的组织，筹建革命武装，把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汤池训练班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开办到次年十月被迫停办，在这短暂的十个月里，我党克服了重重困难办了四期培训干部三百三十余人（不包括临时学校在内），在鄂中一带播下了革命种子，为以后在京山、安陆、应城、钟祥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培养了大批骨干。汉流会（又称红帮、洪门）是旧中国一种帮会组织。它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小商小贩、惯盗土匪，也有富商大贾、达官显贵，是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帮会组织。彼此间都以江湖义气为重，哪一个政治集团掌握了它，它就为哪一个政治集团服务。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和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参加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鄂中特委从成立那天起，就注意到了汉流会这一社会力量，并设立了一个“汉流工作委员会”来领导这一工作，使其为抗日战争服务。当时任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副官处长的张光泽同志，参军前是这一地区汉流会的龙头大哥，京、钟、随、枣等县有他数千个“弟兄”。边区党委让他利用汉流大哥的身份，收编过几支土匪武装，如苏庆阳、邵洪武等就是。在收编土匪的过程中，他被土匪郑星南压断了双腿成了半残废，但他仍坚持工作。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开始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目的是为了充实嫡系，削弱杂牌。因此，将二十二集团军和二十九集团军缩减官兵一万余人。其中一部分人回原籍，一部分滞留当地作上门女婿、做长短工、做小贩；一部分带着人枪，摇身一变，成了几股游杂武装。其中较大的有夏其凯、杜炎礼、林光耀、周茂林等共约四百余人。他们在京北、随南、京安、京应等地骚扰，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是一个大的威胁，各地群众和各级党歃纷纷向边区党委反映，要求派兵清剿。边区党委经过分析研究，最后决定收编，并把收编这支游杂武装的任务交绘画边区保安司令郑绍文同志执行。郑绍文同志当即派张光泽同志前往该部驻地川岗谈判。张光泽同志利用汉流龙头大哥的身份，同他们谈判，传达了边区党委收编的原则和条件，劝勉他们应以抗日民族利益为重。几经协商，他们最后同意收编。一九四一年五月，杜炎礼、周茂林、林光耀将四百多人的部队从川岗出发，由张光泽同志带到小花岭边区保安司令部接受整编，将原有番号取消，改编为“洪山支队”。“洪京支队”成立后，在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豫鄂边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跟着党转战南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此同时，京山南部通过天京潜中心县委谢威、陈明、肖久让等同志的不断教育争取，伪鄂西保安司令熊光的四团团长高华廷、八支队长刘辅珩弃暗投明归顺我军。“洪山支队”的收编与改造以及高华廷、刘辅珩弃暗投明，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党改造游杂武装的一个典型范例（以后刘辅珩叛变投敌）。戴焕章原名戴书文，河南省邓县白洛乡牛营村人。一九三七年任邓县区长兼区团长。一九三八年通过世交朱明善和云南白药间店经理柏赓斋的活动，受到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赏识，任命戴焕章为五战区右翼游击纵队上校司令兼第一支队长。不久，戴焕章率部驻防京山、随县、安陆、应城、钟祥等县，担任正规军的前哨与新四军五师驻地相对峙。戴焕章的防地同新四军五师驻地仅有一山之隔（向冲、小花岭），他经常听到看到新四军坚持团结抗日保护人民打击日寇为国为民的英勇行为。因此，表示了自己的由衷钦佩之情。尽管他的部队与新四军部队处于敌对地位，但却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焕章对新四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边区党委陈少敏、郑绍文同志通过朱明善同志找戴焕章会见过几次以后，他深刻认识到新四军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救民的人民军队，就向部下吐露内心的真情，说新四军队是他们将来的一条出路。自从戴焕章同共产党交上朋友以后，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他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抗日，有益于新四军的工作如向新四军暗送情报，使我军事先作好战斗准备，将国民党一二七师、一二八师以及最后动最顽固美式装备的别动军支队全部消灭，此外戴焕章还护送干部通过封锁线。如我军旅长张文津夫妇，中原局党代表朱理治同志的爱人苏菲，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民伟、邯郸市委书记王致道、湖北省人大秘书长粟栖，湖北省军区顾问余复民等同志，都是戴焕章帮助通过封锁线的。向我军五师支援武器弹药，也是戴焕章的又一贡献。仅一九四一年一次，戴焕章在巴家冲就留下步枪子弹八十箱，手枪子弹五百条，手榴弹二十箱。以后，又陆续支援了数量可观的武器弹药。以上事实说明戴焕章与新四军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戴焕章在前期对自己的部队约束不严，有扰民现象被群众称为“刮皮队”，但是通过陈少敏和郑绍文两同志的教育以后，戴部军纪便有明显好转，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同我们保持良好友谊的朋友。抗日战争进入三个年头以后，国民党营垒里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以及知名人士积极分子中出现了大的分化，他们之中极少数人卖国投敌当了遗臭万年的汉奸；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爱国热忱，作为炎黄子孙不屑认贼作父，甘当亡国奴，可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能不能将侵华日寇驱逐出中国领土持怀疑态度。因此动摇、徘徊，他们是中间派，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是拥护的。这些人他们的能量很大，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因此，把这部分人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一九四0年九月一日，豫鄂边区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通过并成立了包括共产党、民主党派左翼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参加的“三三制”军政联合办事处，把各阶层进步力量团结在豫鄂边区党委周围，为进一步建设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击日寇侵者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有第一任京北县行政委员会主任的张伯丹和后来成为京北县长的黄定陆同志和付县长黄国振同志，尽管日寇将他们的房子夷为平地，父母亲被抓去关押严刑拷打，但他们仍然坚贞不屈地紧跟着共产党浴血奋战，把个人生命和抗日战争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此外，还有知名的进步人士如王东明（原中共京山县委书记王家吉同志的叔父）、易修叙（原豫鄂边区主席许子威同志的岳父）、应抗支队司令孙耀华以及熊世哲、陆德泽、唐昌廷（国武）、徐开太、徐树勋等开明人士，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许多贡献。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这段历史，足以说明不管在任何时期，如果背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统一战线，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他们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接受党的领导，和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通力合作，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崭新局面。所以，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服务，仍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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