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子离巢（散文组章） 谢柳青 公元一九七四年早春二月。清晨。 “小燕子，慢点。”我自顾自的奔跑着，背上背着背包，手里提着一个洋铁皮水桶，里面装着的洗漱用品随着跑步“吣吣哐哐”的碰撞着，妈妈拿着一个脸盆在后面追赶。 人生独立就从这一天开始了，这年元月我刚满17岁。 前一天，妈妈带着我置办了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后，去了公公娭毑（外公外婆）家告别，公公得知我要去农村下放锻炼，长叹了一声，“你会做么子！”便出门了。娭毑忙着给我做好吃的。一会公公手里拿着一顶蓝色的用毛线编织的帽子和一条码头牌肥皂给我。我开心地将帽子戴在头上，两条长长的带子挂在胸前像两条长长的辫子，美得我蹦蹦跳跳的围着他们转。 也许是太兴奋，睡晚了，早上一睁眼，只见妈妈在忙着给我收拾东西。 “拐了，迟到了。哦是不喊我起来。”我有点嗔怪。妈妈不言语。 我兴奋的从床上跳到地上，收拾完毕，又催妈妈，她还是不言语。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妈妈在搽着眼睛。 肯定迟到了。我拿上行李拼命地跑。集合的地方是人民剧院外的大坪里，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几部敞篷的大卡车，车身挂着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放着“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红色歌曲，那空气、那情绪真的使人血脉喷张。 我们黔阳二中高中五个班毕业生基本上都是下放在大崇公社，大概有两三百号人。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着自己同学，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上了车，好在是敞篷的，大家都在你喊我喊的。混乱中我终于找到了同学，把铁皮桶往车上一扔，便爬上了车，完全忘记了母亲拿着脸盆还在四处寻找着我，就在大卡车开动的一瞬间，看到了妈妈拼命递给我的脸盆。 敞篷大卡车从喧闹声中离开了安江镇。 我们这一车人全是女同学，都是校文艺宣传队的，估计是大崇公社需要一支宣传队，便把我们集中起来放在公社附近，户口落在附近的生产队，人员集中在公社旁边的园艺场种果树。后来两年多的大崇公社文艺宣传队的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大崇公社距城里大概20多里路。敞篷车驶出城里，进了村道后便摇摇晃晃、灰尘滚滚，刚才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消失了，车上叽叽喳喳的说笑声也停止了，大家都沉默着，面面相觑，想着心事。 我不由自主地往车来的方向望着，感觉妈妈还在追着，我想妈妈了。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这是妈妈给我唱的摇篮曲，也是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妈妈索性就把“小燕子”喊成了我的乳名。同学们也都是叫我“燕子”，直到1984年去了长沙，除了父母，就听不到有人叫我“燕子”了。有一次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喊了一声：“燕子”。这一声把我惊到了，瞬间感动了，一股亲情式的情绪油然而生。 “小燕子你慢点。”我这时在车上好像听到妈妈在后面追赶着的喊声，引颈望去，原来是幻觉。 到了公社，大家一洗沉闷，又都好奇地兴奋起来。稍作停留，就由各生产队的负责人带着我们离开了公社，我们这一群文艺知青被分配到湖南怀化黔阳县（今洪江市）大崇公社民主大队，我和刘玉芳的户口落在团结生产队，到了每年的七八月我们都要下到生产队去搞双抢，平时就在园艺场劳动。 17岁的我，想着能自食其力了，自由了，可以制定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了，好憧憬哦。 心情好时，面对的困难都克服了，但时间久了，困难就向泡发的干菜，迅速膨胀，有时一筹莫展。 我们刚去到大队时还没有我们住的地方，集中住在民主小学的楼上，每天的劳动都由大队民兵营长蒋良方带着我们出工，上山砍柴好像是我们的主要劳作，接着就是建我们自己的“窝”——园艺场。 上山砍柴是我觉得最难最恐怖的劳动，尤其是捆柴，捆柴的绳子是一种特殊的绕不断的小树，绕几圈反过来形成扣眼状，可我们不认得这种小树，找来的都不合格，绕几下就断了，天快黑了，胡乱一捆，半路上又散了，只好来来回回地抱着走，这何时走出山啊！天又要断黑了，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泪水直流，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感觉好累，不是怕累，是不会干，因而难受。 天黑了，恐惧感笼罩着。有人出主意，“把柴滚下山去。”大家想想是个好主意，可以不用挑着柴走下山。哪知稀里哗啦全散在半山腰了。搞得大队干部打着手电筒来山里找我们。 回到住地，也许是劳累，思家的情绪上来了，接连好多天一个人傻傻的发呆。 一天，收工回来，突然传来狗叫声，有人在喊“满娘，看到你的狗哦！”声音好熟，是妈妈，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妈妈带了一瓶子香干子炒肉，还有几件衣服和一个脸盆，叮嘱我要把洗脸的和洗澡的分开用。 羽翼丰满时，妈妈追不上我，筑巢累了时，妈妈来了。 母亲永远是我困境中的依靠。 夜浴 我们民主知青园艺场全是女生。住的房子是我们自己参与建造的，房梁、木材是从沙溪大队的深山里用肩扛过来的，那个木方扛在肩上的痛，像刀割一般，两人抬一根梁，半路上实在忍受不了，我们就把梁丢在路边，四目相望的流着泪，又破涕为笑捡起来扛在肩上往前走。 房子建好了。园艺场离大队部有两三里路，到公社倒是很近，下山后趟过一条溪就到了，站在住地，能看到公社。房子建在前山和后山相连的山坳上，往后走就是更高的山。房间上下两层六间房，我和刘玉芳、刘佩源（回乡青年）住一层的右边，靠着厨房，厨房是横向的，与住房呈L型状，厨房的另一头是上二楼的楼梯，半圆形的灶台上三口锅，一大两小，大锅主要是烧水洗澡，灶台旁边是一个橱柜和长条案板，厨房右边侧门出去往后面走十几步就是厕所，当地俗称“茅室”。 这个“茅室”也是我至今难忘的存在。 茅室靠山一字排开，用木板搭建了高于地面的坑位，男的两个坑，女的三个坑连着一个平台，平台是用来洗澡的。相比较农家的茅室安全多了，大家开心不已。 茅室新开张了。 收工回来，饭也顾不上吃，大家开始从厨房的大锅里抢水，争先恐后地去洗澡，都是文艺青年，歌声总是不断，特别是唱歌走调的丽君，有着极好的心理状态，只有她的歌声最响亮，也最能拨动大家的兴奋点。 但没几天这个新茅室就被冷落了，原因是：气味太熏人。有人又开始提水在房里搽澡，搽澡哪有水洗痛快、干净，还搞得房里水滑滑的。 洗完澡，大家又懒懒的坐在禾堂里歇凉聊天。 “我有一个办法，”有人提议，“我们就在禾堂里洗。” “你个猛子，出这馊主意。” “听我说完，反正我们这里在山顶上，也没人来，等天黑了再洗，不许开灯。分两班人，一班人先洗，一班人到路口值班，来人就用手电筒闪三下报信，我们就撤进屋里。” “好主意，要得要得。”大家又开始附和起来。 第二天，夜幕降临，大家又唱又跳的准备与天地来一场天体夜浴。 “慢点，我喊已备齐，大家就从头倒水啊。” 搞事的人总是有创新精神的，还要来个仪式。 “好！”大家附和着。 天已黑下来，看不清人形，随着一声喊，只听到水从头顶往下流的声音，“哗哗哗”畅快淋漓。 “哎哟，”一声尖叫，有人摔跤，接着听到铁桶滚动的声音。“我来扶你，”话没说完，“哎哟”又是一声，“哐咚哐咚”三个四个摔成一团。 泥巴地被水打湿后，滑得不行，人根本不能行走，一走就摔跤。 “开灯开灯”，一个个摔得一身泥，又是一阵嘻嘻哈哈重新洗，一天的劳累也在欢歌笑语中烟消云散。 第二天，我们在禾堂边挖了两条排水槽，地面铺了一层小石子和沙子，收工回来，吃过晚饭，等待夜幕降临。 天已完全断黑，天体夜浴正式开始。公社通知明天要去集中排节目，有人在背台词，有人在熟悉音乐，哼着小调，这场景夹杂着瀑布般的从头顶浇灌下来的水，似一首天地交响乐。 “有情况，”有人惊呼。远处有手电筒光一远一近的摇晃着，不像我们的暗号，“谁？” “怎么不开灯啊？”一个男声从远处喊道。 “明天要集中排练了，上来看看你们。”又一个男声。 “啊！！！”一声尖叫，接着一阵乱跑。 我迅速跑进房里钻进床上放下蚊帐，惊魂未定的看着窗外。短暂的无声后，只听得外面两位男生嘀咕了一下，大概也明白了什么，说：“我们下山了。” 大家穿好衣服，都来到我们房间，先是一番指责，“谁值班啊，怎么放人上来了呢？” 值班的人怯生生地说：“我们以为不会有人来，没去路口。”大家一阵捶打，又嘻嘻哈哈的笑开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两位男生是谁？好想知道你们当时的心态和我们的囧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虽然苦，也流泪，但快乐、纯真，苦中作乐。 我无比怀念我们的青春、清纯的知青时代。 “吃的亏，做得堆”，这一俗语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形成。十七八岁正是人生三观形成之时，这句俗语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在后来的成长中没有迷失自我，更是在各种诱惑中找到定位。 1975年的“双抢”，我们都各自回到了自己落户的生产队，我回了团结生产队。据说公社最好的生产队是渣家，给我介绍情况的老农说，渣家是名声大，团结是实力强，团结队比渣家队富裕，工分价值高。我那时根本不关心这个，也不懂得计算工分这些事。但听人说这个话，知道团结生产队是个很好的队，也为此感到自豪。我被安排在生产队队长家里住。我们园艺场所在地就在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家就在我们园艺场对面山头的半山腰上，两层木板结构，用桐油漆过，阳光下泛着红光，很气派，听生产队的人说，队长一家人都很好，劳动力强，因而他家是队里最富裕的。 园艺场山脚下有一户农家女，我们叫她秋妹，是外村嫁过来的，她想接我去她家住，听说队里已经安排了，就说要接我去她家里吃饭。秋妹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那真诚、那善良，至今想起来还感动不已，她家是整个生产队最穷的，但我们知青的主要零食都是她提供，那个时代吃饭定量、吃肉凭票，想要吃糖、点心之类的零食，那真的叫一个奢侈，关键是没有这些东西，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我们的主要零时就是酸萝卜、米豆腐。这些东西我们想吃又不会做，常常是秋妹给我们送来。有一天晚饭后，秋妹端来一大碗米豆腐，大家闹哄哄的像过年一样抢着吃，我还吃撑了，吐了一地。秋妹家有一颗柚子树，时不时地要摘两个上来送给我们。 我们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常常饿得睡不着。这天我饿得不行，半晚上爬起来，到她家翻酸水坛子，腌酸萝卜吃。 “我今天摸了几条湫鱼，现在给你炸了吃。”她说着就动手。 “你留着明天自己吃。”我虽饿的不行，但我也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口粮。 “我明天又去抓。” 说话间，香气扑鼻，我实在没有控制力拒绝。 “住到队长家里要的。”秋妹说。秋妹的家境不好，房子可以说是半成品，四面木板只是遮挡着，没有正式安装，冬天透着风，白天透着光。家里没有劳动力，男人身体不好，她也是身体娇小，看上去就干不了重活的样子，没有孩子。 “我家里太穷了，你住到队长家里舒服些。”她又说，真诚的样子，我都不知怎么拒绝才好，我哪里是嫌她穷啊，我想住她家里，但又怕给她增加负担。 第二天，她把我送到队长家，走时说道：“来吃酸萝卜啊。” 队长是个光头，是那种闷声做事不善言辞的人，但也透着几分威严，每天晚上评工分时，他是最后定调拍板的人，在社员中威信很高。 他把儿媳妇住的新房腾出给我住，第一餐饭给我做了腊肉和干鱼仔子，那美味现在都还能感受得到。记得我们下放知青是每个月2斤肉、17斤米的定量，吃不饱，每天就惦记着吃饭，我们有人一餐吃过一斤米饭的。我在队长家里能吃饱饭，真地感受到了我们队里的富裕，不缺粮食。 有一天，我正在插秧，队长站在田埂上喊我上来去他家，说县上有人找我。 我洗了洗腿上的泥巴，上了岸问道：“谁啊？” “县里的干部。” 我回到队长家，禾堂里有两个人坐在矮板凳上，我也不认识，他们说是向我了解一下情况。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公社通知我去填“入党申请书”。 就在县里来人后的第二天，我照样和队上的老农们在插秧，坐在田坎上歇气时，他们不断的夸赞着我，说我出工不偷奸耍滑，“城里人到乡里来吃苦，舍得出力，我们喜欢这种人。” 叽叽喳喳的议论着。最后队长说：“吃得亏，就做的堆，”手一挥“做工。” “吃的亏，做得堆。”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好深远、好哲学哦，琢磨了半天。从此，我带着它走上了人生之路，它解除了我人生路上很多的困惑和不平衡。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你为老百姓付出，老百姓拥护你，不就是它的注脚吗。 贪腐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价值观出现偏差，一切为我所用所得，弱肉强食，疯狂追逐个人利益，脱离老百姓，终究为人所不齿。 秋妹倾其所有为他人的纯朴品质，队长浅显明了的俗语，深深地影响着我一生。艰难的岁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磨炼了意志，明白了人生大道理，这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简历 谢柳青，女，中共党员，1957年1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黔阳县（今洪江市），小学初中高中均在黔阳县就读，1976年招工招考转干，1984年调长沙，在省直报刊传媒工作，期间读大学，考职称，竞职位，最终在社长总编辑岗位上退休。业余爱好写作，早年有过获奖和著书，省作协终身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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