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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 2023-08-15 12:40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考古与文物199个 来源：“边疆时空”微信公众号奥登堡新疆考察文物获取途径——以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与奥登堡往来信函为中心
李梅景 历史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敦煌学研究。 摘要：奥登堡在1908—1911年间与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有50余封往来信函。信函透露出奥登堡1909—1910年新疆考察期间与克罗特科夫、阿克萨卡尔、文物贩子间的往来互动及收购文物的细节。这些史实揭示了奥登堡新疆考察获取文物的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考察过程中清理挖掘和“取样”“保护”所得；其二主要是在克罗特科夫和阿克萨卡尔的帮助下收购所得。 关键词：奥登堡；克罗特科夫；往来信函；新疆考察；文物流散 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1863—1934）1909—1910年间在我国新疆进行了勘探考察。据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1910年4月5日①的会议记录，“尽管考察组织前发生了各种困难，但1909—1910年第一次俄国新疆考察仍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提供了有关真实的新疆中世纪艺术遗迹的丰富信息。”关于此次考察，荣新江、波波娃、高田时雄等学者就其考察大致过程、考察始末、具体考察点、与新疆官府的互动、考察所获写本和壁画等做了研究，此不赘述。但是，就奥登堡新疆考察获取文物尤其是收购文物途径的问题，以往研究鲜有涉及，因此尚有很大探讨空间。 关于奥登堡新疆考察，此前俄国仅刊布了考察简报、七个星佛寺遗址考察资料，以及奥登堡和考察队员杜金（С.М.Дудин，1863—1929）的几篇小文章，详细考察报告至今仍未公布。根据上述已刊布的考察资料很难弄清奥登堡新疆考察获取文物尤其是收购文物的具体途径。近年俄罗斯有关机构刊布了奥登堡与俄国1902—1911年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Н.Н.Кротков，1869—1919）往来信函中的39封俄文原件。这些信函是研究奥登堡新疆考察的重要资料，目前尚未有专文对这些信函进行过研究。笔者现结合相关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些信函进行梳理与分析，拟从中揭示出一些以往研究中未见的奥登堡新疆考察收购文物“内情”，以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西北文物的流散情况有更多了解，深化近代外国探险家中国西北考察的研究，同时为研究同时期经济、文化、外交等提供了新史料。 一 清理发掘与“取样”“保护” 奥登堡1909—1910年新疆考察的主要成员，除奥登堡外，还有民族学家、摄影师杜金、矿业工程师斯米尔诺夫（Д.А.Смирнов，1883—1945）、考古学家卡缅斯基（В.И.Каменский，？—1912），以及刻赤博物馆的研究员彼得连科（С.П.Петренко，生卒年不详）。由于卡缅斯基和彼得连科从乌鲁木齐提前返回，未能参与此次考察。1909年6月6日，考察队自圣彼得堡出发，6月22日抵达塔城进入中国境内，在此进行补给，采购了马匹、雇用了翻译。此次考察主要集中在焉耆、吐鲁番和库车地区。杜金和斯米尔诺夫由于天气寒冷，于11月中旬先行返回，没有参与斯尔克甫、连木沁遗址及库车地区的考察。 此次考察奥登堡等人探访了七个星、交河故城、高昌故城、胜金口、柏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处遗址。考察中，斯米尔诺夫主要负责测绘，杜金负责拍摄，奥登堡则统筹安排工作、研究材料和全面检测。奥登堡等人在上述遗址清理挖掘出雕塑、钱币、写本残片等文物，通过描绘、测绘、拍摄获取到大量考察资料。 奥登堡在1909年10月5日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说：“我们在交河故城考察，发现了一些壁画、物件和写本（碎片）。这座古城值得认真关注和发掘。”根据奥登堡1914年出版的考察简报，考察队在交河故城清理了一座小寺庙，发现了许多汉文和回鹘文写本残片、麻布画、两侧带有彩绘的塑像底座，以及“一处有着同一基座的101座支提的奇特建筑物”。交河故城引起了考察队的极大兴趣，并通过清理发掘取得了一定收获。 奥登堡在10月29日自吐鲁番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说： 从我的电报中，您知道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周。我对完成的工作很满意，只是写本很少，甚至是碎片。在已故的地方官那里只有汉文和其他的写本碎片，而且价格高得离谱。我认为，在这里长时间的逗留，仍然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要转去胜金口，再从那里去吐峪沟麻扎。我来吐鲁番是为了地方官的写本，但是徒劳无功。 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考察队的行程安排、工作进展、文物获取等细节。其中奥登堡谈到去“已故地方官”那里收购文物的情况。奥登堡在此次考察简报中也谈到了：“不管是在台藏塔发现的写本，还是物件，我一件都没有买到；一捆汉文写本，是我从托赫特（Тохт）谢赫（阿斯塔纳阿里阿塔麻扎的谢赫）那里买到的，属于高昌故城的发现物。”可见，奥登堡在考察中还进行了直接的文物收购。 奥登堡考察队通过“取样”和“保护”获取到的文物，部分作为研究材料而“取样”，部分是为“保护”其免受毁灭而采集。如考察队在柏孜克里克考察时，“从这座受损严重的洞窟中采集了一些壁画样本，因为该窟壁画非常有意义”；斯米尔诺夫在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令人惊叹的、极其生动的壁画”即建筑物K9的彩绘壁画，由于墙壁裸露在外，存在不稳定性而被剥下来运往了圣彼得堡。奥登堡在1910年1月27日从库车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明确提到了他们剥取壁画之事，并对德国考察队的行径进行了抨击： 在这些考察中，我对德国人的考察感到害怕：被他们弄坏了的壁画，可能不少于他们运走的壁画的两倍。在这里，壁画很难剥下来，灰泥非常薄，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但是谁都没采用，只局限于用简单的锯子和刀子。我在这里弄到的壁画数量不超过1.5箱，我不想重复德国人的野蛮行径，我只在可以确定不会破坏它的地方采集。 可见，奥登堡在考察中一定程度上秉持了文物保护原则，“但是尽管他反对移走艺术作品，他自己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还是把几件遭到破损的或者腐朽的样品，十分小心地带了回去，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为学术研究而把它们保存下来。” 据杜金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 在距焉耆以南40俄里处，我们成功找到了一些旧寺院遗址，并在被沙子掩埋的4俄尺深的地方发现了近150座建筑物：寺庙、佛塔、禅室。到处是大块的雕塑和壁画（绘在粘土上的彩画）残片，……在这里我们收集到12箱壁画和雕塑…… 据杜金回忆： 根据穿透沙子的干草，猜想我们是在建筑物的顶上行走。果不其然，挖掘后，我们找到了两座大寺庙和一些小寺庙。我们在这里干了不少活，但收集到20箱的壁画和雕塑。 如果杜金所言属实，那么考察队仅在这两个地方就获取到32箱壁画和雕塑，这在此次考察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关于奥登堡新疆考察运回的文物数量，波波娃2014年曾发文称，“奥登堡第一次俄罗斯中亚考察带到圣彼得堡超过30箱藏品（壁画、木制雕像还有其他艺术作品），为亚洲博物馆收藏中添加中亚藏品近百项文献片段，这些片段大多是在挖掘中发现的，还有1500多张寺院、洞窟、庙宇等照片。” 综上所述，在此次考察中，考察队通过清理发掘和“取样”“保护”获取到不少文物，且在考察中所占比重非常大。此外，奥登堡还进行了直接的文物收购活动。从俄国委员会和波波娃的论述来看，奥登堡新疆考察获取的文物数量较大，且极具价值。 二 克罗特科夫帮助收购与赠与 克罗特科夫——俄国东方学家、外交官，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02—1911年任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任职新疆期间进行过多次发掘，还通过“代理人”大肆进行文物收购活动，收集了一批珍贵藏品。克罗特科夫在奥登堡新疆考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安保后勤、文物收购、文物运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9年6月29日，奥登堡考察队从塔城出发去往乌鲁木齐，抵达乌鲁木齐后于8月4日拜访了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克罗特科夫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丝绸佛教圣像画残片作为赠礼送给了奥登堡，还带领奥登堡等人在距乌鲁木齐约60俄里的山中考察了数天。 奥登堡在新疆考察期间与克罗特科夫往来通信频繁，约半个月一次。两人间的密集通信，是了解奥登堡新疆考察动态，尤其是文物收购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奥登堡在1909年11月30日自吐鲁番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谈到了收购文物之事： 在这里，我离开时给阿克萨卡尔留了100两，让他尽可能地购买写本和文物，并将之寄给您。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寻找一方有趣的印章，阿斯塔纳人台吉那里有35个，而他现在找不到，我可以用印章在纸上印出很好的印戳，它是摩尼教或是基督教的。我想它会被找到。现在这里的写本几乎只有汉文的。我在这里的电报局偶遇到了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汉族［或中国］年轻人，他说他有卡尔梅克的，大概也就是回鹘文的写本和两件高昌故城的器皿。我叫他以我的名义去找您并向您展示。您乐意我转一笔款项到您的名下用来购买物件吗？我坚信，通过对这里出现的物件进行逐步和系统的追踪，仍然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的物件。这里有两个人是危险的：俄国萨尔特小商人阿布杜勒-卡德尔（Абдулкадыр），另一个是阿斯塔纳的倒卖商吉萨（Джиса），可能他还是一个哄抬价格的大骗子。吉萨对我非常殷勤、客气，但我不会夸赞他（他是台吉的兄弟）的殷勤，我确信他暗中劝阻居民不对旅行者进行售卖，并为中国当局获取物件。新的地方官也在收集藏品。我见到了原地方官的物件，一些篇幅短小的写本和几件头像，他的儿子出于某种原因不想将之卖掉，也许阿克萨卡尔会给弄到。 这封信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 第一，奥登堡叮嘱阿克萨卡尔买到文物后要将之寄给克罗特科夫，这在后面1月27日、4月2日的信中均有同样嘱咐，由此可见克罗特科夫在奥登堡新疆考察中曾协助其进行文物收购。 第二，信中提到的奥登堡在邮电局遇到的年轻人，由于某些原因奥登堡当时未能直接从他那里购买文物，可能二人是偶遇，没来得及进行交易，因此奥登堡推荐他去找克罗特科夫。该年轻人后来去找了克罗特科夫，克罗特科夫在1910年3月15日写给奥登堡的信中对此事有回应： 您在吐鲁番中国电报局偶遇的那个汉族［或中国］年轻人，那个您建议向我展示其文物的人，来过我这了。我从他那里买了几件回鹘文写本（总共13页），这次购买用俄国货币算的话，花了我15卢布。……3月11日，我将32箱考察队的文物寄往了塔城。1箱较早寄到了那里。由于道路条件恶劣，行李运输的价格明显高于往常：要将33个箱子运到塔城，要为此支付的不是预估的360两而是435两，或者根据目前乌鲁木齐俄国卢布的汇率计算为580卢布。 从克罗特科夫的回信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克罗特科夫购买文物的具体内容和花费，而且可以了解到他帮助奥登堡考察队安排运输文物至边境的情况。此外，根据信中提到的确切日期和银钱数额，还可换算出1910年3月15日（28日）在乌鲁木齐卢布与银子的汇率约为1.34。 第三，信中提到的“吉萨”，奥登堡在1909年11月9日吐峪沟麻扎日记中也曾提及：“吉萨带来了他的发掘成果，一堆小写本和某些碎屑。”穆米德·吉萨（Мумид Джиса），奥登堡在新疆考察简报中也有谈及：当地人多年以来都不敢搬运阿斯塔纳台藏塔的泥土，但吉萨1908年在台藏塔进行过挖掘。他是当地一名非常有势力且狡猾的小吏，其日常生活极力仿效汉人。综上可知，文物贩子吉萨还是新疆一名很有势力的小吏，其兄是阿斯塔纳的台吉，吉萨不仅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并且还自行多次发掘。奥登堡与吉萨及其兄均有过文物交易。 第四，奥登堡信中提到的“原地方官”，笔者推测很可能与其在上述1909年10月29日信中提到的“已故的地方官”和克罗特科夫在1910年5月20日信中谈到的“地方官曾”是同一人。在5月20日的信中克罗特科夫谈到了他派专人用手段弄到了“地方官曾”的藏品： 我的文物收集工作非常成功。我设法在自己的俄籍萨尔特代理人中招募到了一个小商人，是个非常有头脑、机灵的人。这个萨尔特人前不久去了吐鲁番。在那里，他很幸运地得到了阿斯塔纳台吉的信任。台吉称，已故的吐鲁番地方官曾（Цзэн）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许多古代写本，其中包括不少回鹘文写本。我的代理人找到了已故曾的儿子，结识了他，并用礼物和各种效劳博得了其好感，说服他展示了其父去世后传给他的写本。在小曾的藏品中有许多写本是非汉文的，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位机智的商人向这个名为“汉人”的人证明了，把持有的文物收藏起来毫无用处，并说服他出售了一部分藏品。我认为，这次购买非常成功：获得了许多大张的精美回鹘文写本，有的还带汉文翻译。 “吐鲁番地方官曾”很可能就是曾任吐鲁番厅同知的曾炳熿。曾炳熿（—1909），字晓棠，湖南人，撰有《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根据《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五日“吐鲁番同知曾炳熿就到任点卯办公事之牌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四日“新疆巡抚部院就吐鲁番厅同知曾柄潢病故遗职暂由巡检叶云香接任之电文”，可知曾炳熿于1907年2月15日到任吐鲁番同知，1909年8月24日前病故。这与上述信件中提到的“地方官”信息相符，且检索新疆地方官档案，符合条件的这一时期的吐鲁番地方官只有曾炳熿一位“曾”姓官员，因此上述“地方官”很可能就是曾炳熿。此外，根据《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曾炳潢就斯坦因至焉耆一带游历事给差役的护票”、“曾炳潢为报野村荣三郎、橘瑞超入出吐鲁番日期事给荣霈的申文”，可见，曾炳熿对到新疆游历的外国探险家不但有所了解，可能还有过直接接触。此外，上述1909年11月30日信中提到的“新的地方官也在收集藏品”，“新的地方官”很可能是王秉章，他于宣统元年九月十八日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在任。 第五，关于奥登堡留给吐鲁番阿克萨卡尔100两用以购买文物，及询问克罗特科夫是否乐意为其代购文物之事，克罗特科夫在1909年12月30日的信中回应： 在11月30日的信中，您写道，您给吐鲁番的阿克萨卡尔留下了100两，用于购买写本和文物。亲爱的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我得为此责怪您！在此前不久，我同样也给阿克萨卡尔阿赫拉尔汉（Ахрархан）寄去了100两。现在无法确定他为您买到的会是什么，为我买到的又是什么。还是在那封信中，您问我是否希望您给我转一些款项用来购买具有科学意义的有趣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坦率地回答您：寻找和购买古写本和各种文物需要大笔金钱；某些花费是完全无法证明的，因为您寻求帮忙效力的当地居民中，某一些人拿了钱后就完全下落不明，另一些人显然提供了不诚信的账目，还有一些人没有与我商量就自行发掘却一无所获，第四类人则寄来的是一些毫无价值或是完全不值钱的东西。对此，我只能拿自己的钱冒险，我只对自己负责。当我用从您那里收到的钱为科学院购买文物时，情况就变了：我会为别人的钱而战栗，我将不得不就所产生的费用提交一份报告；如果所买到的物品被证明无关紧要，那么这会让人感到多么不愉快！我现在希望的是，一次或两次成功地购买能够弥补我已经花费了的无用开销；就此我对这种希望非常怀疑。再说为谁以及为了什么我要为科学院勤恳而系统地工作？我们学术协会并不十分关心我，这使我打消为其做些什么的愿想。 由此信可知，克罗特科夫一方面也给了吐鲁番的阿克萨卡尔阿赫拉尔汉100两用以为其购买文物，并对阿赫拉尔汉将为他们二人买到的文物的分属问题表示了担心；另一方面克罗特科夫拒绝了奥登堡提出的请其代购文物的提议，但后经双方协商，克罗特科夫在1910年3月1日的信中表示：“为了完全消除疑似竞争的可能性，今后我获得的所有文物都将投寄给您，并由您全权处理。如果我有幸被民族学博物馆选为其通讯员，这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荣幸。”1911年初，克罗特科夫得偿所愿，收到了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通讯员及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通讯院士头衔的证书。12月30日的信还透露出从新疆当地居民中找寻的文物收购“代理人”往往不可靠，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新疆的“寻宝热”。 奥登堡与克罗特科夫的上述信函披露出三方面史实：一是克罗特科夫参与奥登堡新疆考察，代为收发信函、包裹、安排文物运输等，可见克罗特科夫在一定程度上是奥登堡1909—1910年考察的新疆联络人；二是克罗特科夫不仅为自己发掘、收购文物，还受奥登堡嘱托为科学院收购文物，在收购文物过程中甚至派专人有针对性地进行收购；三是奥登堡与克罗特科夫在收购新疆文物过程中，一方面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合作，双方皆旨在获取更多的新疆文物。 三 通过新疆阿克萨卡尔收购 奥登堡在新疆的文物收购活动，一方面是由其本人直接收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中间人”间接收购，其中吐鲁番、库车等地的俄籍阿克萨卡尔在奥登堡收购文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阿克萨卡尔（Aксакал），又作“阿克沙哈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英俄领事在我国新疆设立，“各处俄国领事署中均设副领事官，……其不设领事之处，则由商民公举代表一人曰阿克沙哈勒，即商务董事之意，亦有延用乡约旧名者”。在奥登堡与克罗特科夫的往来信函中多次提及阿克萨卡尔，如奥登堡在1909年12月12日从焉耆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说： 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被招待得很好，满是关心和关照。在这里，甚至一位武官借调了两名官兵来守卫阿克萨卡尔家的大门，我在那里住了两天。阿克萨卡尔给您写了关于写本的信，别人只给他寄来了一些碎片，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些写本是粉末。在这里，我重复见到了在吐鲁番见到的同样的事情，当地人把写本留在家里，随意地卷起，它们被弄碎，直到毫无用处，想象一下字符碎片的价值！［碎片中有］一些古梵文和印度文写本，如果箱子中确实有很多完整的纸页，那么这对于科学而言是一项有价值的发现。……阿克萨卡尔去了他在恰格拉克的兄弟那里，我给了他钱用以购买，他从恰格拉克到库车，我了解到那里写本的命运。我向他解释说我正在和您一起行动。我认为您是这些写本的所有者（若是能够找到它们！），如果您不赞成我为考察队购买它们，我随时可将之转交给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安置好它们，以免它们变成灰尘，并为科学而拯救落在当地人手中的受到威胁的写本。但是，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只未被杀死的熊的皮，尽管写本很诱人，但我在这里习惯了在写本问题上失望。我会仔细地把它们包裹好。我要到库车了！ 从这封信中，可以梳理出以下信息： 首先，新疆地方官对奥登堡颇为照顾，甚至派兵护卫。这在1909年11月30日奥登堡致克罗特科夫的信中也提及“我在阿斯塔纳拍摄了台藏塔，在斯尔克甫和连木沁峡谷拍了照片并在那里记录了些东西，完成了去往乌鲁木齐商队的装备，这要归功于地方官的殷勤，使商队得以带着一面公家的黄色旗帜和一名官兵上路，”由此可见，在奥登堡1909—1910年考察期间，新疆地方官对其往往殷勤招待，并给予各种便利，从中亦可窥见清末新疆官府对待外国探险家的普遍态度。 第二，当地居民对待文物态度随意，反映出当时民众文物保护理念匮乏，以及当地文物保存状况糟糕。奥登堡见此情形后一方面感到痛心惋惜，一方面在接下来1910年1月27日的信中将确切的工作细则交代给了代理人，以降低写本损耗。从奥登堡交代的细则以及信末“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安置好它们，以免它们变成灰尘，并为科学而拯救落在当地人手中的受到威胁的写本”的言论，体现出奥登堡的一些文物保护理念。 第三，奥登堡给银两请阿克萨卡尔代购文物之事，这在1909年11月30日和1910年1月27日奥登堡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都提及，其中1909年11月30日奥登堡给吐鲁番阿克萨卡尔100两用以购买文物的相关信件内容见上文，1910年1月27日的相关信件部分如下： 阿克萨卡尔一直没有进展，我担心自己无法等到带走保存可能较为完好的写本（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正如我写给您的信中所说那样，我没有预先决定它们的归属问题。圣彼得堡的电报使我非常着急，科学院有很多事情要做，显然，现在它们非常需要我。我会将确切的工作细则留给非常机灵的阿克萨卡尔的接替人尤勒达什拜-霍贾，细则———一旦找到写本，要将每一件分开在盒子里放好，并加急递送给您。您大概希望尽快将它们转寄给我以进行整理，告知我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如何看待考察队的或是您的［写本的］。我给了阿克萨卡尔200两用以旅行。 可见，奥登堡请吐鲁番、库车等地的阿克萨卡尔为其收购文物，具有广泛性，意在“广撒网”以获取更多文物。在1月27日的信中提到的给库车的阿克萨卡尔200两购买文物之事的后续，在之后3月15日和4月2日的信中有交代： 您之前的厨师扎哈里（Захари）到了。与他一起到的还有库车的阿克萨卡尔哈利-穆罕默德（Халь-мухамед）给我的一封信和两箱子文物。这两个箱子，一箱是给您的，一箱是给我的。哈利-穆罕默德写道，他在恰格拉克为您和我购买了3件佛像、2件铜铃、3件写本和几个带有古文字的纸包；上述物品花了94两。从阿克萨卡尔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将写本与佛像放在了一起。我认为，以这种形式进一步寄送写本将有可能损坏它们。因此，我打开了两个箱子并重新安置了文物。在给您的箱子中：2件佛像，2件藏文写本，1件铃铛和14件经文卷。给我的箱子中有1件佛像，1件铃铛，1件藏文写本和12件经文卷。我将这三件［藏文］写本放在了随同这封信寄给您的一件包裹中，用轻邮寄的。铜件我会过三天左右用慢信寄给您。 请接受我从哈利-穆罕默德那收到的文物（以防它们被混淆，我做了特别标记），并请将之视为考察队的。（1 月 27 日信件） 4月2日，连同公家的第80号慢信，及从阿克萨卡尔哈利-穆罕默德那里收到的剩余款项转交给您，我一块寄给了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阿克萨卡尔寄给我的佛像和铃铛上贴有条子。我的这些东西，像早前在第36号包裹中寄给您的写本那样，请您接受，并将之视为考察队所获。（4月2日信件） 通过1910年1月27日和3月15日、4月2日的信件，可以揭示出奥登堡在新疆考察时，通过阿克萨卡尔这一渠道购买文物的完整途径：奥登堡给阿克萨卡尔钱款请其代购文物——阿克萨卡尔获取文物后直接交给奥登堡或是转交给克罗特科夫——克罗特科夫再转寄给奥登堡。在3月15日和4月2日的信中克罗特科夫请奥登堡将其转给他的文物视为考察队所获，很可能奥登堡新疆考察所获文物中就包含有克罗特科夫转给他的部分文物。 阿克萨卡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俄籍阿克萨卡尔是奥登堡新疆考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仅帮助奥登堡收购文物，还帮助置办考察物资，如奥登堡在1909年10月5日和28日写给克罗特科夫的信中说：“有件事要求您：请您将随信所附的尺码转达给阿克萨卡尔，以便其为两个哥萨克人订购靴子，”“请阿克萨卡尔给找一辆四轮马车，并物色雇两辆三套车。”此外，阿克萨阿尔也为克罗特科夫收购文物。由此可见，阿克萨卡尔在新疆文物流散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四 结语 通过梳理分析奥登堡与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的往来信函，能够发现一些以往少为人知的史实，对以往旧说可有所补正，也可对这一时期新疆文物流失的复杂多面性有更多了解与更深的认识。 首先，奥登堡考察队一方面通过清理发掘与“取样”“保护”获取文物，而且这方面获取到的文物所占比重非常大；另一方面则通过直接和间接地收购获取，包括奥登堡本人与当地的文物贩子进行直接交易的收购、通过阿克萨卡尔的间接收购等。其中文物贩子“吉萨”的形象尤为突出，吉萨在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考察热”背景下新疆众多文物贩子的一个缩影，具有典型性。 其次，克罗特科夫在一定程度上是奥登堡1909—1910年考察的新疆联络人，不仅代为收发信函、转寄包裹、安排运输文物等后勤事宜，还协助考察队进行勘测发掘、收购文物等活动。奥登堡新疆考察所获文物中可能有一部分系克罗特科夫所赠。 最后，阿克萨卡尔在奥登堡新疆考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替奥登堡、克罗特科夫进行文物收购，另一方面协助考察队完成后勤事务，如为考察队购置皮靴、物色大车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各地的俄籍阿克萨卡尔是俄国探险家和驻华领事进行考察、文物收购、情报收集中重要的一环。 总而言之，奥登堡与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的往来信函包含有大量信息，具有重要价值，是了解一百多年前奥登堡新疆考察获取文物细节、文物交易与运输、流散等的珍贵新史料，对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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