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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因《大公报》出色的表现，深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 1932 年 7月，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之下组织了一个所谓“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各方面的有关人士。 在金融方面，钱昌照给蒋介石列了吴鼎昌、张嘉墩和徐新元三个人的名单。此前，他还与吴鼎昌在牯岭见面，竟连续谈了一个星期，对吴鼎昌的能力，蒋介石大为赏识。 蒋介石曾经专门向吴鼎昌发行的《大公报》表示祝贺，并称赞《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凭借着出色的“表演”，吴鼎昌终于跨进了蒋介石政权的大门，找到了归宿。  20年代，天津《大公报》同仁合影 前排张季鸾（左一）吴鼎昌（左二）胡政之（左三） 11 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 此后一段时间，吴鼎昌的心情如何呢？新的《大公报》创刊后 7 年，即1933 年，吴鼎昌以“前溪”的笔名，写了首诗《赠张季鸾》，刊于 1934 年《国闻周报》新年号上： 外交谁能忘其旧，深闪谁能忘其厚。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回如新靓。我今露顶君华巅，依然当时两少年。君缀文章我敲诗,我把酒盏君舔弦。平生忧患立何早，乱世功名看亦饱。七载津沽作汝阳，天下人物厌品藻。江南江北江湖多，几时投笔买箬蓑？嗟予作计止为何，问君上策将如何？ 1934 年初，他准备重登政治舞台了。“问君上策将如何?”吴鼎昌的回答是现成的，快到南京上任去吧。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看准了蒋介石政权的软弱无能，更加肆无忌惮地进军中国，不仅牢牢占据了东北三省，而且已显示出了它要向关内大举进攻的野心，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了。 而蒋介石政权为了进一步欺骗民众，拟组成一个以蒋介石自己为行政院长的“名流内阁”，其中内定吴鼎昌为实业部长。 1935 年 10 月间，吴鼎昌纠集平津沪汉金融界、工商界首脑人物，组成所谓的“赴日经济考察团”，去日本搞“中日经济提携”的卖国勾当。 这个考察团以吴鼎昌为团长，一行共有 34 人，团员中有陈光甫、周作民、刘鸿生、祝士刚等。吴鼎昌这时俨然就是金融界、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出尽了风头。 回国不久，他于1935 年 12 月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蒋介石与吴鼎昌的关系是“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了。这正是吴鼎昌所孜孜以求，如愿以偿。 虽然吴鼎昌是投机性地做了实业部长，但是做起“老本行”，吴鼎昌还是格外上心，在实业部长任上，吴鼎昌也做了许多实事。 实业部就是清末民初的农商部，以推动农业市场经济化为目标。吴鼎昌就职后，觉得责任重大，他认为，实业部就是实业的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对国营和私营的企业予以指导和推进。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吴鼎昌积极支持和帮助了各省的实业建设，尤其是 1936 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吴鼎昌根据自己的调查和经验，提出了“奖励生产，发展贸易”的方针，着重从增加生产、改良品质人手，致力于整理农事实验，改进农业技术，制定技术合作办法，以提高农业水平。 为了发展贸易，吴鼎昌主张提高产品的质量，把南京、北京等地的国货陈列馆，拨归地方政府管理，以所得经费设立国产检验处，并由该处邀请专家，制定各项重要产品的品质检验标准。产品检验的范围，既包括对外出口的商品，也涉及国内运销的商品，使国家贸易纳入正常的轨道。 在实业部长的任内，吴鼎昌做的“可圈可点”的一件事就是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个被他称为“实须政府与人民合作，联为一气，合为一体，共谋中华民族经济之自存与发展，为民族经济复兴之一大运动”，实际上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吴鼎昌主抓了两件大事来响应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是大力推动农村合作事业。为此，吴鼎昌亲自制定了改进合作事业的具体方针。 第一，合作法令必须统一，合作事业随地方情形由地方妥为办理，中央尽力为各省主持方针并予以必需的协助； 第二，合作业务计有七类，所办种类如何，应视社员需要而定，必须办好一种，不宜勉强多办； 第三，合作社的联合组织为所必需，但应使组成其中的单独的合作社组织健全后，联合社才有力量，并以联合社的力量充实合作社的力量； 第四，合作事业本为改进人民经济生活的组织，故推行合作，处处应为人民经济生活本身设想，不得有其他意义掺杂其间； 第五，合作事业是否纯正，前途是否有希望，悉在各地方办理合作事业的干部是否得人； 第六，合作事业为永久事业，图功心切，基础易坏，且一经失败，进行更困难。 在吴鼎昌的督促指导下，农村的合作事业不断发展，合作运动不断展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的恢复和发展。 二是成立了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据他所言，成立这个公司的原因在于政府和人民都想购买国货，但是，各地二等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店设立区域不广、品种不全，导致购买困难。所以，成立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目的就是“为全国国货谋利益，非为异地国货谋发展，其性质甚为普遍。” 吴鼎昌致力于推广农村合作事业和创办国货联营公司，是当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缩影。这场运动是由政府倡导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经济建设活动，对中国现代化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受国民党政权体制的限制，农村合作推广事业和国货联营公司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场运动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余，1936 年4 月底，吴鼎昌提议成立农本局，以作为农业经济机关，使其与农业技术机关和农产品检验机关相互配合。在他的积极奔走和筹备下，行政院通过了农本局的组织规程和人事任命决议。 农本局成立后，就着手成立全国县市合作金库，在此基础上，又开始进行省合作金库的试点，并在省合作金库的基础上组织了中央合作金库。 经过县市合作金库的试点后，截止 1940 年春，农本局设立的县市合作金库达 175 个之多。这些金库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代理收付等业务，除此之外，还办理改良种子的分配。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合作金库从省农业改进所购买种子，以贷款的方式分配给县内的合作社，合作社再以贷款的方式按照一定价格将种子分配给农民。 同时，合作社可代表合作金库优先购买改良种子再生产的作物，以便作下一年度种子的分配。 吴鼎昌创办县市合作金库以及省合作金库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农村的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放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对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超到了实际的作用。 但是，正如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样，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吴鼎昌不可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他在其任内千方百计地帮助四大家族扩履官僚资本势力，以实业部的名义创设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等官僚企业，同时，拼命地接近张群、熊式辉等新政学系领袖人物。 后来，吴鼎昌曾得意洋洋地对张伯驹讲了自己替蒋介石所办的几件大事：“一是我亲自到四川，以同乡的关系拉拢四川大小军阀，要他们服从中央；二是劝说感动了段棋瑞离开南京南下；三是把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接到了南京。所遗憾的是未能早把溥仪控制到手，而被日本人弄走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撤退到重庆。吴鼎昌加入了国民党，彻底摆脱了无党无派的身份。 1938 年1 月 1 日，吴鼎昌宣誓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省保安司令，任职达 7 年之久。以文官而兼武职，“在近十数年中国政治史中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他在贵州期间，曾故作斯文高雅，闲暇时在贵阳花溪边饮酒赋诗，故意表现出他做官很“惬意”，写成了《花溪闲笔》和《花溪闲笔续编》。这两篇“闲笔”，实质上是吴鼎昌对其主政贵州期间所作的回顾与总结，因此，可以看成是政论类著作。 《花溪闲笔》是吴鼎昌在 1940 年 4 月至8 月，利用周末假日在贵阳花溪风景区写成的。《花溪闲笔续编》是吴鼎昌于 1943 年 8 月利用周末在贵阳黔灵风景区写成的。从这两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的经济主张和实践。 他认为，地方政务，其根本不外从人力开发与物力开发二者着手，而政令地方财政发展社会经济以配合之。简言之就是两条施政方针：“人力、物力开发相配合”和“财政、经济相配合”。 吴鼎昌在贵州极力加紧推行蒋介石的保甲制度和新生活运动，同时大肆进行搜刮。但曾经身为实业家和实业部长的他，在任贵州省主席期间，仍然采取了一定措施发展农林牧蚕、电工矿和交通运输等实业，创办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工业化道路，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吴鼎昌首先提出开发农林牧蚕，应该抓好科学、金融和运销三个环节。同时，他提议成立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主要从事农事方面的实验，研究和推广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改善了贵州的农业种植结构，推行了每年造林 100 亩的方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生态环境。吴鼎昌曾强调：“造林不是一种容易的事，而是贵州物质建设最有希望的一件事，各县工作人员，务必特别注意努力。” 金融方面，在吴鼎昌的提议下，省政府与农本局合作，出资 20 万元，共集资 120 万元，设立了生产贷款委员会，提供农村垦荒、畜牧、工业等项实业开发贷款。 在运销方面，吴鼎昌根据自己从事金融方面的经验，提议成立“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指导改良产品，推广销路，发展生产等工作。他主抓了“桐油运销委员会”的工作，办理桐油及药植物的直接出口事项，简化了运销的渠道，节约了运输成本，推动了桐油业的发展。 为了筹集发展农业的资金，吴鼎昌主张在合作社的基础上，设立合作金库，专为合作社贷款。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农本局的大力支持。 截止 1939 年5 月，贵州全省 45 个县设立了合作金库，其中属于省政府与农本局合作办者有25 个县。在创办县合作金库的基础上，吴鼎昌着眼于全省，开始筹办省合作金库，以便全省的资金统一管理，统筹调剂。 县级和省级合作金库的设立，有效地筹集了发展农业所需要的资金，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 在贵州任上，吴鼎昌主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展电矿业。在他的积极提倡和支持下，贵阳电厂、贵州油厂、贵州缫丝公司、贵州矿务局、贵州锑业管理分处、贵州印刷所、贵阳建筑公司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为了更好地经营这些企业，吴鼎昌提议成立“贵州全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39 年3 月 17 日，在吴鼎昌的主持下，贵州省政府第 521 次会议召开，并通过了《贵州省政府筹办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从通过的《筹备大纲》、《筹备委员会章程》、《业务计划概要》等文件的内容来看，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官商合办的公司，这样就可以避免单纯官办或商办的弊端，融合官办和商办的优势。 这一公司性质，基本上可以说是吴鼎昌思想的体现，他曾讲过这样的话：“企业最好有一个官商合办之健全公司，任计划、提倡、统筹之责，得官办之利，而无官办之弊，有商办之便宜，而免商办之操纵”。 因为，“这些事业都需要长时间的筹划经营，才能收效。而政府人事变动无常，继续性小，每每不能一贯。所以需要一个不受政府人事变动影响的商业机关来主持，并保持一贯的继续性,”而单独商办的话，很可能会被家族垄断、操纵，问题众多。 所以，贵州企业股份公司从一开始宗旨就是“经营贵州省各项实业，开发其资源，以期助成西南各省之经济建设。”根据公司的宗旨，吴鼎昌规定了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机械及化学工业；矿产业；信托业；运输业以及其他有关本省经济建设之必要事业。 这些业务，基本上囊括了当时贵州的所有实业，显示了吴鼎昌大干一番的决心和信心。 关于公司的股本和盈余分配，吴鼎昌也有自己的设想: 公司的股本总额为法币 600 万元，分为 6000 股，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贵州省政府只能认购 2500 官股，约占股本的 42%；其余3500 股，约占58%，招募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商股，中国银行认购 170 万元，交通银行认购120 万元，中国农民银行认购 60 万元。 创办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是吴鼎昌对贵州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对中国工业化政策的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基本上是一条可取的工业化道路。 公司草创，就引来了各方注意，被称为中国政治上一种重要而新颖的创制。时为南开大学经济学家的方显廷就认为：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政策演变具有共同趋向，“由放任而干涉而计划，由民营而国营而完全国营”，就我国而言，“工业化运动，亟待举国上下之推进”，“采取完全民营或完全国营政策，具非所宜”，“发展政策，宜以国营为主，而以民营佐之。” 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创办以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据统计，从1939年6月到 1943 年2月，公司的股本就由 600 万元增加到 3000 万元，增长了近5倍。除此之外，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在管理上采用西方较先进的“母子公司”的模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和奖惩办法。 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不仅提高了公司的效率，也为贵州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和专门技术人才。 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当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贵州日报》、《西南实业》杂志等报刊，都刊有专论、通讯予以报道，而中央机关、各省要人、著名人士、爱国华侨等到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参观学习的也络绎不绝。 在贵州的带动下，其他各省先后成立了福建企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公司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抗日战争的供给，形成了战时光彩夺目的经济景观。 除了兴办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吴鼎昌从事的第三件大事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上任之初，他认为，贵州是国防大后方，公路交通必须改善。在他的积极奔走下，贵州的交通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吴鼎昌在贵州的7 年内，全省新修铁路 2300 多公里，公路总长达 4082 公里。 1944 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的黔桂铁路都铺轨通车。这些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有力地改善了贵州的交通条件，促进了贵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当时，就有人评论道，“贵州在抗战的后方是进步相当迅速的省份”。首先，贵州省的工厂数量和资本额 7 年中分别增长了 10 多倍和50 多倍；民办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工厂数从 1935 年的 2 家增至 1943 年的 97 家，资本总额则从50 万元增加到 4792 万元；官办的工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其工厂数从抗战前的 2 家增加到 1943 年的 27 家，其中“21 家工厂资本总额共 9300 多万元，占贵州全省企业资本的 66%”；全省还先后修建或扩建了7 处机场；金融业、商业也有较快发展。 其次，贵州省 82个县中，成立卫生院的县从 1938 年的近乎零增长到 1940 年的75 个，卫生经费从 1938 年的 40 万元增加到 1940 年的 100 多万元；其间，还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健康教育委员会等卫生行政和教育机构，颁布了专门的卫生法令，并在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上取得了“相当成绩”。 再次，贵州先后成立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国立大学，中学数量则从 1937 年的 31 所增加到 1945 年的 121 所，学生人数增长 28 倍；同时，贵州的初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民族教育也有较快发展，还成立了省立图书馆和科学实验馆，开办了“方言讲习所”，保证教育公平。 此外，在他主政期间，贵州省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在引进省外人才、严禁烟毒、启用青年人才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绩。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吴鼎昌所作的一切，都是不违背其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政权体制也不允许他侵害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吴鼎昌以贵州省银行为金融机关，建立了从商业、农林业到工矿业无所不包的贵州省地为官僚资本企业，经营范围染指于农业机械、煤矿、烟草、电气、丝织、水泥。玻璃、火柴和化工、商业等方面，总投资为法币 2.26 亿元，聚敛了无数贵州人民的血汗，使得贵州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却因此急剧膨胀。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吴鼎昌所控制的《大公报》再次发挥其“小骂大帮忙”的作用。然而这一次，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皖南事变明明是国民党军为了消灭新四军力量而精心谋划好的一次明目张胆的血腥镇压，《大公报)和新创刊的《桂林大公报》纷纷发表评论，竟把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说成是“政府处分新四军的问题”，是“整肃军纪”，和蒋家王朝一个鼻孔出气，穿同一条裤子！ 《大公报》桂林版还在 1941 年 7 月 23 日以《恳劝十八集团军》为题发表社论，变相地恶毒攻击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同时，桂林版极其殷勤地吹捧蒋介石“有领袖之伟大人格”，鼓吹宋美龄“创造了我国人民外交一大成就”。 吴鼎昌在贵州省主席的任上，如鱼得水。抗战胜利后，吴鼎昌准备继续施政，但是，当时贵州有人提出要“黔人治黔”。于是，1945 年，吴鼎昌调到重庆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幕僚。 5 月，他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蒋介石道不及待地跳出来，国民党军队铺天盖地地疯狂抢夺胜利果实。在抢占地盘的同时，蒋介石又加紧准备内战，以消除他心头之患、眼中钉肉中刺，实行专制独裁。 但是，面对突然降临的胜利，蒋介石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作为得力幕僚的吴鼎昌于是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他要蒋装出一副虔诚和平的姿态，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聪明绝顶的吴鼎昌认为，毛泽东不会也不敢到重庆来和谈。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抓住这个把柄渲然共产党没有和平谈判的意愿。 即使来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和平谈判，以国民党的势力通其就范，甚至最后不用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只待时机成熟、调兵遣将一举消灭之。吴鼎昌的“锦囊妙计”正中蒋下怀，蒋介石马上接受了，令吴鼎昌起草了一个“寒电”，于 8 月 14 日拍往延安。 15 日，吴鼎昌把此稿由《大公报》独家发表，稿子发排后，被新闻检查所扣住了，并请示蒋介石的侍从官，陈布雷说：“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 原来，像这样的重要文电都由陈布雷经手，而这次却由吴鼎昌献计并经手发出，结果这条特大新闻《大公报》没能抢先，而是由中央通讯社发稿，16 日，同时见于各报。 不久，毛泽东毅然飞抵重庆参加和谈，国民党方面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方面提出。蒋介石听从吴鼎昌的计策，伪装和平，玩弄阴谋诡计，搞得自己被动而狼狈。 但在蒋介石幕内，吴鼎昌算是一个“宠信不衰”的政学系策土。9 月，吴鼎昌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1946 年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大规模内战，同时又在各地制造白色恐怖，并阴谋策划蒙蔽部分学生举行反民主反苏游行。 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察学校等校的特务学生，于2 月 22 日举行所谓“重庆市爱国运动游行大会”。特务和反动学生一举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后，吴鼎昌以文官长身份代蒋介石“接见”反动特务学生，与师生握手，致所谓慰问之忱，同时，极力怂恿和鼓噪反动恶行再度蔓延。 6 月23 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26 日，当请愿代表质问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鼎昌回答：“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这是明目张胆地对人民的极端憎恨、惊恐和反动。 1948 年5 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他已看出国民政府气数已尽，想摆脱但又不敢，他曾对人慨叹自己“已难以下船了!”因为，他担心一辞职，蒋介石就会把他的财产统统扣留。 当年年底，吴鼎昌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公司董事长，即脱离与《大公报》的一切联系。 1949 年1 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为了沟通蒋、李间的关系，蒋介石决定用与桂系素有往来的亲信吴忠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得到李宗仁的认同。 至此，吴鼎昌察觉蒋介石欲抛弃他，便急忙提出辞呈，立刻离开南京，去香港作了寓公。 《大公报》香港版于 1948 年底转变立场，吴鼎昌对此表示赞同态度。据李纯青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中说：“据李侠文告诉我，费彝民和他曾在浅水湾邂逅吴鼎昌，吴告诉当时香港大公报的做法说：'你们可以这样做。’吴的好友周作民、周治春已返回大陆，据说吴也有意北归，但不久就病逝了”。 1950 年8 月 23 日，吴鼎昌病逝于香港，享年 67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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