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白家窑 ![]()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61)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62)。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 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65)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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