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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与喧寂 ·李晓君 古圣所见诸境，唯见自心。 ——（五代）文益禅师 马龁枯萁喧午枕 回想过往种种，不知从何说起。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白昼窗外马在嚼食豆秸。那样静谧、安详的声音，突然化作翻江风雨。一个白日梦。醒来后，神思恍惚，怅然若失。这是我一生最好的时辰（没有之一）：苏轼做翰林学士，我除神宗实录院检讨官、秘书校理，我们首聚于京师。八年前我与子瞻开始通信，此番相处三年有余。那段元祐时期的文学盛况，是以子瞻为核心，我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加上陈师道、李廌（人称“苏门六君子”）等共同开创的。正所谓“红尘席帽乌靴里”，我在仕途最顺畅、足以眺望未来的时候，却做了一个“清凉之梦”。梦中向往的依然是风雨江湖。马在窗外嚼草，我的心却如佛法揭示，进入一种内在的神秘体验。《传灯录》第二十一祖付法偈曰：“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窗、马、江浪在梦中三位一体，构成一幅禅定的画面。 三年前，我离任太和县令，来到京师，对我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此番进京是朝政风向转变的一个缩影——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十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启用反变法派人士（史称“元祐更化”），一大批熙、丰年间被外放、贬斥的官员回到朝廷，而声誉鹊起的文人也受到举荐——我属于后者。经历变法与反变法以及残酷的党争，国朝这艘巨舰似乎朝着平静、广阔的洋面航行。我与子瞻相知相慕（他曾对我岳父孙莘老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畅快的翰墨生活符合一个文人的理想。我对他始终执弟子礼——哪怕在声誉到达顶峰，人们将我与其并称时，都未曾改变。元祐三年春季，进士考试期间，苏轼领贡举士，我以参详（参酌详审）忝列其中，数月幽闭的生活枯燥而有趣，公与我们唱和诗歌、寄情书画——我的书法，在那时开始发生转向。我承认，坡翁书法对我影响很大——某种程度上，他矫正了我早期学周越“抖擞”不去的习气。多年后我回忆：“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东坡可亲、可爱的形象便是如此。驸马王晋卿是我们好友，他张罗“西园雅集”，重现了“兰亭诗会”盛况。这一切，如绚丽的虹彩深深照映在我记忆中。 忧的是，我身在仕途，心在江湖。虽然义宁双井黄氏是个显豁家族，有人统计，仅宋代便出进士四十八人，我同族兄弟十三人，中进士者十人，被称“十龙及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但我内心深处并不看重做官，相反，我命途多舛、屡遭流放的一生，正是主观上排斥仕途的必然结果。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后裔有才子八人——称为“八恺”，庭坚为其中之一，我名字便出于此。我兄大临名字亦如此。太和澄江月色，与义宁双井月色相仿佛，两地相距不过几百里，山川、风俗也多有相似。此番离赣赴京，我的心情如林鸟投笼，前途未卜。 也许对江湖念想太深，或者说“此心吾与白鸥盟”的执念，我在公署做了个白日梦——或可作为我一生的注脚。人生如梦，于我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种实践；不是一种虚幻，而是一种现实。后人任渊说：“闻马龁草声，遂成此梦也。……以言江湖之念深。” 马嚼草的声音，仿如梦，又如梵音轰顶。 多年以后，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写道： 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 信中是谁？一位不传于《宋史》名费衮的人，曾作一本笔记小说《梁溪漫志》。费衮说：“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寝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梁溪为无锡别称，东汉梁鸿曾寓居于此。小说志怪，多出于这种籍籍无名文士之手。若以成功的仕宦生涯而论，我与费衮无异。因而，你将《梁溪漫志》当作我的手笔也无妨。《漫志》里也详细记载了信中——我在宜州最亲密的人的事迹。信中本名范廖，蜀人，时客居南京，听说我贬谪岭表，恨不能与我相识，长途跋涉数月来到宜州，从此朝夕陪伴我左右。 信中出生于富家，负才任侠，豪纵不羁，花钱如流水。曾尝试科举，又曾纵酒杀人，从此隐姓埋名，浪迹于江湖。他后来投奔某知州翟公，求为书吏。翟公赏其书法精妙，其子从他双眼看出非平凡辈，便详细询问，他也如实作答，再以《易》《书》为题考他，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翟公要回家乡丹阳，便将他安置在州学，并将一笔钱交给州学教授，吩咐只在范急需时给他。情形正如教授来信中描述的：范廖来到州学后，对所有人成为一种“灾难”，他花光钱后，人已不知去向。后来，翟公去世，有天突然来了一个人，掩面痛哭，翟公子出来一看正是信中，于是留下吃住。第二天一早发现，几案上的白金器皿荡然无存，范廖也不知去向。 信中席卷翟公家的白金器皿，后来成为安葬一贫如洗的我的开支。 宜州是让士人胆颤的烟瘴之地。在我眼中，却不失为安放身心的极佳处：拔地而起的丹霞赤壁艳丽鲜红，与炽热骄阳下迸发旺盛生命力的丛林相映成趣。依山而筑的野寺、幽深清凉的溶洞，以及壮苗阿哥阿妹憨厚淳朴的歌声、鲜艳的服饰，河岸的山寨石门木屋，都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生趣。 “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辞别家人，独自来到这被羁管的瘴乡——家人悲泣，痛哭失声，仿佛预见了此番分别后会无期。我本打算将南迁的十六口家眷安顿在桂林，只身去宜州，不料行至零陵已酷热难当，遂将他们留在零陵。在宜州，我起先住在城西江边，后在官府命令下，搬至城南。我将租赁的住处名为“喧寂斋”——意为在嘈杂纷闹的城内（那是官府便于管制的考虑），依然保持内心的宁静：“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 这年五月，我又将住处搬到了正南门的城楼上，一直到我某天伸脚淋雨，溘然而逝。住于南楼，人们或许会说因我贪凉，毕竟岭表天气酷热难耐，我更愿意说出自一种登高望远、思恋故园的心理。曾经，长兄元明从永州来宜看我，短暂的相聚，我们秉烛夜游，登南山探岩洞，甚至破例食肉（我吃素已久），并写诗表达心绪： 霜须八十期同老， 酌我仙人九酝觞。 明月湾头松老大， 永思堂下草荒凉。 千林风雨莺求友， 万里云天雁断行。 别夜不眠听鼠啮， 非关春茗搅枯肠。 临别之夜，我思绪起伏，久久不能入眠。听着鼠啮食的“窸窣”声，家山风物入梦来。相术者曾说我兄弟都能活到八十岁——也许元明还在期待那一刻，但生命之门在他走后不久猝然对我关闭。 在宜州最后一年，我曾写下一本日记体小集《宜州家乘》。这本册子对我在宜生活有详细纪录。宜州生活虽多无生趣，但一些平凡细节却也动人。如，宜州知州姓党，曾率一帮同僚下属对我这个罪人进行拜访，知我参禅，连续四天让人给我送来含笑花，以示关心。后来这本册子几经辗转，出现在高宗手上，成为他消遣的案头清供： “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亲政，第二年四月，将年号改为“绍圣”（意绍述先圣神宗之政）。我以及参与修《神宗实录》的人员均受到降职或贬斥。此后的政治取向一直延续到徽宗朝，乃至于发生“靖康之乱”的国祸。 那时，我刚除丧服（舅父李常与岳父孙觉相继去世），应诏来到陈留接受审查——与此同时，我的一切官职已被剥夺，只留下一份祠禄。我早已厌倦仕途，将家眷安顿在太平湖边，打算风波过后在此终老。但事与愿违，在经历一番并不鲜见的审查程序之后——章惇就任宰相后提举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国史》，蔡卞、曾布、林希等同修——以“谤史”的罪名，为我罗织了千余条材料，绝大部分查无实据。我因书“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诏令下来，左右痛哭失声，我却心情平静，倒头便睡，鼾声如雷。惠洪《石门文字禅》说我不悲反喜：“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 初贬黔中三年，是我流放生涯的序曲。此后，因避嫌外兄张向任职该地之故，迁戎州，又流寓江汉。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在黔州时，我开始痛戒酒色，与黄龙僧人及云游衲子多有通信和交往。并从参禅中悟到“草书三昧”：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而不倦。但难得此时会尔！ 参禅的喜悦，足以抵抗俗世的纷扰，从而勘破死生之根，摒弃枝叶浮华、忧畏淫怒。我从蜀地江中舟子驾船使橹而悟到笔法，又从禅林悟到书法韵味，至此书风一扫姿媚，独全神骨。行书《砥柱铭》《松风阁》便作于此。脚气、头晕、臂痛常折磨我，书法和参禅，大大缓解了体疾的烦恼。到戎州后，渐开酒戒——“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 如果说早期书作，如《花气熏人帖》《廉颇蔺相如列传》尚带有入世未深，芒角显露，稍含行书笔意的话，此时写的《寄贺兰铦诗》，则多以“曲折”用笔，矫正了早期直线太多、略显生硬的弊病。一个书法家，突发的灵感其实只是蒙昧、沉淀已久的矿藏被偶然的火花点燃，从此跃上一个层次——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所谓“灵感”遮蔽。灵感其实是建立在前一阶段的积累之上。 尽管我早露慧根，但也并非一开始就立志禅门。仕途的劳顿，二位夫人先后去世产生的幻灭感，让我中年以后，真正倾心于禅。“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寂灭为乐。”三十六岁时，我经过舒州，拜谒三祖山山谷寺，出于对三祖僧璨的敬仰，因此自号山谷道人。元丰七年，曾作《发愿文》，痛戒酒色，走上苦修之路；后又在戎州破除酒戒，随缘任运，以“平常心是道”，直到去世。 贬谪黔州期间，我在彭水乌江东岸一方十余平米的巨石上建有一轩：绿荫轩。上有参天榕树投下的浓厚绿荫，下有历代文士题咏的摩崖石刻。我亲书匾额一块，常于此眺望乌江远山，流连不去。 虽已戒酒，但养花种竹，与禽鸟为乐，还爱上了弈棋。总而言之，我是个能够苦中为乐的人，不失做人的幽默和生趣。古人称五月十三日为“竹醉日”。当我看到从篱外移到篱内与竹为伴的橙树病恹恹时，便作《竹枝词》笑称——竹醉导致橙也醉了。 绍圣二年我谪黔路过江陵，寄居承天寺，住持智珠想将院中旧塔拆掉重建，便对我说，修成之后请我作记。我说，作记不难，新修宝塔为难。六年之后，再过江陵，重返承天寺，七级浮屠已然巍立。于是挥笔写下《承天院塔记》，记成刻石。知府马瑊在承天寺宴请同僚，饭后率众人绕塔欣赏碑文。转运判官陈举、李植，提举常平林虞等，看到碑尾只落我以及知府马瑊名字，希望他们也能“记名不朽”。我不予置答。不料陈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与我有隙的赵挺之高居执政之位，陈植便“以墨本走介献于朝廷，谓幸灾谤国”上书，赵挺之以此发难，对我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贬死瘴乡。 我离任太和，移监德州德平镇，与御史赵挺之共事时，曾有过一段过节。苏轼元祐三年十月在文中曾有描述： 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 《宋史》评价赵挺之：“为小官，薄有才具。熙宁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为诸贤鄙弃。至于绍圣，首倡绍述之谋，牴排正人，靡所不至……” 赵挺之正是金石学家赵明诚父亲，才女李清照公公。 以禅喻书 “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浩有尘埃气。” 书法当以韵胜，有尘埃气，则离世俗太近。这里涉及到书法的核心命题——不是技法上的——技法只是通向艺术的手段，而是“韵”本身。后人总结宋代书风，以“尚意”为指称。“韵”和“意”，在我这里，都是一种神秘的内在体验，是理解我书法的两把钥匙。明代祝枝山曾说：“双井之学，大抵韵胜，文章诗学书画皆然。” “气韵生动”，是南朝谢赫的绘画理论，此后成为论画的标的。 魏晋间，“韵”也常用来论人。我曾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谢安早年初见少年王献之，后者之所以给谢氏留下深刻印象，大约便是王献之“语少而意密”故。其父王羲之书法之“笔短意长”，与献之“语少意密”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它们都指向一个美学范畴：含蓄。 含蓄为美。 通达含蓄之门，在我这里是参禅。禅宗最高宗旨是不立文字，即禅家言：“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我曾经与惠洪对句，我说“呵镜云遮月”，惠洪对：“啼妆露著花。”我指出他的对句虽“深刻见骨”，但“不务含蓄”。惠洪常与人说起。 我悟得“草书三昧”，正是发现以前的书作太露芒角，不够含蓄。正如斐景福对我早期书作委婉的批评：“结字使笔非不力求奇纵，而直笔尚多，心手未调。” 要达到“韵”的境界，必须“句中有眼”“字中有笔”。 荆公曾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东坡亦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荆公和东坡造语之工，正是句中有眼。学诗者如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至于“字中有笔”，我曾说：“作字须笔中有画，肥不暴肉，瘦不露骨，正如诗中有句，亦犹禅家’句中有眼’，须参透乃悟耳。” 眼是用来观的。观，观照，这个动词抽象出佛家慈悲、智慧的属性。“尽大地一只正眼，遍十方四面无门。”随着参禅的深入，世事的磨难，我开始独具只眼。然而从书法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具眼人，离王羲之还有差距—他的书法具“三眼”，是真正圆成有韵、不可逾越的典范。 为更好地说明，我以右军书为参照，举三个书法家——王著、李建中（李西台）、杨凝式（杨少师）来比较： 余尝论近世三家书云：“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当以右军父子书为标准。 小僧、讲僧、散僧，可以说是参禅的三种境界。王著“用笔圆熟，亦不易得，如富贵人家子，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王著虽笔法圆劲，但缚于法度，不能尽妙，犹如小和尚囿于规矩。“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虽稍病韵，然似高益、高文进画神佛，翰林公至今以为师也。”李建中虽能做到“字中有眼”，如讲僧满腹经纶，依然稍“病韵”，未能做到彻悟。而杨凝式——“予尝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盖自二王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颜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得其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后世矣。”杨凝式行草书像不守规矩的僧人，“下笔却到乌丝栏”，但因其不善楷书，离王羲之具“三眼”的境界还是有一定差距。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苏轼说得好：“（黄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 东坡道人已沉泉 眼前浩荡的长江，在夏日的晴空下奔泻千里。碧空如洗，在暮晚时刻又幻化出紫红、赤赭、橙黄、青绿、靛蓝等瑰丽、浓重的色彩——仿佛对平淡、无常一生幻梦般的告慰。然而这一瞬间壮丽也短暂，很快，浓黑的夜色海水般浸没一切，让人陷入无望的窒息和长久的沉默。江上灯火点点，帆影樯迹杂陈，在忽远忽近仿佛来自时间深处的漂浮的声音中，为生计、前途的人们，蝼蚁一般忙碌不停——哪怕黑夜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脚步。 我处在命运的空窗期。刚刚结束在黔州、戎州“万死投荒，一身吊影”的流放生活，于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赴太平州任，但只做官九日便被罢官。我从江西沿江而上，来到武昌，徘徊于武昌与黄州之间——如一条放任自流的野舟，全无依凭和寄托，只把未来交给前途未卜的江流。事实上，命运给予我的比预想更加糟糕——我被远贬宜州，最后在城楼淋雨而逝。现在，我处在命运裁决的等待时刻：这时刻赐予我一片暂居之地，携亲友仲达、李文举、何斯举等“二三子”，来到一片被松林掩映的临江之阁。阵阵松涛，与浩浩江流，构成一种色彩和图式上的和谐与美感，中间一点红橙色的楼阁，如诗如画。当此时，应作如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般沉雄、豪迈的词章，然而我内心却被阵阵松风吹满，感到无限的悲凉和惆怅。东坡曾在与武昌一江之隔的黄州写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我想，我也可以做这一刻自然的主人。但我这个主人身闲却心不闲——松涛如古琴曲，激荡着内心的音符，撩拨着纷乱的思绪——经行东坡眠食地，感慨万千！ 不能不说，我们处在一个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蔡襄、苏轼等诸公，本应大施手脚，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晦暗的云彩遮蔽了他们的光辉，他们绽放的光芒只有十之一二，只在文艺的花园开出璀璨的花朵——因沾染着命运的血泪而尤其惊心动魄——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皇帝、大臣、士人、百姓共同开创了大宋登峰造极的文化和经济盛况，“与君共治”的政治理想，也在我朝得以实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共识。在大宋，实现了士人精英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美政”。然而，在这样一个令人称许的朝代，大批才德兼具的砥柱之材，却又被放逐天地之间，任其浮沉、腐烂，充满悖谬！仿佛命运无情的捉弄。皇帝、大臣，都在这样一种迷局中不能自已。谁能解答这个谜题？ 我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书法的“宋四家”之一、临济宗黄龙派居士——嗣法黄龙祖心……这是我生命之歌奏出的乐章，却不能解释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原因——从屈贾、李杜以降，文人的命运就似乎打上悲剧色彩，仿佛上天有意的安排。文曲星的光亮总以不断受挫为燃料。而一个完美的官员却以平庸的文才为附加条件。乃至于帝王，通常，治国的才干与艺术创造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前代李后主和数年后的徽宗皇帝，都是如此。他们泣血的文字，同样无法解答悬在他们头上巨大的问号。 包括庆历新政弄潮儿的对手——王荆公，晚年骑驴如疯子一般颠沛在钟山小道时，内心的困苦谁又能解答？“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写下这首《武昌松风阁诗》，当写到“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我来到东坡曾经的贬谪地黄州对岸，徘徊流连，感时伤事，怀念不已。故人张文潜为东坡举哀行服，被言官弹劾，正贬在黄州。这是命运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捉弄？在长江之畔，阴阳两间，我们共同哀悼那无法言说的痛楚的命运，分享那超越于苦难命运之上的人性的光芒与诗歌的力量。 我处在生命悬而未决的时刻，新生婴儿一般清新、纯净。固然为命运的不公感到愤恨，但内心真正的感受却是：平静与喜悦。去国十年，铅华洗净，心中只有禅花一支。我已参到书法的真谛，写下了让自己满意的书作，足以告慰风尘仆仆的光阴，和这多病、佝偻的身躯。我的诗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老松不得千年寿， 何况高材傲世人。 唯有草书三昧法， 龙蛇夭矫锁黄尘。 本文刊于《雨花》2023年第8期 李晓君，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十月》《当代》《花城》《人民文学》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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