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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说过一句话:“在冀南平原抗日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 1942年4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南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 以及四分区、新4旅机关部队遭到了敌人的重重合围, 虽然最终破围而出, 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上千名抗日军民, 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在冀南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一 1942年4月下旬, 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等20多个机关和部队, 转移到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兀兰屯附近, 因该地区距郑家口据点太近, 容易暴露目标, 故于28日晚又转移到山东武城县武官寨地区 (今属河北故城) 。具体部署是:军区机关驻傅官屯及其附近;区党委和行署机关驻大言村、军王庙一带;新7旅旅直驻饶阳店以北的李官屯、前后土营、北仁庄一带;第19团驻长林, 第21团主力驻油故村, 一部驻段芦头、黄金庄地区;军区特务团随军区机关驻防;军区骑兵团驻曾官屯及其附近。各部队均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 军区政委宋任穷正在太行区参加会议, 尚未返回冀南, 陈再道司令员和王宏坤副司令员都到分区视察工作、指挥对敌斗争去了, 也不在军区机关, 军区机关只有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坐镇。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 刚下过几场透雨, 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 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 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 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日军据点, 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 可大家却一点儿也不担心, 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 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 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 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敌人四五次大规模“扫荡”, 历经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 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 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日寇“扫荡”前, 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 (事实上, 在敌后战场这个极其残酷的环境里, 没有强有力的情报工作, 八路军将无法生存) , 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 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 布置任务, 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 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 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 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 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 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 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 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 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 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然而这一次, 敌人的大“扫荡”来得是那样的突然, 那样的凶狠, 完全出乎我方预料。有一种说法称, 我军在故城县南部休整的消息, 不慎被武城县大特务大汉奸吴寄朴获悉, 吴亲自跑到德州向日军队长松岛告密, 驻德日军又连夜向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报告, 从而引发了这次大“扫荡”。 然而, 据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披露, 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其实早有准备, 它是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肃正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月份, 日军华北方面军就召开过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 会上传达部署了《一九四二年度肃正作战计划》, 制定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根据这一《纲要》, 决定从4月末开始, 由日军第十二军等部在冀南地区执行“第十二号作战”计划, 目的是彻底消灭冀南抗日力量, 配合5月初开始的对华北其他地区的大“扫荡”。
此次作战, 日军共计投入15个步兵大队和部分特种兵 (炮、工、辎重兵) 部队, 共计1万余人, 加上伪军, 共达3万余人, 由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 日军吸取了以往历次“扫荡”失败的教训, 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把以往的“分进合击”战法改为“铁壁合围”, 决定利用平原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 在远离我根据地的地方秘密集结兵力, 在行动发起前夕突然实施远距离快速运动, 在一夜之间即进抵层层封锁线与预定合围的位置, 令八路军插翅难飞, 从而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另外, 日军深知八路军情报工作的厉害, 因此对这一次大“扫荡”不但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命令一概限用口头传达, 不准见诸文字和电报, 而且还极力以假计划、假命令等手段来欺骗八路军。 4月28日夜间, 敌人开始秘密出动, 向八路军驻地逼近。29日凌晨, 随着土桥司令官一声令下, 各路敌人按预定路线和合围目标, 一起向我根据地军民扑来。根据事前搜集到的情报, 此次大“扫荡”, 日军要制造两个合围圈;第一个是以武城北武官寨、十二里庄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 重点合围冀南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7旅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学校等;第二个是以邱县东目寨、摇鞍镇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 重点合围第四军分区和新4旅以及四地委、四专署等地方党政机关。 二 29日深夜1时许, 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军区领导报告:第19团发现大营附近的日伪军夜间集合, 情况异常。
但对于这一情况, 军区首长并没有引起注意, 认为不过是敌人要进行一般性“扫荡”。又因为机关刚刚移到新驻地, 就没有马上再转移。 29日拂晓, 第19团又向军区报告:枣强、王均、大营出动了大批敌人。由王均向南推进之敌, 于饶阳店以北地区与第19团展开激战。该团转到饶阳店附近时, 又发现大营亦有一股敌人正向饶阳店方向推进。 7时, 驻在油故村的我21团, 也与由大营出动之敌之一部发生交火, 该团发现之后, 以1个连阻击敌人, 主力向西转移, 当他们进至沙窝村时, 又与由垂杨、大高村出动之敌遭遇, 于是, 该团又折向东南转移。 这个时期, 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和必要的训练, 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 遇到突发情况, 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 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 新7旅旅部、19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5里地, 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 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 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所以直到今天, 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有关这次突围战斗的文章都没提到新7旅的旅长、政委和旅机关以及直属队?另外, 四地委、四专署、第六军分区的直属单位和武装, 以及鲁西大队, 也经常在武城一带活动, 为什么在所有的文章中, 也都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19团上报敌情之后, 迅速行动起来, 从饶阳店附近向西穿插。这时敌人还没有完成合围, 各路出动的敌人间隔还比较大, 所以第19团从大营和枣强出动的两股敌人之间, 顺利地穿插过去, 跳出了合围圈。 新7旅骑兵连从饶阳店北侧向西转移到盛树林附近, 与大营出动的一股敌人遭遇。他们边打边向北撤, 过了清凉江, 甩掉了敌人, 转移到陡河、谭家村一带。
驻在兀兰屯地区的骑兵团, 也发现由郑家口出动之敌分两路向西南压来, 曾玉良团长提出, 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 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 直接向北穿插, 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 而况玉纯政委则表示, 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 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 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 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 军区总部联系不上, 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1连沿着卫河 (古运河) 西岸寻找, 况政委和参谋长带3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第19、21团和骑兵连与敌交火的枪声, 使各路出动之敌加快了合围速度。这时, 军区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西、北两个方向都有敌人, 北面的敌人更多, 郑家口方向已发现敌人的坦克和摩托车。据此情况, 军区首长一面组织进一步侦察, 一面组织指挥骑兵团、特务团和党政机关向南转移, 在十二里庄一带靠拢, 集中兵力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突围。 上午10时左右, 机关部队汇集到十二里庄一带。 因是春季, 附近高秆植物还没长起来。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 人数估计不下三四千人。掩护这一大批男女老少的只有军区特务团。这个团是由7个连组成的, 只有轻武器, 战斗力也不强。
派出去的侦察员都回来了, 所有方向上都有敌人, 形势异常严峻!此时, 军区首长才察觉到敌人搞的是“铁壁合围”, 而且包围圈已经构成。据侦察得来的情报, 武城出动之敌早已占据巩庄、宋庄、商庄等地, 等待堵击我军, 大营、枣强、王均、郑家口之敌由北向南迅猛扑来;南宫、垂杨出动之敌已抵清凉江附近;由清河及谢芦集出动之敌已进抵行杖、庙上、寺上、宋唐庄地区实施围堵。 范朝利、刘志坚分析了面临的严重形势, 决定立刻组织机关突围。 根据侦察情报, 北面敌人的兵力最强, 并且不断急速向南推进, 因此, 向北突围困难很大;向东突围也不可行, 因为运河以东大部分是敌占区, 而且运河的几个渡口均有日伪军把守, 不易东渡, 突围很难奏效。西边、南边的情况相对略好, 清凉江以西还是游击根据地。于是, 军区首长决定向西突围, 骑兵团和21团打先锋, 特务团负责断后掩护。
骑兵团在卫河边上的武城河西街附近, 遇到了敌人的火力拦阻, 突击失利, 幸好在卫河河岸搜索机关未果的曾团长带着1连从斜刺里杀回来, 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军区首长赶紧组织人员跟随突围, 不料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拦截, 子弹像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 200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 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 骑兵冲出来了, 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 可是后面的人员却被敌人的火力拦住了, 很快, 敌人的援兵乘卡车也赶到了, 又把突破口封上了。很显然, 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 即使出来了, 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同时, 21团的突击行动也失败了。 现在, 摆在骑兵团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 沿卫河西岸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 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曾团长、况政委毫不犹豫地命令:回去! 三 下午2时许, 骑兵们再次回到十二里庄东南, 此时的形势更加危急!日军已经占领了十二里庄北面的几个村子, 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 疯狂向我军压来。与以往的战斗相比, 这一次敌人变得如此疯狂, 前面的一个梯队还在冲锋, 后面就有几个梯队同时准备着再接着往前冲。几架敌机也在上空盘旋和扫射, 到处有受惊的骡马的凄厉的嘶鸣声。
被围在合围圈的抗日军民, 已经多达数千人了, 部队、机关、地方工作人员和老百姓, 都交叉在一起, 局面甚为混乱, 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 根据交火的情况和侦察员的报告, 军区首长对合围圈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日军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 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 这都是日军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 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 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 包围严密;南面和东南面的敌人因伪军较多, 战斗力相对弱。 时不我待!军区首长当即决定火速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仍以骑兵团为先导, 从武城河西街、三里庄、霍庄、祖杨庄、王行杖一线采取宽大正面多路乘马冲锋。机关骑马人员紧随其后。特务团和第21团部队在左右两翼掩护徒步人员突围。
冲锋号再次吹响, 骑兵团又一次实施冲锋。 守卫王行杖村的, 是一个日军警备队和一个伪军中队, 配备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 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 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 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 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 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最前面的3连最终没能冲上去, 掉头就往回跑, 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合围圈里, 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片肃静, 从远处射来的子弹, 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 时而打在地上引起一溜尘烟。没有人躲闪, 也无处躲避, 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 “噗”的一声闷响, 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 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 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 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 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枪炮声的间隙中, 可以听见“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 那是敌人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 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子……”当时, 骑兵们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 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张双群在队伍里, 而且还受了伤。
这时候, 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 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 已经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 纷纷开始撕碎文件, 破坏器材。悲壮的气氛之中, 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掏出手枪, 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以身报国, 结果被人拦了下来。 下午3时许, 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况玉纯政委准备最后一搏, 他亲自充当旗手, 单手擎着红旗, 在骑兵队列前面, 高声喊出了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 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 抽出腰间的战刀, 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 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 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 说来奇怪, 就在此时, 本来还是晴好的天气, 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大平原上狂风骤起, 尘沙飞扬, 天空昏暗不清, 强大的西北风, 吹得迎面的敌人睁不开眼睛。 关于这场突起的大风, 陈再道后来听说后, 连连说道:天助我也!宋任穷政委则说, 小鬼子想消灭抗日武装, 连老天爷也不答应!就连日伪军中, 也有不少人悄悄议论说:天不灭曹啊, 眼看八路就要彻底完蛋了, 老天爷就赶忙助他们一阵风 (后面还要说到, 四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率领的部队, 也是得此风之助, 才得以突围成功的) 。 机不可失!军区首长下令, 兵分两路, 竭尽全力, 发起最后一次冲击!
东边一路, 以骑兵团一部和部分机关乘马人员为先导, 徒步人员及部队紧随其后直接冲向武城河西街。 漫天的风沙尘埃之中, 八路军恰似从天而降一般, 冲到了日军近前。敌人惊得目瞪口呆, 猝不及防, 一片混乱。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 我军乘马人员和部分徒步人员已经冲过了河西街, 沿着运河西岸向西南方向破围而出了。 但是没过多久, 突破口又被封住了, 没能冲出的后续人员被敌人冲散, 有些人员只好就地疏散隐蔽, 有些折回向西或向北转移。 西边一路, 还是以骑兵团打先锋。骑兵的铁流, 暴风般地拥向了王行杖。从进攻一开始, 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 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 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 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跟在骑兵团后面的, 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 是妇救会员、文工团员、后勤管理员, 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 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 都冒着弹雨、义无反顾, 为撕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不惧生死, 向前冲! 敌人一面加强卫河渡口的防守, 一面向王行杖方向增援, 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一个机枪小队。日军的重机枪响了, 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 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 爬起来, 满脸是血, 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 4连长韩永正扑向了右侧的机枪阵地, 一队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 甚至没有组织射击掩护, 30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 战士们抡着马刀踏进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 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 他们的4挺重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道路, 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敌人大概以为, 凭借阵地上的几十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八路军战马了, 可他们没料到, 带头冲上来的是陈再道常挂在嘴边的勇将———八路军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他是个左撇子, 从小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 远打近砍, 谁能抵挡得住? 韩连长杀进敌阵, 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 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 把残余的日军杀了个落花流水, 虽然我军人马伤亡过半, 但是终于将敌人的机枪阵地捣毁了。
机枪阵地被捣毁之后, 王行杖村的敌人再也挡不住八路军的突击了, 一番恶战过后, 日军警备中队全部被歼, 伪军中队被吓得逃离战场, 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终于被冲开了一条有一两千米宽的缺口, 突围的人群蜂拥而出。 日军的动作也不慢, 半个小时之后, 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的大部队就赶到了王行杖村, 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 重新封住了缺口。但是这个时候, 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和总部机关的大部分都冲出来了。 特务团的1名排长带领两个班在三里庄以北5里地的一片坟地里掩护部队突围, 他们抱定必死之决心, 一直坚持到黄昏, 最后凶残的敌人施放了毒瓦斯, 战士们全部遇难。
事后想来, 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 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 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 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500多人被敌人堵在了合围圈里。在这些人当中, 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 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冀南行署文工团 (也有资料说是新7旅宣传队) 的一位女干部, 带着14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 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实在跑不动了, 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 一起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 在王行杖村东南方的霍庄, 坚持到最后的134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被俘了。气极败坏的日军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 逼问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49个战士跳进坑里, 没有一句回答。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年轻学员们, 被敌人用火烧死, 用开水烫死, 也没有一个投降的。这些烈士大多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但是, 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冀南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据事后统计, 总共有510名抗日军民在这里壮烈牺牲。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日军的坦克和汽车, 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 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 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敌人的坦克装甲车辆, 骑兵团没有走大道, 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 日军为搞“囚笼政策”, 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 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 坦克车辆开不过来, 战马却过得去。 下午5时许, 突围部队走到大辛庄附近, 遇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有首长提出, 部队在原地隐蔽两三个小时, 等天黑了再找机会过封锁线。但范朝利参谋长表示反对, 他说这里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近, 敌人随时有可能再追上来, 现在的关键是行动要快, 即使是白天也要硬闯过去!“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 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 曾玉良团长到前沿观察地形, 选择了一片两侧有道沟的开阔地作为战场, 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 军刀出鞘、战旗飘扬, 摆出准备列队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12挺机枪和21团的步兵都埋伏在两侧的道沟里, 曾团长对机枪手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战斗没结束, 机枪不许停, 用最猛烈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儿, 日军骑兵来了。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 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日军军官一声令下,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 速度加快, 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 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 日军一声怪吼就开始冲锋。 日军骑兵一提速, 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 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21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 跑在前面的日军骑兵全部被打倒。日军的队形没了, 速度也没了, 全乱套了。 这个时候, 八路军的骑兵开始冲刺了!日军骑兵们掉转马头, 仓皇逃跑, 第二道封锁线竟然就这样顺利地突破了。
黄昏, 突出包围圈的各路人马终于又汇集到一起了。范朝利和刘志坚立即召集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王蕴瑞、作战科长王树棠、副科长孙济云、情报科副科长程诚以及参谋申文俊等, 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 决定星夜转移。 夜晚, 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开始行动。骑兵团和特务团掩护着党政军机关及其他群众团体共1000余人向军营村方向进发。虽然已经冲出了包围圈, 但大家的心情并不轻松, 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 形势仍然很危险。 当先头骑马人员通过军营时, 又与在该地宿营的日军发生了战斗。骑马人员猛冲过去, 步行人员则以部分部队在村头警戒, 大队人马从村外绕道通过。
午夜时分, 部队到达清凉江畔的干河滩。这时, 敌人胡乱地开了几枪, 打了几炮。这阵枪炮声, 不仅未给八路军造成伤亡, 反而给突围失散人员发出了信号, 他们根据枪炮声判断, 纷纷向干河滩靠拢。人员集结后, 部队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发, 于30日抵达枣强县西南地区, 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合围威胁。 至此, 敌人妄图消灭冀南党政军机关的阴谋宣告破产。 五 在武官寨地区军区机关部队浴血突围的同时, 四分区和新4旅机关、部队, 在东目寨、摇鞍镇地区也遭到了敌人的合围。 合围东目寨、摇鞍镇地区的敌人, 为日军第十二军所属的第五十九师团一部以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和当地大批伪军。
在这一地区, 八路军的情况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参谋长郑重率分区机关驻邱县西孝烟村, 四地委书记郭森、专员肖一舟率地委和专署机关驻东孝固村;分区所属第36团主力驻孝固村东北面的刘、张云固村;新4旅部队在邢 (台) 临 (清) 路南、邱 (县) 馆 (陶) 路以北地区休整;旅长徐深吉率旅直属队驻邱县城东北大槐树村及南辛店一带;第771团驻邱县马头镇西聂楼村;第10团主力驻威县东南下堡寺以北杏园附近, 1个营随旅直行动;第11团驻邱县东北梁二庄附近;副旅长杜义德随第771团活动, 政治委员文建武随第10团活动。当时在临西、邱县一带活动的还有执行接新兵任务的385旅769团政委鲍先志率领的1个连和部分新兵, 以及省军区押送票子的两个骑兵连。 是日夜, 日寇纠集了1万余人的兵力, 北起邢济路, 南至邱馆路 (邱县至馆陶县) , 东自临清, 西到曲周, 秘密组成了包围圈, 并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临西县摇鞍镇一带缩围。 午夜时, 邱县方向有枪炮声, 因敌情不明, 我部队、机关没有马上转移。 29日拂晓, 新4旅侦察科长王万喜报告:南边邱馆公路有枪声。接着第11团向旅部报告:“邱馆公路上的敌人向我团进犯, 已与南面的部队打响。”
当时旅首长估计, 可能是敌人向11团部队报复“扫荡”, 因为28日夜该团曾派两个连队袭击了邱县城。枪声越来越近, 旅首长决定旅机关和直属队向东北摇鞍镇方向转移。 771团与由曲周向东推进之敌打响后, 杜义德副旅长立即率部队向西转移, 因为该团驻地正好是敌之合围圈靠西边的边沿地区, 所以较顺利地冲出了合围圈, 未受什么损失。 29日拂晓, 第10团接到枣园据点送出的威县日伪军将要发动“扫荡”的情报, 不久又发现敌人开始出动, 文建武政委于是迅速率部向北突围。由于该团行动迅速, 又处于敌人合围圈北部之边沿地区, 因此也顺利地跳出了敌之合围圈。
回头来说旅直机关和直属队, 当他们转移到摇鞍镇时, 发现四面均有敌人的重兵, 显然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合围圈, 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 驻在梁二庄附近的第11团为掩护旅直机关突围, 决定向旅部机关靠拢。徐深吉旅长不顾自己安危, 果断命令11团领导, 迅速率部队向南突围, 尽量保存部队实力, 不要向旅部靠拢, 以免遭敌人围歼。 第11团遵照徐旅长的命令, 奋力向南突围, 但连遭敌人堵截, 未能奏效。他们又转向东北方向突击, 边打边走, 一直战斗到黄昏, 才在下堡寺附近突出重围。 此时, 鲍先志率领的部队也被敌人团团包围在贺伍庄。我军抢占几处高房, 奋力抗击敌人, 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子弹打光了, 战士们同敌展开白刃战, 最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
在摇鞍镇, 徐旅长命令随旅直行动的10团2营向东打破敌人的包围, 掩护旅直属队向东突围。该营打得非常坚决, 在轻重机枪掩护下, 以手榴弹、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经过反复拼杀, 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在他们的掩护下, 旅参谋长陈明义率旅直属队一部和通信队电台冲出去了, 转向白地村方向。 然而, 敌人很快集中兵力, 封锁了突破口, 后续部队未能过去。徐旅长见东南面敌兵力减少, 立即组织第二次突围, 结果刚冲出去一部分, 又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 徐旅长临危不乱, 指挥警卫连全力压制住敌人火力, 掩护直属队由李庄向南, 贺伍庄村东向东南方向, 组织第三次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部分骑兵, 跃马当先, 杀向敌群, 不幸在战斗中身中数弹, 英勇牺牲。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 徐旅长才得以率领旅直属队剩下的一部分人员冲出了包围圈。 这次突围战斗中, 新4旅虽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但自身伤亡了300多人, 令人痛惜的是, 随旅部行动的10团长陈子斌、团政委桂承志, 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六 这次突围作战中, 损失最大的是第四军分区部队、四地委、四专署机关。
该部事前也曾得到一些关于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 也做了一定的准备, 确定由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和第36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张世益率该团第3营和在分区整训的威县、南宫、广宗3个县大队, 进到邢济路北活动。由于搞不清敌人“扫荡”的时间和规模, 军分区等机关没有及时转移。 29日拂晓, 分区部队正在出操, 突然西边枪声大作, 敌向四分区猛扑过来。分区机关即刻向东朝摇鞍镇方向转移, 经傅辛庄、马兰、王八郎寨等村庄到达临西南杏园一带, 不料, 恰恰进入了敌人布置的合围圈。 孙毅民、张世益所率的第36团第3营等部队转移到南郭庄时, 遇到敌人堵截, 未能跳出合围圈, 遂撤向南杏园一带, 3个县大队插到敌后。 上午10时许, 军分区、地直机关和36团等部队先后聚集到临西县南杏元村附近, 此时敌人的“铁壁”已经形成, 我军陷入东西10余里、南北20余里的合围圈之中, 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 军分区杨宏明司令员决定分路突围:孙毅民、张世益率3营向西南方向冲击, 杨宏明和第36团团长赵鹤亭率该团第1、2营及分区直属队向馆陶县梭庄方向突围。 孙毅民率领的第3营接近布寨村时, 遭敌人重兵拦阻、堵击, 组织3次冲锋, 均未奏效, 伤亡数十人, 随之又转向北边摇鞍镇方向突围。在摇鞍镇与西大屯两村间3华里长的交通沟上, 他们又遇到敌人的密集火力封锁, 几经冲杀未能成功, 战士们伤亡很大。直到下午3时许, 狂风骤起, 尘埃飞扬, 天昏地暗, 我军抓住这一时机, 拼死猛冲, 终于杀出一条200多米长的突破口。当转战到务头村的时候, 孙毅民主任不幸中弹牺牲了。 杨宏明、赵鹤亭所率部队也遭到预伏敌人的疯狂阻击, 虽经反复冲杀, 也未能冲出, 于是也转向北面摇鞍镇方向突围, 在姚尔庄附近终于杀开一条血路, 但是杨宏明司令员也不幸中弹牺牲。赵鹤亭团长率部队继续浴血拼杀, 下午5时左右冲到下堡寺附近, 与张世益所率第3营会合后, 由下堡寺出发, 向西经李六寨、威县志官寨, 于当日深夜到达马庄, 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在突围中, 地方干部的损失也不少, 如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武城县公安局局长梁振芝等, 都壮烈牺牲了。 1942年10月, 为纪念杨宏明、孙毅民烈士, 中共冀南区党委及冀南行署将临清县西部及清河、清江、企之三县的各一部新建为县, 命名为“宏毅县”。 七 敌人未能达到消灭我党政军机关部队的目的, 恼羞成怒之下, 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残根据地人民, 用尽了各种酷刑, 皮鞭打、开水烫, 倒上煤油焚烧, 剖腹挖心等, 使人目不忍睹, 耳不忍闻。还有许多青年干部、群众被抓劳工, 我四专署秘书主任宁心力就是被抓到东北做劳工被活活折磨死的。 敌人的暴行, 并没有使冀南人民屈服;相反, 更激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 以父母认“儿女”, 媳妇认“丈夫”, 儿童认“叔叔”, 哥哥认“弟弟”以及利用小套屋、夹皮墙、大水缸、炕洞、草垛等方法, 救出和掩藏了数以百计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伤病员和学员。霍庄村这个只有60户的小村,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掩护了干部战士60多名。
“四·二九铁壁合围”, 冀南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我方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扫荡”。有资料称, 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 共有2300余名抗日军民牺牲了生命。 冀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在“四·二九铁壁合围”中遭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是有深刻的教训需要吸取的。 首先, 是机构庞大, 行动不便, 与残酷的斗争环境和频繁的战斗行动不相适应, 不仅限制了自身的行动, 而且也拖累了部队的行动。 其次, 侦察情报工作不够, 特别是战略、战役侦察较差, 跟不上作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敌人大的军事行动, 很难准确判明其作战意图。有些部队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情报工作, 一般的战术、战斗侦察力量也比较薄弱。相比之下, 日军却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情报组织, 不但能够了解掌握冀南八路军部队的活动情况, 而且还经常散布谣言制造假情报, 以假乱真, 诱使八路军上当受骗, 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 对日军的战术变法研究不够。自1941年底以来, 日军在战术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新特点, 我军对此缺乏深刻的研究, 因而不能适时地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 影响了部队的指挥与作战。 “四·二九铁壁合围”后, 冀南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 根据地面积缩减了五分之三, 抗战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 地方党的支部垮了近二分之一, 大部分村政权成了“两面政权”以致完全资敌, 冀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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