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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朱庆馀最有名的一首诗，曾经改变了他的命运。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乍一看，这首诗写的是新婚夫妻的甜蜜生活：新娘即将拜见家中长辈，在镜前梳妆，但不知道自己的妆容是否合适，于是娇羞地问新郎，我的眉毛画得如何？ 实际上，这首诗叫《近试上张水部》，是朱庆馀在进士考试前写给大臣张籍的行卷诗。 什么叫行卷呢？ 唐代科举考生在开考前，可以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赠给达官贵人，此即“行卷”。考生的诗文如果能得到肯定，便会被推荐给主考官。唐朝科举还未全面实行糊名制，考官会事先按照印象分，列成一个可供参考的“通榜”，这将影响之后的录取名单。 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正是一首成功的行卷诗，他将自己比喻为新娘，希望得到文坛前辈的认可。他行卷的对象水部员外郎张籍，是与韩愈齐名的文坛领袖，咖位高，人脉广。 张籍对朱庆馀的才华十分欣赏，当即回了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结果，朱庆馀果然考中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进士。 这段文坛佳话的背后，是一个诗人内卷的时代。 01自武则天大开制科后，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心驰神往。 科举考试在不断吸纳一般地主士人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 这一时期的科举，本质上是一次政治大洗牌。 武则天掌权后，先后任命的宰相中有20人为明经、进士出身，占其统治时期总数的一半左右。 到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科举出身的宰相人数达到三分之二，如宋璟、张九龄、陆象先、韩休等名臣，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盛世之下，科举考生人数也更加庞大，如《通典》记载，“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录取率则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稍微简单些，“得第者十一二”。 唐玄宗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即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被正式确立下来。 如此一来，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诗人不仅考前行卷要用自己平时写的诗文，到了考场上，还要考诗赋。 南宋诗人严羽有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唐人之所以那么能写诗，就是因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唐代有一位学霸祖咏，留下了一首科举考场名诗，并入选现在的中小学课本。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终南望馀雪》，是祖咏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应试时所作的考场之作，描写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冬日黄昏、雪过初晴的景色。但全诗只有两韵，并不符合写“五言十二句”律诗的考试要求。 据《唐才子传》记载，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可见他的诗虽然格式不对，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打动了当时的考官，得以金榜题名。 当有人问祖咏，为何只写四句，他回答道：“意已极之，不必画蛇添足。”寥寥几笔，尽显盛唐诗人的才气与不羁。 此外，与祖咏同为唐玄宗时期科举中第的诗人，还有被誉为“诗佛”的王维、“独以五言古胜场”的储光羲、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写“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崔颢等等。 每到秋冬之际，来自各地的举子与两都的国子监生相会于长安城。 成百上千的学子穿行于长安的街巷和里坊，一时“麻衣如雪，满于九衢”，每一位文士都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属于他们各自人生的长安三万里。
02然而，唐代科举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方面，行卷破坏了科举应有的公平原则。对出身寒门、不善交际的考生来说，他们往往难以通过行卷来获得认可，行卷成功的仅是凤毛麟角，而那些家境优渥、人脉广阔的子弟更容易用行卷取得先机，干预考试，说白了，就是“走后门”。 开元年间，进士出身的太子校书郎王泠然上书宰相张说，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 但身为一代文宗的张说，对此也无能为力。 唐玄宗统治后期，宰相杨国忠之子杨暄有一年去参加明经考试，成绩不合格。当时，礼部侍郎达奚珣担任主考官，他看到杨暄的试卷答得一塌糊涂，知道这人肯定不学无术，又害怕杨国忠的权势，于是让儿子达奚抚去拜见杨国忠，探探口风。 杨国忠一看达奚抚过来，以为他是来告诉自己儿子高中的喜讯，不禁面露喜色。可达奚抚真是情商感人，他对杨国忠说：“家父让我来告诉相公，令郎考试不中程式，但家父也不便让他落第。” 杨国忠怒道：“吾儿生来富贵，还需要鼠辈来卖弄吗？”达奚抚吓了一大跳，赶紧跑回家汇报情况。达奚珣无奈之下，只好让杨暄的名字登榜。 另一方面，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导致很多士子不学诸子百家和儒家经典，将这些书放在角落“吃灰”，只埋头赋诗作文，历史知识匮乏，对时事没有了解，对政事缺乏经验（“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尽管进士及第的文士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实干型人才，但唐玄宗认为，文学之士太多，终究不利于朝廷的正常运作。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一场文学之士与吏干人才的较量摆上台面，争斗双方是唐玄宗倚重的两位大臣——张九龄与李林甫。 张九龄早年进士及第，几十载宦海沉浮，从一介校书郎干到了宰相，成为开元年间的名相。后来，唐玄宗任命官员，还时常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 李林甫不是科举出身，他本为唐朝宗室旁支，靠门荫入仕，为人工于心计，但又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曾奉命修订整理《开元新格》、《唐六典》等法典。  李林甫剧照。图源：影视剧照 这一年，唐玄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同时被提拔的，还有另一名大臣牛仙客。 牛仙客是边疆小吏出身，也没有参加科举，因军功累迁至地方大员，在当时属于“流外入流”的官员，有过人的从政能力。 张九龄对此次任命十分不满，上奏道：“自大唐开国以来，尚书之职只有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牛仙客曾是区区河湟使典，现在骤然身居清要之位，恐怕会让朝廷蒙羞。” 当听说唐玄宗要给牛仙客加封爵位，张九龄又说：“封爵历来是奖励有功之臣，牛仙客身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器械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不足以论功。陛下赏赐金帛即可，不可封爵。” 唐玄宗只好保持沉默，等张九龄走后，李林甫蹦出来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张九龄不过是一书生，不识大体。”刚刚还在生闷气的唐玄宗一听，大悦。 第二天，唐玄宗再次提及此事，张九龄仍然反对。 唐玄宗发怒了，说：“你以为牛仙客没有门籍吗？你又是何门阀？”唐玄宗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表明他仍认为门荫入仕是出仕的正途之一，故而暗戳戳地讽刺科举出身的张九龄。 张九龄心平气和地答道，臣本岭南寒门，不如牛仙客生在中原，但臣已在中枢多年，牛本是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加以重用，恐怕难孚众望。 唐玄宗同时擢用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的官员，明显是在打击朝中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 因此，张九龄反对无效，唐玄宗将其贬逐，坚持任用李林甫和牛仙客为相。 李林甫拜相，是吏干人才的全面胜利，以门荫入仕的李林甫和从流外入流的牛仙客为代表的官员，很快取代了以张九龄为首的科举士人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地位。 但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之徒，当上宰相后排除异己，阻塞言路，盛世的危机逐渐显现，在其当政期间，文学之士受到排斥，开元年间进士及第的文人，到天宝年间都难登高位。 朝政昏暗之际，一位诗人来到长安城，继续他苦涩的科举生涯。 他就是，杜甫。 03用杜甫的话说，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于唐高宗年间进士及第。 杜甫从小就立志当家族的读书种子，青年时代的他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豪情万丈，志向远大，却很快遭到现实的毒打。 安史之乱前，杜甫至少经历过三次科举，耗费了他从青年到中年的时光。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24岁的杜甫第一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却名落孙山。 这一次落第并没有给杜甫带来太大打击，因为他还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磨不灭的斗志。 此次落榜后，杜甫暂时告别考场，在齐赵之地度过了五年漫游山水的生活，所谓“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这与后来那个多愁善感的老杜截然相反。 这一时期，杜甫还遇到了他的偶像李白，以及另一位大器晚成的诗人高适，三人结伴同游，到梁宋之地“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玩得很嗨，结下深厚的友谊。 如果用一首诗来表现杜甫青年时代的气质，那便是他在齐鲁之地游玩时所作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开心快活数年后，杜甫年纪渐渐大了，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下诏开展一次制举考试，求通一艺者来京师，杜甫再次满怀壮志，进京赶考。 这一次，偏偏遇上李林甫上贺表，对唐玄宗进言“野无遗贤”，也就是说，人才都已在朝中，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 李林甫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为顾及面子，竟然真把这个奸相的话当回事。 此外，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因而对考生们的诗赋心存芥蒂。结果，应考士子全部落榜，杜甫又没考上。 在这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后，杜甫已成了“35+”大龄青年，漂泊无依的他面对年龄焦虑，决定留在长安，继续奋战科场，便有了十年困守长安的苦闷生活。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如此描述这段穷困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在此期间，杜甫第三次参加科举，得到的结果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是未能踏入仕途。 杜甫举进士不中，只好以诗文干谒王公大臣，十年间写了N篇求职信。曾经无比自信的他在诗中自称为“贱子”，表达科举落第后的失落情绪，并谦逊地表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他还曾上街卖药，寄食于亲友家，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 最后，困守长安十年的杜甫只得到一个勉强糊口的岗位——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也就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类似于门卫大爷。 好在有个铁饭碗，杜甫赶紧到奉先县，探望寄住在此的妻儿，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一到家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原来小儿子已经饿死了。 转眼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得不与国家一同面临黑暗的命运。 在某种程度上，杜甫是唐代科举的一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干谒，还是考试，他都没成功，最后还不幸赶上了乱世。 但是，诗人不幸诗家幸。 参加科举的坎坷经历，让杜甫的文风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他自称为“野老”，十年间投诗干谒权贵，却时时关心民间疾苦，写诗批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 他的诗比科举士子的策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后人称之为“诗史”。 安史之乱后，杜甫被叛军俘虏，囚禁一年，逃出后投奔新君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后得罪皇帝，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即杜甫辞官入蜀的前一年，他与科举有了最后一次缘分。这一年，唐肃宗下诏命州府选拔人才，进京参加进士考试。  唐肃宗画像。图源：网络 当时，唐肃宗已经回到长安，但唐军和安史叛军仍在河南、河北一带交战，国家形势依然危急。杜甫参加此次选拔，作了《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他结合战乱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五个建议，包括战争中如何征收赋税以兼顾强兵、益民，以及解决民生劳弊、兵卒轮休等问题。 正如杜甫此前在《兵车行》一诗中传达征夫之苦时，发出的呼吁：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但是，杜甫的策问再度石沉大海。与功名无缘的他，不久后离开了帝国官场。 大唐也许没有眷顾杜甫，但杜甫不曾辜负大唐。 朝堂上的高官来来往往，长安城的士子麻衣似雪，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杜甫。 04进入中唐时期，面对国家衰败的局面，一些大臣针对科举考试，提出改革措施。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尚书左丞贾至等上疏条陈科举之弊，认为唐朝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进士考诗赋，明经考帖经，都是“试之小道”，会导致“儒道不举”。 他们说，学生不认真学习经史，才会滋生乱臣贼子，遂使“臣贼其君，子弑其父”的罪行发生。由于安史之乱的教训近在眼前，杨绾等人就将锅甩给科举。 事实上，无论是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还是弑父夺位的安庆绪、史朝义，都和科举风马牛不相及。 杨绾、贾至等人认为，取士制度应该以儒家经义为主，所以希望停废进士、明经，改为由各县令、刺史推举考生，到尚书省考察经义、对策，使学生修德业、知廉耻、怀礼让、守忠信、行仁义，以此选出符合儒家思想的官员。 杨绾等人的想法充满了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他们觉得，只要改变人们的思想面貌，就能解决现实问题，而其重视儒家经义的主张，也与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不谋而合。 但是，中晚唐时期，以进士科为主的科举考试已经深入人心。尽管唐朝也试着做过“进士论议，不试诗赋”的改革，但都不久即搁置。直到唐末，诗赋都是进士考试的一个主要项目。 新一代的文学之士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之中有的人像杜甫一样不走运，也有的人平步青云，一展抱负。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自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就是说，同年登第的人中他最年轻。 唐代有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考中明经，已经太晚了，50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 明经这玩意儿考帖经、墨义，主要是是靠死记硬背，而且录取名额多。进士就难考多了，考试以诗赋为主，录取率极低，有时考生多达数千人，上榜者却不过二三十名。 白居易显然是人生赢家，不到三十岁就已考中进士。 但是，白居易的才华也非天赐，而是多年勤奋苦读的成果。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辗转各地四处谋生，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成长。他在考中进士前，曾在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说过，自己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视力严重下降。 白居易行卷的故事也常为人津津乐道。 刚进京时，文学青年白居易先去拜见文坛前辈顾况，向对方恭敬地呈上自己的诗文。 顾况当时没听说过白居易，看到其名字，幽默地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长安是大唐的一线城市，物价超高，一个地方来的小青年，要在这里立足可不容易，居大不易啊！ 等到翻开卷轴，读了白居易的诗后，顾况才知道自己多虑了。据说，第一首诗就是选入小学课本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顾况改口道：“有这样的诗句，居天下又有何难，老夫刚刚只是戏言。”此后，小白勇敢飞，老顾永相随，顾况凭借自己的文坛地位，为新人白居易打call，助其出道。  白居易画像。图源：网络 贞元年间，另一位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寒士是韩愈，他可说是幸运版的“杜甫”。 韩愈年少时颠沛流离，自称 “家贫不足以自活”，从贞元三年至五年，他连续参加三次进士科考试，都没有考上。此后，韩愈“投文公卿间”，渐渐博得京城达官贵人的青睐。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考试，才考中进士。这段时间，韩愈通过向人借钱，才勉强维持生活，他说：“在京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日。” 在唐代，仅仅考进士不能授官，还要通过吏部铨试才能正式入仕。遗憾的是，韩愈未能被吏部录用，他只好继续京漂生活，又考了四年，仍未能做官，无奈之下出任地方节度使的属官，几年后才通过铨选。 即便是如韩愈这样意志坚定的牛人，也曾抱怨道：“我只想当个芝麻大的小官，却成了奢望，连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追求。” 他的科举经历就像杜甫一样曲折，好在苦尽甘来。历经数十年的努力，韩愈终于官居高位，成为文坛泰斗，也是年轻士子们行卷的对象。 韩愈在科举之路上吃了不少苦，成名后乐于引致后进，常常热情地接待前来拜见的士子。进京的考生“多有投书请谒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  韩愈画像。图源：网络 05说起唐代科举题材的诗，不得不提中唐诗人孟郊写下的名篇《登科后》。 孟郊一生穷困潦倒，年近半百才考中进士，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同年们轻快地骑马游遍长安：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然而，更多的考生只能屡败屡战，直至终老于科场。 唐德宗在位时，有个叫宋济的老考生考了好多年都没考上。 每次考场作诗，宋济如果发挥不好，没有按照试题要求掌握好韵律，就会拍着胸口说：“宋五又坦率（粗心）矣！”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长安人都知道。 后来，老宋经过多次落第，终于考上了。唐德宗见他后，先问一句：“宋五坦率否？”这位考生，也算是靠落榜火出圈了。 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4年），朝廷还煞有其事地搞了一个“五老榜”。 唐昭宗直接下达诏令，说“念尔登科之际，已过致仕之年”，有的人考上时都到退休年龄了，就让这些多次落第的大龄考生金榜题名，以示皇帝开恩。 这一年，5个年过七旬的老汉靠着唐昭宗钦定的“降分录取”同榜及第。他们的命运恰似陨落的大唐帝国，早已老态龙钟。 诗人为何执着于科举，甚至忍受多年的艰苦生活，去追求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晚唐时，有人在议论科举制度时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太宗是唐朝初年发展科举的重要推手，从那时起，唐朝用科举笼络士大夫，给下层文人提供上进的途径，也将天下英才困于无形的牢笼之中，很多人为此劳碌一生，甚至一无所获。 然而，当王朝衰落时，也会出现不甘沉沦的破局者。 晚唐时，盐商出身的黄巢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 唐朝前期，有“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的规定，工商子弟不得参加科举。但到唐朝后期，应举者的身份限制已经放松很多，不仅农家人可以应举，工商子弟和州县胥吏也有应举及第者。 黄巢却没有考上，一气之下，他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用菊花来比喻自己，想象有一天百花凋谢，他将如菊花一样傲霜怒放，香气传遍长安：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假如黄巢生在盛唐，他离开京城后，也许会继续当一个盐贩子，赚得盆满钵满，安度晚年。 可黄巢生在唐朝末年，他看到唐王朝日薄西山，因此唤醒了野心，成为点燃末日的一把火。 黄巢起义后，大唐王朝吊着一口气，诗人内卷的唐朝科举渐渐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唐]杜佑：《通典》, 中华书局，1988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中华书局，2022年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 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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