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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人活了一辈子，也并未思考过人生价值之类哲学命题，像我这样的参加过高考、曾以大学为拼搏目标的人，好像也很少思考过何为大学精神。因此之故，当我遇上“大学何为、大学精神何在”这样的问题，它们也就真成了问题。
我是1990年代起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教育家或学者的文章，才意识到大学不仅发发文凭，还存在着大学精神、大学理念这回事。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梅贻琦诸先生的文章与功业，以及金耀基、陈平原、杨东平诸先生的研究与辨析，陆续让我明白了关于大学的许多道理。我因此很瞧不上自己当年考大学时许多念头、想法的肤浅与糊涂，渐渐认识到大学不仅值得报考与攻读，大学本身的历史与理念也是一个迷人的话题。说“迷人”，一来因为大学这个“东西”真是魅力无穷，二来，如果在理念、精神层面上未能一探大学究竟，你也许会迷路——不管你是办大学的，还是上大学的，都一样。
今天重温的这本书，名字就叫《大学精神》。整整二十年前的书：杨东平主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杨东平在《前言》中说，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不过是近百年的事。从纽曼，到洪堡，从德国模式到美国模式，从维护学术自由，到推动社会进步，大学的功能和面貌一直在变化，逐渐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与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一变而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然而，就在大学“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精神的衰微也成了世界性的话题。
按杨东平的说法，中国的大学精神之发育与大学制度之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情境与路径：晚清洋务时期要“救国”，抗战时期要“救亡”。但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却能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独特的传统。而到了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学术灿烂，人才辈出，成为现代教育史上一个辉煌的坐标，一座真正的高峰。”
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成就不可谓不伟大，教训也不可谓不惨痛”。1978年以后，大学发展进入高速发展快车道，既承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巨大压力，也面临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严峻挑战。到了世纪之交，回到“教育究竟是为什么”等等一些基本问题上，杨东平发现人们已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甚至连“大学精神”这样的概念都变得十分陌生。
大学精神需要研究，走过的路需要回顾，“所有的欠课欠账都必须一一补上”。所以，杨东平要编这样一本书，“希望借助前辈的智慧、思考和探索，重新弘扬作为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与文明之光，照耀我们新世纪的历程。”
他所说的前辈，从目录上看，指的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竺可桢、潘光旦、梅贻琦、陈独秀、任鸿隽、陈寅恪、朱光潜、陶行知、罗家伦、张伯苓、张东荪等等。他的那篇前言，写于1999年11月5日。那是曾经多么热烈的日子，今天想来已然十分遥远。那时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叫做“世纪之交”的时空交汇点上，谈的都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大事与远景。二十年之后，再谈“大学精神”，我们又该如何接着谈呢？
今年8月，因了鲁迅文化基金会的组织和他们的“大师对话”项目，我曾有过一次愉快的东、北欧之行。当初浏览出访名单时，我见“杨东平”这个名字赫然在列，心中高兴。我要借此长途跋涉机会，向他请教一番关于“大学精神”的一堆待解的谜团。谁知成行时队伍里并没有他。此刻我只好翻出他编的这本书，读读他的前言，遥想一下距新千年还有55天时杨东平在北京三义庙终于结束了《大学精神》一书主编任务的那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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