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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刻于隋开皇六年（五八六）。碑现存于河北正定隆兴寺。碑高一百五十六厘米，宽八十九厘米。碑额高四十二厘米，宽三十一厘米。碑阳正文楷书，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阴题名楷书，共六截，三十行，各行字数不等；碑额亦楷书，三行，行五字。
隋 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书法上承北碑之众长，下启初唐一代书风，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魏碑的粗狂雄厚和南碑的婉约韵致，也与讲究程式法度的唐楷不同。此碑之书法用笔遒劲多姿，点画瘦劲，方中见圆；结体方整，中和宽博，意韵幽远高古。无六朝俭陋粗率的习气，与魏碑相比，显得更加端庄，与唐楷相比，又更加古雅而朴拙，历来被称为隋代第一名碑。
清杨守敬《评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婉丽遒媚处似河南，亦无信本险峭之态。”清王澍《虚舟题跋》将此碑与唐碑递嬗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説：“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闓爽，絶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綫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顔、柳丑恶之风败之欤！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
隋开皇六年(586)刻，楷书，30行，行12字，行50字。藏河北正定隆兴寺。无撰书人姓名。欧阳修《集古录》认为撰者即碑末署名的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关于此碑，文人曾无限赞叹，人们曾无数猜测，这就是龙藏寺碑的魅力。龙藏寺碑是正定大佛寺九绝之八 ，龙藏寺碑是我国隋代重要碑刻，在隆兴寺大悲阁东侧。 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截30行，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 发展历史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碑的名称见于东周，而刻文纪事之碑则最早见于西汉末期，到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树碑又蔚然成风。就碑刻的书法艺术来看，我国石刻发展史可分三大阶段，即汉碑、魏碑、唐碑。汉碑多波磔奇古，魏碑多瑰丽雄奇，唐碑则秀丽高雅，隋碑则处在由魏碑体到唐碑体发展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就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代表之佳作。它的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风格评价 碑系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创立的石碑。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向称隋碑第一，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不致唐碑的全失隶意，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关于此碑，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 《龙藏寺碑》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其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生涩古朴之美，古拙幽深之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 《龙藏寺碑》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被康有为誉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在中国只有3块，但是要以这块记录了历史的碑最完整。隋朝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陈。可以说唐代书风在此已初露端倪，唐代书法是隋朝书法的直接承传。
《龙藏寺碑》刊刻于隋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字体为楷书。碑高324厘米，宽90厘米，厚29厘米。碑阳正文30行，行50字。此外，该碑的碑阴及左侧还有大量题名文字内容。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龙藏寺碑》字帖，多数只影印了碑阳正文的内容，而去掉了碑阴及左侧的题名内容。然而从研究字体演变的角度看，《龙藏寺碑》碑阴及左侧的题名字迹，同样也有学习和研究的重大价值。 楷书起源于东汉末年，经历了南北朝的长时间演进。到了隋代统一中国后，楷书字体也走上了整齐划一的道路。南北朝的楷书演变，北朝的贡献更大一些，其中又以北魏楷书最具有开创意义。在北魏楷书中，又以公元500年到530年这个大约30年的时间段当中，其碑刻和墓志铭最具有字体演变的意义，艺术特征也最为明显。这30年，可视为北魏楷书发展的“高光时刻”。 《龙藏寺碑》刊刻于586年，距离北魏碑刻兴盛期的尾端，也就50多年。在《龙藏寺碑》的碑额、碑阳、碑阴和碑侧的字形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北魏碑刻（含墓志铭）字形结构和用笔的明显痕迹。 以《龙藏寺碑》的碑额大字为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写法与刻于522年（北魏正光三年）的《张猛龙碑》有着前后传承关系。这些碑额大字，都是万毫齐力。从字迹可以看得出来，书写者在书写这些碑额字迹时，肯定是将笔锋全部下按，颇有一些小笔写大小的味道。 《龙藏寺碑》碑阳正文内容，其字形是放在方格当中，因此写得非常规整。这种规整的写法，以及其结构和用笔，我们都可以在海量的北魏墓志当中找到其源头。 而《龙藏寺碑》碑阴和碑侧的题名字形，由于并没有将字形放在方格当中，其写法相对比较随意，且横画向右上角倾斜角度非常明显。这种处理手法，与诸多北魏碑刻中的横画写法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龙藏寺碑》碑阴和碑侧的部分字形写得比较宽博，就其拓印的效果看，与南朝的《瘗鹤铭》字形也颇有相近之处。 《龙藏寺碑》字形结构对于北魏楷书的继承以及该碑对于开启唐楷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这方面的论述，明、清以来及现代各种论著，对此讲解得也比较多。最为明显的一点，无论是褚遂良、虞世南还是欧阳询的楷书字形，我们都可以在《龙藏寺碑》当中找到明显的痕迹。 最为明显的一点，如果你此前临写过褚遂良的楷书碑刻《雁塔圣教序》，你会发现，《龙藏寺碑》的大量字形写法和笔触，与《雁塔圣教序》简直是一模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龙藏寺碑》的结构和用笔，甚至可以称为“《雁塔圣教序》基础版”。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龙藏寺碑》的结构和用笔，甚至还可以看到《龙藏寺碑》对于颜体（颜真卿）和柳体（柳公权）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欧体、虞体、褚体、颜体和柳体等唐代楷书书体中，可以找到《龙藏寺碑》的痕迹，并不是说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和柳公权等人就一定临习过《龙藏寺碑》。 更为理性的推断应该是：欧、虞、褚、颜和柳等书家，他们肯定都学习过北朝和隋代的碑刻，这些碑刻的水平都很高，《龙藏寺碑》只是隋代楷书的一个代表，当时并不只有《龙藏寺碑》一个楷书碑刻，而是有很多与《龙藏寺碑》水平相当甚至水平更高的碑刻。 明、清时碑帖专家在点评某个碑帖时，会故意抬高某个碑帖的艺术价值，并冠以“某某第一”的名称。这种题跋性质的点评，很多情况下，是因为题写者与拓片（墨迹）收藏者是朋友关系，出于捧场，题跋者会有意抬高这些碑帖的艺术价值。 此外，以前的字帖传播条件有限，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将几乎所有的古代碑帖放在眼前一起比较。前人受限于字帖条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抬高某个碑帖的艺术价值排名。 以《龙藏寺碑》为例，以前碑帖专家经常会给其打上“隋碑第一”的标签。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视角。更为合理的推定是：《龙藏寺碑》是隋楷的代表作，但当时与《龙藏寺碑》水平相当的碑刻数量其实为数不少，只是这些地面上的碑刻，不少被毁坏而消失了。而地下的一些高水平隋朝墓志铭，不少可能还没有出土，所以不为人知。 我们的这种推定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随着各种最新隋朝墓志铭的出土，我们发现，新出土的各种隋朝墓志，其艺术水平一点也不低于《龙藏寺碑》、《苏孝慈墓志》以及《董美人墓志》。 《龙藏寺碑》上承北魏楷书，下启唐楷。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龙藏寺碑》与同时代碑刻、墨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任何时代的碑刻文字，都会打具体时代的烙印。《龙藏寺碑》也不例外。比如从文章体裁看，《龙藏寺碑》是典型的骈体文，内容还特别长。 尤其是《龙藏寺碑》文章开头部分，讲了一大堆佛教理论。直到正文中间部分，才具体说到龙藏寺，颇有点“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味道。而隋代以唐代的碑刻（含墓志铭）文章体裁及内容，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南北朝和隋唐，是佛教兴盛的时代，以佛教为代表的寺院经济较为强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碑刻文字也与佛教有着直接关系，如《龙藏寺碑》、《道因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多宝塔碑》等等都是如此。 而隋朝著名书法家智永的身份也是僧人。我们在临写《龙藏寺碑》时，不妨将其与智永的真书（即楷书）千字文结合起来学习研究。 智永真书千字文为墨迹本，没有写在方格当中，因此规整性不如《龙藏寺碑》碑阳文字。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龙藏寺碑》的结构和用笔，与智永真书千字文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是墨迹，一个是拓本。了解和分析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共性，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于《龙藏寺碑》的临写，我们很多书法学习者，通常会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只是看看，而不临写。很多人学习楷书，只学一两种碑刻，其他的一概不问不管。这种做法，导致自己的眼界比较低。情况稍好一点的，可能是既学唐楷，也学魏楷，但诸如《龙藏寺碑》之类的隋楷就跳过不去临写了。 二是也硬着头皮去临写《龙藏寺碑》了，但发觉《龙藏寺碑》的内容特别长，往往就是临写了《龙藏寺碑》字帖前几页的内容，然后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两种临帖态度都不可取。对于《龙藏寺碑》，我们要敢于去通临。不能因为它的内容比较长以及不少字形笔画模糊不清，就不去通临。我们不能老是“仰望”别人所通临的《龙藏寺碑》，自己却不去动手临写，正所谓“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 由于《龙藏寺碑》内容较长，因此建议在临写过程中，不要写太大的字迹，大致用2.5或3.0CM的方格纸即可，这样能够加快我们的临写速度。 第一次通临不好，没有关系。所有的成功，都是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得来的。你现在的《龙藏寺碑》通临，尽管效果不好，但你的通临，将会给你今后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此前临写过北魏墓志，以后还要临写唐楷，那么对于隋代的《龙藏寺碑》及其他隋楷作品，同样也要过一遍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妨将《龙藏寺碑》等碑刻，与智永真书千字文墨迹结合起来学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龙藏寺碑》而写的，但其中的临写大原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隋代碑刻（含墓志铭）作品。 《龙藏寺碑》建立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因为原碑在河北正定县的龙兴寺内，所以又称为《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 （公元586），楷书，碑阳30行，行5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它用楷书记载了建造龙兴寺的有关情况。在当时这种类型的碑刻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就是这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碑石，后来被公认为是“隋碑第一”。 隋代的楷书在风格上大多还处在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时期，《龙藏寺碑》就是这种特征的代表。它既不同于南北朝时魏碑的粗狂雄厚，也不同于唐代楷书的严谨规则。笔画瘦劲有力，在方笔中融入圆润遵劲，结体方正平稳，与北魏楷书相比，更加端庄严谨，而与唐代正楷书相比，显得古雅而朴拙，因此这块碑在从南北朝到唐朝的书法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对于后代影响很大，唐代褚遂良的书法比如《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在用笔、结构上都和它有峻整而又绵丽的共同点，另外，像薛稷、陆柬之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龙藏寺碑》记述了恒州刺史王孝僊奉命劝奖士庶万余人修建龙藏寺的情况。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盘，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
近拓龙藏寺碑额 此碑书法用笔遒劲多姿，时有隶书笔意。结体中和宽博，严整中又见萧散。意韵幽远高古，无六朝俭陋习气，历来被称为隋代第一名碑。
释文：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 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康有为谓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利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评《龙藏寺》为“精品上”，喻之“如金花遍地，细碎玲珑。”
释文：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軍府號為飛將 隋代是由汉隶向唐楷发展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虽还留有一些汉隶的余味，在南北朝至唐的书法发展史上，《龙藏寺碑》正处在承先启后的地位。
释文：朝廷稱為虎臣。領袖諸口，冠冕羣儁;探賾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御之懃，立勳功事勞之 此碑充分体现了隋碑“风神疏朗，骨法洞达”的特点，王国维谓之“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同时，《龙藏寺碑》也开启了初唐诸家书法的风气，可以说是“楷书之祖”。
释文：開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 这里介绍的是清黄云、唐翰题、沈树镛等人递藏元明间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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