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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禹县志》 姜亚伟 民国《禹县志》是一部地方名志，它体裁谨严而又博赡行文，闳通醇厚。纂修王棽林在序言中说：“志成，虽不敢谓虎文豹炳，谅可免疥骆驼之诮也。”又作诗云：“乱来何地寄生涯，聊借修书度岁华。略计新编具有草，敢云老眼尚无花”。 该志纂修于民国年间，1919年县首车云动议纂修，历十六载寒暑，成书刊印于1935年，共三十卷，约四十余万字。与前《禹州志》相比，这部民国地方志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增设大事记以时系事；专设学校志一卷，辑录兴学育才史料；物产志中详记药材、土布、煤矿、钧瓷，突出地方特色。上个世纪初期，国民政府数次下令编修地方志书。1921年春，省府下令各县修志，一时地方志家、学者、文人、士子投身于修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本县人王棽林、陈嘉桓、田春同、董杏林、连城璧为首的一批修纂人员“受食不受薪”或“不受薪也不受食”，集结于县城长春观，开始了漫漫的修志之路。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通令各省县修志，并规定了修志的组织领导和体例原则，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随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发展。 《禹县志·序言》记载：“采访最勤者首则董杏林，次者连城璧，其于故家父老无不诣也，古刹碑碣无不窥也。”采访者广博高远的见识使修好志成为了可能。又载：“当是时，荔轩（田春同字）主卫辉图书馆，馆中多书，荔轩学固喜博，凡关于禹数千年之人文，罔不辑录，捆载以归，是其大有造于禹志者也。”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修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纂修之一陈嘉桓，字肇卿，禹县城北马坟人，天性好学，颖悟易启，曾留学日本，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修志初期，他先写成大事记，起到了振衣携领，举纲详目的作用。后在汲县任《中州文献》编辑，利用回禹之暇执笔编志。另一位纂修主笔王棽林更是作为“一代儒宗”、“中原霸才”，以其博大精深、笼络万有的学识，执如椽大笔为《禹县志》博赡行文，添浓墨重彩。王棽林曾著《民史传》130卷，其弟子孙至诚评价他“于经史诸子，咸六通四辟，有所弹正”。《禹县志》保持了地方志应有的特点，同时又在修志原则和指导思想上赋予了深厚的国学内涵，使该志熠熠生辉，读后令人感动诚服，就其感服简述如下： 其一，纂修者王棽林认为“修志必字字出于人，惟作文贵字字出于己”，提出“要以字字皆有所本为归”。这种指导思想非常符合“志中文字俱关史法”的修志要求。《禹县志》所记录的每一件事都有所出处，有所依据，而发挥撰写的论断褒贬都有著者自己独到的判断。“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该志因体而异，随事相宜，讲文彩而不“偏尚文辞”，真正把握了实而不虚这个方志行文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基本的要求。 其二，《禹县志》编者十分注重调查访问，引用材料重事实，立论力求谨严。试举两个例子：《凡例》中对褚遂良籍阳翟，考证详审，剖理明晰，据碑证史，令人信服。提出“碑由私请，故亲而确。史为后世官书，故疏而失”的观点。由是可知纂修“决非明知谬误作攀附者”。《金石志》卷中，王棽林在对八士坊考据后则提出：“此八士者，适出三科，非以三科得中八人也。今六人姓名现存，其他题名处显有磨削痕，或者早有贤名，晚节不终，故人耻而去之，或自耻虚名而自去之，则犹足贵也”的推测。 其三，该志凡例有其显著特色。如：在修志用人的选择方面，纂修者王棽林有自己的判断，论述了“本县人与异县人之宜否，有所宜者，在耳目夙亲，考证易确。若异县人则情谊不属，是非难考矣。”在传记人物入诗的问题上提出“传中人入诗，固不宜多，多则似诗话，非传也。故借诗传人。”在卷次的编排方面，汲取了大量地方名志经验，犹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务使其篇篇成文”。整个纂修过程大体用名志例，而又不为成法所囿，精辟之处，实过前人。 民国《禹县志》这部浩繁巨著凝聚着禹县一代士子之心血。提调梁乾元，纂修王棽林、陈嘉桓，采访田春同、董杏林、连城璧、胡文甲，采访兼校对张凤鸣、安丙炎、郭振铎、王景曾，书记王廷秀、张万龄，筹款兼理款季凤林、杨桓林、仝庭楷等六七十人，他们各司其职，呕心沥血，勤勉自律，历经十六载，饱受匪患战乱、官宦变易等诸多不利因素，终成我邑乘大观。 《禹县志》纂修者“纠传注之谬，绳史文之愆”，志成不禁欲连浮大白。而今我读此志“知千古圣哲行迹门祚，与我禹有密迩之关系”也要痛饮三杯。 清朝志家李兆洛说：“志书为一县文献所寄，尤家之有谱牒也，为子孙而不知先代谱牒世系，无不羞之；为邑中人士之望，而于一邑文献不能数述，独非耻乎。” 2023年8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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