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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第二十七节 孙皓之死 孙皓被押送洛阳，以俘虏的身份实现了“青盖入洛阳”的梦想，司马炎封其为归命侯，比刘禅的安乐公还差一个档次，因为这时司马炎不需要通过高规格优厚降将来做榜样招诱其他的君王，赐予衣服车乘，田三十顷，每年拨给五千斛谷，五十万钱，五百匹绢，五百斤绵。孙晧的太子孙瑾拜中郎，其余诸子为王者，拜郎中。 没有了皇帝身份的孙皓反而表现出一些聪明机智。 孙皓投降后叩见司马炎时，司马炎指着给孙皓安排的座位说：“朕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你已经有很久了。”孙皓毫不嘴软，针锋相对地说：“我在南方，也设了这么个座位等待陛下。”
也许是得胜者心态作怪，司马炎老是喜欢召刘禅、孙皓这二个投降的君王喝酒聊天。有次请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魏晋时一种带有亲狎情调的民歌，因每句中有“汝”得名）你能作一首吗？” 孙皓毫不迟疑地举酒而唱道：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看上去是歌颂，实际上有讽刺司马炎武力夺取吴国的强横，司马炎心里一阵后悔让孙皓做歌。 与刘禅的唯唯诺诺相比，孙皓要强多了，特别是嘴巴不饶人，谁惹他怼谁，除了上面提到的怼司马炎外，还怼过司马炎的宠臣，也是晋国重臣贾充。 贾充曾经参与过修订《泰始律》，也算是个法律专家了，有次问孙皓说：“听说阁下在南方喜欢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说:“有做臣子的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有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这是讽刺贾充指使人杀害高贵乡公曹髦。 贾充本来是想询问下吴国的刑罚问题，暗讽一下孙皓，谁知被孙皓怼得哑口无言，心中惭愧。孙皓则脸色不变像个没事人一样。 太康五年（284年），孙皓在洛阳去世，年仅四十二岁，葬于洛阳北邙山。
第二十八节 二王争功 先说事情的经过。 王浑对王浚不听节度，擅自率先进入石头城的行为十分不满，立即上报朝廷。朝廷有关部门认定王浚有罪，判定将王浚装入槛车押解回京。司马炎不同意，采取自己下诏的做法指责王浚。 扬州刺史周浚向王浑呈报王浚私自取拿吴国财宝，王浑将周浚的上报转呈司马炎，王浚上表反驳，反指王浑拿取财宝。 王浚回到京都后，有关部门弹劾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司马炎亲自下诏为王浚辩护。 有关部门又奏报说，王浚被赦免后，烧毁贼船一百三十五艘，应下令交付廷尉追究责任。司马炎仍然下令不予追究。 再看王浚的罪名能否成立。 综上所述，王浚有三大罪名：一、违背诏书，不听王浑节令；二、私拿财宝；三、焚烧战船。 私拿财宝一事说不清楚，战乱期间，将领士兵趁乱捞取财宝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王浚也指责王浑私拿了财宝。 焚烧战船一事的原因不明，也说不清楚是非对错。 最严重的罪名是违背诏书，不听节令。这个是事实，司马炎指责王浚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伐吴是件大事，应有统一军令。以前有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王浑思谋深远稳重，按兵等待将军。为何径直前行，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不明利害，甚失大义。 将军的功勋，铭刻朕心，应当按诏书行事，以维护王法尊严，而在战事将终时，恃功肆意而行，朕将何以行令于天下!”
问题就出在这里，司马炎是什么时候下的让王浚听从王浑节令的诏书。 按《晋书·王浚传》记载是最初就是这样制定的，结合司马炎指责王浚的诏书来看，也是这样的，那么王浚确实有违背诏书的罪过。 但是，王浚接到司马炎诏书后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其中提到“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伷及浑、濬（王浚亦名王濬）、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也就是说，王浚接到过两道诏书，一道是让他出征伐吴，直抵秣陵；一道是让他接受贾充的节令，没有接到受王浑节令的诏书。司马炎一定是下过这两道诏书的，因为王浚绝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撒谎。 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如果没有让王浚接受王浑节令的诏书，那么王浚就没有违诏的罪名，但从王浑和有关部门的指控，司马炎的指责中又都十分明确地提到王浚违诏的罪过，这又是怎样来的呢？ 照王浚上书中的解释是“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就是说即使有这份诏书也因为时间关系没收到。 司马炎给朝廷有关部门下诏时接受了王浚的解释，说：“王浚开始接受率兵直抵秣陵的诏书，以后才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不通。王浚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应当责备。王浚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这个解释看上去说得过去，其实不然，里面存在一个漏洞，就是王浚什么时候接到的什么内容的诏书。
王浚的辩解中总共提到前后接到了七封诏书，但每封诏书接到的具体时间王浚却没写明，这个漏洞被朝廷有关部门的官员发现并指出来了，其中最不合理的一条是王浚说到秣陵王浑招他过去商议军情时，王浑并没有说是奉诏书节令他。 这个理由不成立，王浑没有得到节令王浚的诏书的话，有什么理由要求王浚到自己军营中议事呢？ 司马炎、杜预、王浑都知道王浚攻克建平后受杜预节制，到秣陵后受王浑节制的事情，王浚自己会不知道？杜预主动放弃了节制权，但王浑并没有放弃啊？王浑不听周浚、何恽的率先渡江建议中的一个理由就是王浚是归自己节制的。 因此，王浚违背诏书，不听节制的罪名是成立的，而这个罪名很严重，如果认真追究，不说灭族，起码也得杀头，但司马炎没有追究，是因为王浚在灭吴之战中功勋卓著。 这就又要说到王浑、王浚二人的功劳问题。 灭吴之战中战场上功劳最大的就是这二人。王浚准备充足，侧翼出击，又是水军，顺流而下，沿途基本没有受到吴军大部队的阻击，攻击路线最长，攻克城池最多，对吴军的震撼力最大。 而王浑的功劳并不逊于王浚。王浑是正面战场，最早与吴军交战，并且遭遇了张悌率领的吴军主力部队的大规模阻击。王浑击败张悌，使得吴军再无还手之力，同样是功勋卓著。
从战后的封赏来看，司马炎很清楚这一点。王浑为公，王浚为侯；王浑为四征将军之首，王浚还是杂号将军，中间还差着两个等级，虽然司马炎格外开恩，给予其外镇将军的待遇，仍然低于王浑，并且名实不副。 许多人为王浚鸣不平，同时还认为王浑诬告，这不是事实。从事后二人的表现来看，王浑人品比王浚要好。 王浚自以为功劳很大，却被王浑父子和其他豪强压制，多次被有司上奏弹劾，因此，每次进见司马炎时，总要陈说自己征伐的劳苦，被诬告冤屈的情状，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愤怒，以至于退出时都不向司马炎行礼告辞。君前失礼，大不敬。好在司马炎不和他计较。 王浚的外亲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浚的行为看不下去了，劝他说：“你的功业是很大，可惜有大功业的人未必能善始善终。”王浚不解，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说：“您凯旋之日，就应该戴上隐士的角巾，回到私宅，口不言平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您就说:'平吴全凭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哪有这种力量呢！’如能这样，那么颜回老聃之不夸其德，汉龚遂'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功’的雅对，又怎么能胜过您呢！这就是蔺相如所以能让廉颇屈服的原因，王浑对此能不惭愧吗？” 王浚这才有所醒悟，说:“我开始害怕会发生类似邓艾灭蜀而被杀的事情，怕灾祸及身，不得不说，也不能把话藏在胸中，这是我的偏激啊。” 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县令李密等人认为王浚功劳大而封赏轻，一起上表为王浚鸣不平。司马炎顺势升王浚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王浚以前是个节俭朴素的人，平吴之后，功高位重，一改旧日品行，食则佳肴，衣则锦绣，纵情奢侈，贪图享受，也许其中仍然有躲祸的动机。古代功臣害怕因功高位重招来君主的猜忌或同僚的嫉妒而惹祸上身，故意贪物欲以显示自己只是个胸无大志只知享乐的庸俗之人。这种事情很多。 后来王浚转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 太康六年（286年）底，王浚去世，享年八十岁，谥为武。
王浑镇守寿阳，处事决断公正。吴国人刚刚归附，大多有畏惧之心。王浑安抚外乡人，诚心安慰接纳，座上没有空着的席位，门前没有滞留的宾客。江东人士无不欣然依附，为安定江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被征召回朝为尚书左仆射，加任散骑常侍。刚好遇到司马炎要将齐王司马攸遣返回封国，王浑立即上书劝谏，虽然未被采纳，但也尽了为臣的本分。 王浑回到京城后，还主动去拜访过王浚，王浚竟然严加防备，设置好警卫后才出来相见。这也太没雅量风度了。 后任司徒，晋惠帝继位后，加侍中。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兵变诛杀杨骏后，朝廷推崇看重旧臣，又加授王浑军职。 司徒是文官，主掌国史不统领军队。要统率军队的话，所属官吏就穿红色服装。王浑认为自己是偶然受到宠幸，权且掌管军队，不符旧典章，于是命令所属官吏全部穿黑衣，时人赞美他谦虚而识大体。 楚王司马玮要害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属下公孙宏给司马玮出了个主意，去请老成有名望的人来助阵，以此镇服拉拢人心，最佳人选就是司徒王浑。王浑声称有病拒绝了司马玮的邀请，回到宅第后安排一千多名家兵闭门抗拒司马玮。 晋惠帝曾就元旦朝会时如何向郡国计吏问询方俗一事向王浑咨询，王浑建议省去形式上的东西，注重实际，得到晋惠帝认同。不久晋惠帝皇帝下诏任命王浑录尚书事，掌管朝廷行政事务。 王浑历任都有名望，官居宰相后声望才开始降低。元康七年（29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谥为元。（能思辩众曰元；行义说民曰元；主义行德曰元）
第二十九节 司马炎功过 司马炎统一天下，成为同时代君王中的佼佼者，居功至伟。虽然因其立储不当，因其错误地估计形势撤销州郡兵，因其矫枉过正分封诸王，造成后来的八王之乱，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司马炎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因为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炎建立晋国，统一天下的功绩始终蒙上了一道阴影，以至于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司马炎是不公平的。 要完全评价司马炎的功过是非，得把其在位的历史讲完才行，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只能简单地谈谈。 司马炎还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执政二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卓有建树。建国初，与民休养生息，制定推行较为仁义的《泰始律》，设置义仓，爱护百姓，扩大生产。下诏在全国释放奴婢，推崇节俭，多次下诏严格禁止奢靡，并以身作则，在位二十六年没有再新建过宫殿。 统一天下后执行占田制，允许百姓占田百亩，国内太平，有太康盛世的景象，当时就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无论朝野都把司马炎比作汉文帝。 司马炎释放奴婢，推行占田制，都是为了抑制豪强势力的膨胀，甚至让州郡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女儿必须入宫选拔，也有限制士族豪强家族之间联姻，强化皇家地位尊严的含义。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司马炎不好杀人，对投降的君王和朝中的大臣比较宽容。比如禅魏不杀魏国宗室；不杀刘禅、孙皓。 贾充胡作非为，太康三年（282年）病逝后，朝廷追赠太宰。在讨论谥号时，礼官议定为“荒”。这是个恶谥，司马炎不同意，改谥为武。
由恶谥改为好谥，这其中有贾充是为司马家族禅魏立下特殊功劳的人，也是司马昭给司马炎指定的值得信赖的人等原因，但司马炎已经给了贾充足够的恩宠，算是报答了贾充，贾充仍然不遵法度，屡违君心，作威作福，司马炎还能容忍，不要说杀，连一个恶谥都不愿意给，够仁慈了。又比如上面提到的对王浚的宽容。 司马炎的好脾气曾受到孙皓含沙射影的讥讽。有次司马炎和王济（王浑之子）下棋，孙皓在旁边看，王济问孙皓：“你为啥喜欢剥人脸皮？”孙皓说：“有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将他脸皮剥掉。”王济这时的坐姿失礼，把脚伸到了棋盘下面，孙皓故意嘲讽他，也暗含对司马炎没有帝王威严的讥讽。 司马炎最为人诟病的是荒淫，留下羊车望幸的成语，其实这是皇帝的通病，或者说男人的本能。一个正常男性，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情况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用之不竭的财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会荒淫。 历代大一统皇帝中只有几个屈指可数的不荒淫的皇帝，其中都还有隐情。隋文帝杨坚，现在还有人将其奉为帝王中夫妻恩爱的楷模，这是睁眼说瞎话。 杨坚是很想荒淫的，迫于独孤皇后的雌威，不敢罢了。因为受到独孤皇后在这方面的限制和约束，气得连皇帝都不想当了，要离家出走，弄出个宫廷闹剧来。 明宪宗朱见深不荒淫，那是病态，他有恋母情结，喜欢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 清顺治皇帝不荒淫，那是因为他受到神圣罗马帝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一夫一妻婚姻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本人信佛。 雍正皇帝也不荒淫，是因为康熙太过宽仁，给他留下看上去华丽，实际上四处漏风的破屋，他要忙于修补，夜以继日地勤政，没时间荒淫。 要是用这条标准去看待古代皇帝，就几乎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皇帝了。 和历代大一统王朝一样，司马炎也在经济社会上开创出了太康盛世的辉煌，在文学史上还开创出了太康文学的辉煌，并不比其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差，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皇帝。
第三十节 足以改变历史的盗墓案 晋国统一天下，不过是中国古代分合轮回的一个节点，说特别也特别，说平常也平常，但在太康元年（28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是非常特别，特别到可以颠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中国的历史演变。 一桩盗墓案引出的惊天发现。 时间：太康元年十月；（另外有三种说法，一、咸宁五年；二、太康二年；三、太康八年。综合考虑，应该是太康元年发现，二年送到京师整理成书） 地点：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盗墓贼不准（读为“否彪”，今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人）盗掘进入战国时期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的陵墓，走了一段路后，手里的火把快要燃尽，他低头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地竹简，顺手捡起来点燃作火把，燃完一把，又抓一把，一直到完成整个盗墓行动。 几天后，盗洞被当地农夫发现，告到官府。官府紧急派人前来查看，结果发现竹简上写满了文字，赶紧将余下的竹简全部收集起来，火速呈报朝廷。 司马炎立即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中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名士对竹简进行整理、释读，共整理出十万多字，编辑成书。因其出自汲郡古墓，故称为《汲冢书》，也称《竹书纪年》。汲冢原书比《史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二百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唯一逃过秦始皇焚书浩劫而留存下来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夏朝开始的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李学勤先生认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的发现，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使历史学脱离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其真正的意义不在这里，在于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儒家经典中所记录的截然不同，而这些不同点惊世骇俗，严重震撼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 尧舜禅让、伊尹辅政、周召共和这些都是儒学体系里推崇备至的以仁以礼治国，恪守君臣之道的典范，但在《竹书纪年》里，这些事情全部被颠覆。 没有尧舜禅让，舜是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武力夺取了政权。没有伊尹辅政，伊尹放逐太甲，两年后太甲逃出，杀伊尹，夺回王位。没有周召共和，是共国的伯，名叫和，摄行君位，故称共和行政。 这些骇人听闻的记载完全推翻了儒家的史学观，并使依附在这些史学观上的思想观念受到质疑，儒学基础开始动摇。 如果当时学者以《竹书纪年》为依据，对儒学进行检讨，开展一场大争鸣大辩论，儒家学说是否还能统治禁锢中国思想数千年呢？没有了儒学一家独大的统治和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是会更理性更开放呢？如果出现理性、多元的思想，中国历史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竹书纪年》出土整理后，对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掀起了一股修史热潮，单就晋国历史，就出现了《汉晋春秋》《晋阳秋》《晋纪》等编年体史书，完全忽略了《竹书纪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冲击。 晋国人还没来得及对《竹书纪年》进行深入研究，永嘉之乱中《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只剩下文字版本，初释本、考正本传世，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文字版本到宋朝时再次亡佚，真实的《竹书纪年》再也无法看见，今天看到的都是后代学者在各类史籍中四处寻找出来的佚文，其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清著名学者朱右曾著有《汲冢纪年存真》，在该书序言中暗示《竹书纪年》亡佚于宋代是宋代学者有意为之，他认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朱右曾这段话中指出了一个表面现象，文人学者不研究《竹书纪年》，是因为其中所记和司马迁《史记》所记以及汉代以来的儒学经典传授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出现相对于儒学来说的异端邪说。 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他没有说，清代文字狱盛行，他知道了也不敢说，就是这些异端邪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颠覆，而一旦帝王赖以统治国家臣民的思想基础遭到颠覆的话，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历代学者都只能局限在对《竹书纪年》的史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敢对其思想意义进行研究，悲剧所在，宿命如此。上苍给了中国人一个思想解放的机会，而中国人没有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只能在儒学的统治和禁锢中颐养天年。
本长篇连载到处结束，感谢各位读者的耐心阅读。如果能对喜欢三国历史的读者有所帮助的话，就算没白写。最后，用唐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来结束全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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