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百姓的穿衣自由

说一说两宋的服饰禁令。

北宋与辽朝由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但北宋政府在意识深处始终将辽朝视为敌国，对本国百姓喜穿辽朝风格服饰的社会现象极为警惕。如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下诏：

闻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宜令开封府限一月内止绝；如违，并行重断。仍仰御史台、閤门弹纠以闻。[1]

引文中的“胡人”，在《宋史·舆服志》里直接写作“契丹”。显见宋仁宗所看不惯的，是北宋民众在穿着打扮上常带有契丹风。具体包括穿契丹风的衣服、戴契丹风的头巾、骑乘装备有契丹式鞍辔的马匹和以契丹风格的颜色为装饰（青绿、铜绿与兔褐均是当时契丹人服饰上的常见颜色）。诏书要求开封府严查街头巷尾穿着契丹风格服饰之人，逮到即严惩，务必在一个月之内让契丹风格的服饰从开封消失，且要御史台与閤门参与监督弹劾，可知此轮整肃力度甚大。

史料未记载宋仁宗时代抓到穿契丹风格服饰的百姓会受到何种惩罚。但宋徽宗时代的惩罚是清楚的。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下诏说：“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2]

“御笔”是宋徽宗时代极著名的暴政。南宋君臣总结北宋之亡时，常会提到这项暴政，认为“御笔”是导致北宋灭亡最重要的祸端。“御笔”的字面意思指皇帝亲笔写下的文字。在宋徽宗时代，御笔指由皇帝直接下达给各级部门、未经宰执机构审议的命令。为推动这些程序不合法的独裁指令得到执行，宋徽宗在崇宁五年（1106年）下诏，制定了“违御笔”之罪，凡由皇帝下达的命令，只允许官员上奏陈说利害，不允许官员援引以前的规章制度来阻挠实施，否则处以“大不恭”之罪。“大不恭”是重罪，惩罚力度没有上限，可以杖责，可以坐牢，也可以杀头，甚至可以诛灭九族。由此可知，宋徽宗以“违御笔”之罪来惩罚穿契丹风格服饰的百姓，乃是在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手段恐吓民众。

宋徽宗对契丹风格服饰的敌视极深。除前文提及的政和七年禁令之外，史料留存下来的相似诏书还有不少。如大观四年（1110），宋徽宗下诏开封府，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带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3]。政和初年（约1111年），宋徽宗又下旨禁止民众在开封城内唱北曲穿北服，“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4]。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再次下诏：“敢胡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5]如此这般频繁下诏，既说明宋徽宗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欲望相当强烈，也说明这种干预违背了人性，很难落实到每个北宋百姓身上。

南宋的情况同样如此，只不过禁穿契丹风格的服饰变成了禁穿女真风格的服饰。据《庆元条法事类》，南宋百姓一律不许穿四夷国家（主要针对金朝）的服饰，长期住在南宋的外国商人也须遵守该规定，只有临时来往的外国商人可以例外。违背禁令穿戴四夷国家服装者，被抓住要杖责一百。且鼓励民间百姓互相告发，成功举报一名穿戴四夷国家服装者，可获得五十贯赏钱。赏钱从被举报者的财产中扣除，若被举报者的家产不够五十贯，则惩罚其周围的知情不报者，以凑足给举报者的赏钱。[6]

好在，无论两宋皇权如何将服饰与政治捆绑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出台禁令，皆无法消灭两宋百姓的穿衣自由。人们更愿意站在实用性的角度，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服饰。到了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杭州城内已是“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7]，惹得一位叫做袁说友的官员上奏痛骂南宋民众“恬不知耻”，要求朝廷针对百姓衣着来一场全面深入的大整肃。在袁说友看来，只有“见一异服如恶恶臭”，看到有人穿戴外国服饰就生出如闻恶臭般的生理反应，才算是合格的南宋百姓。只是赵宋皇权受时代限制，思想改造能力有限，直到南宋灭亡，也未能大规模造出此类理想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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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輿服》四之七。[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輿服》四之九。同书解释：“钓墪，今亦谓之韉袴，妇人之服也。”可知钓墪是一种供女性穿着、便于骑乘的下裳。[3]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诏禁外制衣装》。[4]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禁蕃曲毡笠》。[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輿服》四之七。[6]（南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三，《服饰器物》。其原文是：“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赏）钱五十贯。”[7] (南宋)袁说友：《乞禁绝异服》。收录于《历代名臣奏议》卷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