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又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组)国宝文物之一,是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魏晋人物画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2018年,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中,南京博物院推出的3件国宝,就包括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另两件为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和《坤舆万国全图》)。砖印壁画是最成熟、制作最复杂的砖画,制作时先将画像按粉本分别模印在多块砖坯上,入窑烧成砖后,再拼嵌在墓壁上。古代模印拼嵌画象砖,是在一块单砖构成一幅图像的画像砖基础上发展而来。东晋时期开始出现由多块砖所构成的龙、虎图像。以后砖数日渐增多,到东晋末南朝初,出现了由多达数十块到数百块砖构成的大幅画场面。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年,“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基本是南朝帝陵的“标配”。这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就是1960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的一座南朝古墓,从出土器物推断应该是东晋至刘宋的皇室。 墓室左右壁中部为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距底0.5米。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阔叶竹相隔。8 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战乱不息,国土长期分裂,朝代频繁更迭,士族地主的统治极端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战乱分裂带来的灾难和死亡,颠覆了儒术独尊的局面,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期,儒学、道教和佛教开始融合,价值取向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转向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魏晋玄学和名士之风因此兴起,士人因无法施展才华而转向崇尚老庄哲学,喜欢清谈,鄙视实务,常隐居山林与青山绿水为伴,爱饮酒服散,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放浪形骸的行为来排遣苦闷的心情,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嵇康、阮籍、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这七个人。他们经常在山阴的一片竹林里喝酒,弹唱,下棋,聊天,超然物外,风雅之气很浓,被称作“竹林七贤”。他们都非常有个性,性格不同,各有特色,并在这幅砖画中得到体现。 荣启期和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而是早于竹林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荣启期的性格和竹林七贤极为相似,被时人誉为“高士”。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竹林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竹林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魏晋南北朝绘画上承秦汉下启唐宋,处于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人物画已达成熟,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与抽象质朴、人比山大的汉画像石相比,当时的绘画更加写实和传神,人物造型严谨准确,自然环境也得到了精心的描绘,产生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和戴逵等中国画史上早期的一批宗师。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都已失传,只有顾恺之有3件唐宋摹本存世,而这幅砖画更接近当时的绘画技法和审美风尚,这也是这幅砖画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原因之一。专家比较后发现,砖画的线描与顾画《女史箴图》相似,为“春蚕吐丝”式的高古游丝描,砖画上银杏、垂柳等的表现手法与顾画《洛神赋图》几乎相同,粉本很可能就是顾恺之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粉本可能出自陆探微或戴逵之手,但出自名家已是学界的共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拓片摹本 在南博的展厅,砖画自右至左横向展开,依次为手执如意的王戎、喝酒的山涛、啸歌的阮籍、弹琴的嵇康、静思的向秀、恋杯的刘伶、拨阮的阮咸、鼓琴而歌的荣启期。 砖画上最右侧的是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的小弟,年龄比山涛小二十九岁。他出身琅玡王氏,自少神采秀美,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和识鉴而著称。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同任尚书郎时,每造访王浑,与王浑见一面就离去,和王戎交谈,则需要很久才出来。阮籍对王浑说:“与你说话,不如与阿戎说。”画面上,王戎坐在银杏和柳树中间,跷着脚,斜身靠一钱箱,一手摆弄着如意,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可谓细妙。 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他早年丧亲,家中贫困。少年时即有器量,卓尔不群。喜好老庄学说,常隐居乡里,掩盖自己的志向才能。与名士嵇康、吕安为友,后又遇阮籍,成为竹林之交,几人志趣契合,为莫逆之交。他善于饮酒,但从不失态。据说山涛饮酒八斗才会醉,晋武帝司马炎想试他的酒量,一次准备了八斗酒让山涛喝,并在暗地又添一些酒,但山涛喝八斗就不再喝了。司马家族得势之初,山涛一度辞官。后来他又入朝做官,以致嵇康声称与他绝交。但嵇康临死前,却把自己幼小的儿女托孤给山涛,可见嵇康对他的信任。画面上,山涛坐在柳树和槐树之间,头戴布巾,左手端酒,右手拉着左腕的袖子,似乎在敬酒,神态从容而优雅。↑何楚涵博士讲解山涛的精彩视频 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但在阮籍三岁时既已过世。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善击剑,不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阮籍与嵇康是莫逆之交。他蔑视礼教,放浪形骸,面对腥风血雨的环境,选择了饮酒与沉默。司马昭为拉拢阮籍,想与他结为亲家,于是安排人上门向阮籍提亲,替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却通过饮酒长醉两个月的方式来躲避。他虽然“口不臧否人物”,但内心却异常痛苦,经常独自驾车,途穷而哭。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他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以晦涩的文字表达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晋书·阮籍传》说他“嗜酒能啸”,《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韵响嘹亮”,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画面上的阮籍,盘膝坐在阔叶竹下,高卷袖子,神态潇洒,他的右手放在唇边,微仰头颅,噘嘴鼓腮,似乎正在长啸。画面抓住了阮籍“嗜酒能啸”的特点,简练传神。↑何楚涵博士讲解阮籍的精彩视频 砖画上右数第四位是是嵇康。按照出土时墓室的摆放顺序,嵇康画像是南墓壁自外而内的第一个。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自幼聪颖,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尤为喜爱老庄学说。早年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司马家族得势后,他归隐山林,饮酒服散,打铁弹琴。后受到好友吕安的案子牵连,被钟会陷害,死于司马昭的刀下,终年三十九岁。死前,他从容弹奏《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嵇康与阮籍等人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的事迹与遭遇,对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画中嵇康头梳双髻,膝盖上置一架古琴,正在弹琴。他的神态伟岸孤傲,目光注视着遥远的天际,正是嵇康诗句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形象。嵇康身旁的银杏和松树,姿态特别优美,似乎配合着琴声随风起舞。↑何楚涵博士讲解嵇康的精彩视频 向秀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向秀喜欢和嵇康一起打铁,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两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在嵇康遇害后,向秀西行经过他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丧友之痛让向秀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向秀注释的《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画面上的向秀,倚靠在银杏树边,一肩裸露,闭目沉思。其苦思冥想的神态,似乎正在解读老庄。刘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他经常坐一辆鹿车,携一壶酒。出门时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酒后,他常在家中赤身裸体,肆意放荡,曾发出“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的酒后豪言。刘伶作《酒德颂》一文,热情地歌颂了大人先生与造化同游、任意来去的放浪形骸,所表现出的藐视一切存在的气概,敌视礼教之士的反抗精神,既高扬了人格的力量,批判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同时也抒发了压抑的愤世之情,充满了浪漫色彩,气魄豪迈,用辞又骈偶间行,有无意追求而自至的特点,成为千古名篇,对后代影响极大,并析出了幕天席地、怒目切齿、熟视无睹、大人先生、奋袂攘襟、熟视不睹6个成语。刘伶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在他看来,醉眼朦胧中的人间万象,只不过是江汉浪涛中无足轻重、随波逐流、毫无个性特色的浮萍而已,只有醉中的自己随意所适,无忧无虑,那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当时的士大夫们都认为刘伶的这种置生死于度外是一种豁达,认为他是贤者,并争先恐后的效仿他。刘伶身矮、貌丑,放纵情志,常以身处宇宙调和万物为意,淡泊而沉默少言,不随便与他人交往,但和阮籍、嵇康关系不错,相遇而神解,携手共入山林。砖画中刘伶的名字有点破损,画面中一副酒徒的摸样:眼睛直盯手中的酒杯,另一只手蘸酒品尝,神情十分专注。↑何楚涵博士讲解刘伶的精彩视频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阮瑀的孙子,为人旷达不拘礼节、尚道弃事、好酒而贫。阮咸善弹琵琶,精通音律,著有《律议》。他弹的是一种长柄、圆肚、四弦的古琵琶,据说由他本人创制,乐器的名字就叫“阮咸”,简称“阮”。弹奏时,形象优雅,如同“明月入怀”。画面中,阮咸正盘腿坐在树下,专心地弹奏着因他而命名的“阮”。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遁世之士”,早于“竹林七贤”700多年。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魏晋以来,对荣启期极为推崇。在绘画创作中也多以荣启期为题材,东晋时的著名画家顾恺之、陆探微都画过荣启期的像。把荣启期与七贤画在一起,不仅达起到平衡构图的作用,还寓意竹林七贤与古代高人逸士的人文追求一脉相承。荣启期披发于后脊,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琴置膝上,盘膝坐于皮褥上。表达了《高士传》中对荣启期的描写“鹿裘带索,鼓琴而歌”的形象和陶渊明诗中“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的诗意。从外形特征看,砖画上的人物清瘦飘逸,脸庞俊秀,缺少雄性美和力量美,倒显得有些病弱甚至女性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士人才华不能用于治国,只能整日空谈玄学,乐山赏水饮酒服散,精神产生撕裂,行为放浪形骸。名士中流行女性化审美,常常涂脂抹粉,苍白、瘦削的病态美在砖画中得以体现。砖画线条圆转流畅,更显得人物简约玄澹,这种艺术风格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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