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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香港，疫情正炽，有关不通的那几年，满香港乱窜，好容易翻出几家聊胜于无的面馆儿来。
大老远跑去吃碗面，小小面馆儿门外排着长长的队，门里台距极近地塞满了闷头吃面的人——离家咫尺天涯的日子里，视频电话挂断后心里又变得空落落，唯有这碗结结实实的面下肚，给胃肠提供了些确切的慰藉。
前些日子去“嘹咋咧”看看——陕西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家陕西餐馆儿啦。
情形大不如前：尽管开在铜锣湾极尽繁华的所在，也到了饭点儿，店里却人烟稀少，掌柜与店员都没精打采，连油泼扯面也蔫儿不拉几的。
无独有偶，港大附近那家红火得要命的新疆餐馆儿，也不复昔日热闹，虽不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地步，坐不满却是一定的了。
上环歌赋街那家做得还颇有些模样的“山西刀削面”，则干脆关门大吉，招牌都落灰了。
有恍如隔世之感：明明，那些红火热闹就是不久前的事啊！
豹子爸说：“香港的北方菜始终做得似是而非，一通关，谁还留在香港吃这些？你还不是经常回深圳去吃西贝、鑫吉、关中源、九毛九……”
真的，自从通关，我自己都没再踏足香港面馆儿了——食客用脚投票，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通关之后，原以为香港会回到五年前的熙熙攘攘状态，其实并没有。
相反的，倒是在深圳，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香港依旧是清净美丽的，也不再如疫情几年那般萧条，可是不知怎的，我还是牵肠挂肚，对它的未来繁荣忧心忡忡。
若说这次通关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从小处说，是香港终于有了充电宝可以租借——在大陆习惯了充电宝随借随还的方便，来到香港，手机没电的尴尬可真的会难倒英雄汉啊。
从大处说呢，则是在这座城市里，可以越来越多地听到讲普通话的声音了。
不是彼此私语或打电话时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大大方方出声，在街上畅快交流的那种；或是在店里自如表达，请求帮助或服务的那种。
作为来港六年半的大陆人，关于普通话的使用及其效果，我积累了太多素材——若非如此，“使用正常音量的普通话表达”便不会令我感到如此欣慰。
前两天斜对门儿搬来两个年轻人，北京的。他们隔壁住着一家湖南人。
上上下下的电梯里，原先最多的是外国人，现在内陆各省的口音明显增多了。
时不时听到孩子班上的谁谁举家迁往国外了，与此同时，时不时听到某某朋友举家迁来香港的消息——
是的，游客并没有显著增加，买者更不见得有多少，留居香港的人却肉眼可见地多起来了。
继而，我终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店员开始勉力用普通话表达，真诚地提供服务了。
一个“通”字，带来两端的变化，辐射影响更不知几何。
此时所见微观而片面，权且记录下来，以备后日对照、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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