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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技术治理的诱惑》 文｜哈贝马斯 译｜蓝江 技术治理的诱惑：欧洲团结的呼吁 1.欧洲联盟目前的形式要归功于政治精英们的努力，只要人民认为欧盟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就能或多或少地得到冷漠民众的被动同意。联盟在其公民心目中的合法化主要是通过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满足公民的政治意愿。这不仅可以从其起源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也可以从这一独特组织的法律构成中得到解释。几十年来，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对欧洲公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最深入的干预，尽管这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控制。此外，在当前危机中积极采取主动行动的欧洲理事会是由政府首脑组成的，他们在公民眼中的作用是在遥远的布鲁塞尔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最后，欧洲议会至少应在各国的政治意见争斗与布鲁塞尔的重大决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这座桥上几乎没有车辆通行。
因此，时至今日，在欧洲层面，公民的意见和意愿形成与为解决紧迫问题而实际推行的政策之间仍然存在着鸿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通民众对欧盟及其未来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关于欧洲发展方向的知情意见和明确立场至今仍主要由专业政治家、经济精英和相关利益学者所垄断；甚至连通常参与公共辩论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1]。目前将欧洲公民团结在一起的是所有成员国在危机期间变得更加明显的欧洲怀疑论心态，尽管每个国家的原因不同，而且趋于两极化。尽管这一趋势是政治精英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日益增长的抵触情绪对欧洲政策制定的实际进程并不具有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欧洲政策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家舞台脱钩的。有影响力的欧洲政治阵营正在根据有争议的危机诊断决定政策的圈子里形成。相应的取向反映了众所周知的基本政治取向。 欧洲政治集团可根据两个方面的偏好变量加以区分：一方面是对民族国家在日益一体化和高度独立的世界社会中的重要性的相互冲突的评估，另一方面是人们所熟悉的相对于市场加强政治或反对政治的偏好。将这些对欧洲理想未来的态度结合起来，可以构建出交叉分类表的领域，理想情况下，可以得出四种态度模式：在国家主权的捍卫者中，一方面是主张精简民族国家的秩序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是主张强大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自 2010 年 5 月以来就欧洲稳定机制（ESM）和财政契约做出的决定也太过分了。相比之下，在欧盟及其逐步一体化的支持者中，一方是各种类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另一方则是主张应由超国家机构驯服猖獗的金融市场的人。如果我们再次根据左右光谱的位置来划分干预政策的倡导者，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如前所述在欧洲怀疑论者中区分共和党人或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还可以在一体化阵营中区分欧洲民主派和技术官僚。当然，欧洲民主派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 "欧洲联邦主义者"，因为他们关于超国家民主理想形态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欧洲联邦国家的模式。 技术官僚和欧洲民主派与亲欧的经济自由派一起，构成了推动深化一体化的临时联盟，尽管只有超国家民主派希望继续统一进程，以弥合政治与政策之间的鸿沟，而这正是目前民主赤字的决定性因素。这三个派别都有理由支持迄今为止为稳定单一货币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无论是出于信念还是随意而为。然而，最有可能的是，这一方针主要是由另一批遵循渐进议程的务实政客所推行和实施的。掌握权力和决定方向的政治家们没有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而是朝着 "更欧洲 "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想避免放弃欧元这一更为激烈、可能代价更为高昂的选择。 然而，从我们的类型学角度来看，这一异质联盟正在出现裂痕。在短期内制定议程的实用主义者让改革的蜗牛速度受制于短期经济和日常政治 "需要"，而更有远见的亲欧力量则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市场激进派主要希望放宽对欧洲中央银行自主选择的再融资政策的限制。干预派则受到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尾流推动，要求在德国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之外，辅之以有针对性的投资攻势。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主要关切是加强欧洲行政机构的决策权，而欧洲民主派则捍卫政治联盟的不同模式。在不同动机的驱使下，这三股力量正努力从不同的方向取代摇摇欲坠的现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欧洲怀疑论，各国政府和政党正迫于压力，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动机冲突的动态变化表明，一旦悬而未决的问题迫使政治精英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待和处理危机，现有的亲欧联盟就会瓦解。欧盟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和中央银行制定的深化经济与货币联盟体制的路线图证明了人们对现有方法被动性的不满。欧元区政府首脑最初要求制定这一计划，但马上又将其搁置了，因为他们不敢抓住将主权权利正式移交给欧洲这一烫手山芋。对一些人来说，民族国家的共和主义纽带可能仍然过于牢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会发挥作用。然而，各种肤色的实用主义者都希望避免再次修订条约。因为这样一来，政治的运作方式就必须改变，欧洲统一就必须从一个精英项目转变为一个包括公民在内的项目。[2] [1] Justine Lacroix and Kalypso Nicolaides (eds), European Stories: Intellectual Debates on Europe in National Con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这一选择辩护。例如，见于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90), in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trans.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491–515, here 500–7;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trans. Max Pensky (Cambridge: Polity, 2001), 58–112;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Response, trans.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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