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时空问题与政治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学研究中主流的时空观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上是同质的，这构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作者通过反思政治学研究方法，将时空观按时间是否线性、空间是否同质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其研究传统分别进行探讨。时间的非线性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空间的非同质强调了不同空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关注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发展的规律，从而探寻事物变化的因果机制。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正文 ✦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时空问题？很多政治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认为时空跟政治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笔者日益反思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意识到时空问题跟政治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笔者未来研究中要重点关注和突破的领域，在这次笔谈中，笔者想谈一些初步思考。 让笔者从下面一个简单的表格开始思考。首先，关于时间观，一般有两种类型的时间观：一种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是一种线性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可能存在差异。其次，对于空间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大的方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认为空间是同质的，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具有同质的构造性；另一种认为空间是非同质的，不同的空间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地方差异。把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与空间观进行组合，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四种时空子类型（见表1）。  表1 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组合 第Ⅰ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种类型是典型的自然科学看待世界的态度，同样也构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第Ⅱ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但空间是非同质的，这种类型构成了比较历史分析的认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承认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的差异，空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线性的，也就是说，这些规律是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地域空间。第Ⅲ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但空间是同质的，这种类型强调了人类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的主动作为能够改变社会事物的发展方向，所以时间并不必然是线性的。第Ⅳ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也是非同质的，这种类型既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了不同空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后面这两种子类型是笔者未来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方向。 根据以上四种不同的时空类型，笔者简单阐述一下这四种时空类型所导致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取向的差异。第Ⅰ种时空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就导致了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化运动。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化运动认为，政治世界里的因果规则在本质上与自然世界里的因果规则是没有太多区别的，这种规则是一种持久的规则，在不同的时间点（过去、现在、未来）上都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就可以基于对现在的研究去推论过去，更可以预测未来。同时由于空间在本质上是同质的，这一规则可以适用于人类活动空间的所有部分，因此，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发现的规则也可以用来推论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这就为政治科学研究的普遍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样的推论都是基于概率论的推论。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三人合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可谓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其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社会事实的重复和连续性使得推论研究具有可行性；同样，社会事实的重复和连续性也使得规则具有神圣的持久力，可以用来对未来世界进行预测。这些规则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相同的典型性，尽管在概率上可能有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样的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换言之，社会规律和典型性在社会空间中是共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中持续存在。这三位作者在书中自信地说道：我们主张的推论方法从个别现象出发，将个别现象加以概念化以便归纳出一般性的描述或以此检验因果假设，同时，我们主张的方法一般使用那些能被其他研究者复制的测量和分析技术。因此他们非常自信地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也可以终结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历史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比较分析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上多德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学者都在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又进一步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时至今日，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充分地吸收政治科学化运动的成果之后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新一代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如席塔·斯考切波、彼得·埃文斯等人，他们一方面熟练地使用政治科学的语言与方法，与此同时又继承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悠久传统，强调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也有着不同的时间情境。关键时点、转折点、事件发生的时序、时机、特定时间的情境、过程跟踪、求同比较法、求异比较法、准实验设计等科学研究方法被这些学者提炼出来并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基于小样本（small N）的推论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些种种的进步都使得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比较历史方法在认识论上依然坚待时间是线性的，那么这一认识论的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第Ⅱ种时空子类型（时间是线性的，但空间是非同质的）。 但是时间一定是线性的吗？处于线性时间中的人真的是被动的吗？政治现象具有随时间而冻结的本质这一立场事实上犯有过度的确定论和机械主义的错误。因为，这种立场事实上假设了人出生在一个由预先存在社会规范组成的世界中，作为行为者的个体只能接受或者拥抱这种规则。这些规范、规则、规律构造和塑造了生活在其中的人。这样一种想法同样也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对于社会事实的反思就不同意这一点。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事实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本质，认为社会事实确实有一个历史的起点、一个可以识别的时间出发点，人类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马克思又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类具有能力改造他们创造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不存在于一种“绝对时间”里，社会事实有一个开始，也可以有一个结束，可以通过人类行动来加以改变。从本质上讲，马克思并不持有机械式的线性观点，他相信人类有能力改造他们的未来、改造他们世界中存在着的社会事实。后来的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基本上持有同样的观点，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扬光大。 如果时间是非线性的，那么就带来了两种新的时空子类型：一种是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另一种是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非同质的。我们接下来详细讲述这两种时空子类型。 首先，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一时空子类型充分认识到了人类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行为主体对过去和现在多个时间点上所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会产生认知、学习、改造效应，所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个意思。人类行为体在认识了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规律之后会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政治世界从而创造新的可能性，所以线性的发展规则就会被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比如，国际政治中的学习理论就特别强调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不断学习、改造的能力，这就会逐渐改变国际体系的本质：从霍布斯式的世界逐渐转化为康德式的世界。 这种类型的时空观里还有一种观点也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多元时间观的概念。多元时间观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存在着多条并行的轨迹，这最早可以从轴心时代算起。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经诸多研究者的后续发展，最后形成了关于四大政治文明体系的阐述（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国、印度、古希腊和以色列等地区在基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都对人类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四种文明并行不悖的发展盛况，雅斯贝尔斯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关于时间的观念也非常值得一提，众所周知，福柯是非常反对线性时间观的。他一直认为所谓的线性时间是持有进步主义时间观的研究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在过去的历史中存在着更多的断裂之处，而非连续性。所以福柯主张用一种考古学的方法去发掘人类观念史中断裂和矛盾的地方。 其次，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非同质的，这一种时空子类型既认识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认识到了历史文化传统在各地区的差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比较历史分析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统。这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人类不同的行为方式与动机，所以不存在一个普遍主义的模式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式与动机。这些内容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同样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场域（field）概念也非常有意思，布尔迪厄不仅认为空间是非同质的，更认为场域也是非同质的。根据布尔迪厄的定义，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存在多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在一个场域中行之有效的政治规则也许在另外一个场域中就变得不那么合适了，所以场域的非同质性决定了政治规律或者政治规则的非普遍主义性。 最后笔者想以这样几句话结束笔谈。第一，政治学者在理论建构中要特别关注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如果说以往政治学研究者对时空问题不那么敏感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多一份关注。第二，政治学研究中的时空动力学并不是笔者的原创想法。正如笔者上面所谈到的，诸多学者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中已经考虑了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多维社会空间背景的重要性。第三，在量子物理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思考复杂的时空理论，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许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冲击才刚刚拉开大幕！ 责编 | 袁铭昊 一审 | 袁顺清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一辑，总第十七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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