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10.14082／ｊ.ｃｎｋｉ.1673－1298.2019.01.014 交通大学西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院系调整的余波，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组成篇章。从学界对交通大学西迁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主要人物与交通大学西迁的关联，包括周恩来、杨秀峰、彭康等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其次是对西迁精神的探讨，主要是围绕西迁的历史定位和传承等方面。再次，则是部分回忆口述类的文献资料整理。最后，还有部分基础史料类汇编的出版。 如果我们回溯关于交通大学西迁研究的学术史概况，即可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无多，且在研究深度上稍显欠缺。比如学界对交通大学西迁的原因解释，无非指向两点：一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二是形势紧张所致。这两点原因似乎涵盖了交大西迁的全部因素，但却始终尚未有专文对此进行深入精细的解读。如果我们深究就会产生一种深层的困惑，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战略和形势导致交大西迁？学界的研究尚难称透彻，亟待补强。这其中颇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对交通大学西迁档案的运用出现了偏差。换言之，表现形式就是部分研究者没有途径或无法全面掌握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导致研究的可读性和史料支撑不足，自然无法体现更多的研究面向。而部分掌握一手档案的单位部门，又缺乏对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和阐释，故只能停留在出版大量史料类汇编的基础上，却无法将相关研究引向更深邃的视角。如果要研究交通大学西迁，就不能单纯的停留在史实的整理上。本文将对交通大学西迁的具体动因和内在论争进行深入探讨，并就交通大学迁移与国家战略、国际形势的关联做出必要解读。 一、缘何而起？———交通大学西迁动议 交通大学西迁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调整旧有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从现有文本来看，交通大学西迁不是简单的由某一点因素促成，而是诸多因素糅合导致的结果。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代表高等教育部党组在向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并报周总理的报告中写到：“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上海市有基本建设任务的高等学校共有十三所（不包括高等师范学校，下同），……原计划今年成立的造船学院，因学校性质的关系，仍拟设在上海，暂借用交通大学的校舍进行招生，不另新建校舍。”首先，高教部的报告指出要停止和削减沿海地区的高等学校建设，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来重新规划新的高等教育布局。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新工业基地是如何与高等教育格局相呼应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对于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作了下列的主要部署：第一，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些地区分别组成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基地。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根据内陆的需要，应该逐步地把沿海城市的某些可能迁移的工业企业向内陆迁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工业仍主要分布在沿江和沿海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旧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有东北、上海等地，而着力打造的新工业中心有武汉、包头及西北和西南等地。这说明国家在宏观层面已有了将之前工业过分聚集在沿海个别城市或地区的现象进行逐步调整内迁，力图打造形成均衡发展的局面。 如果说这只是对工业发展的初步定调，那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调整则是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应该避免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工科高等学校应逐步地同工业基地相结合。”国家的基本方针就是努力促成新的高等教育格局与新的工业基地相吻合的情境。既然第一步是新工业基地的打造，那么下一步就必然会涉及到与之匹配的高等学校的调整。新中国着力打造的新工业基地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华中等地，那么高等教育的调整分布也应与此分布相对应。况且在沿海地区建设高校的耗费更高，而在内陆建校或迁校的花费成本则较低。至此，我们似乎认为高等院校调整的主因业已形成：即匹配新工业基地和节省教育投入。 但事实上，杨秀峰的报告远不止于此，后附有《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高等师范除外）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该草案提出：“三年内共计内迁学校六所，新建学校十八所，改变性质的学校一所，撤销原校名的学校六所，实际增加高等学校十二所，较原拟五年计划草案多增加二所。”根据该草案的内容，涉及内迁高校共六所，分别是重庆医学院、西北航空学院、交通大学、河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太原化工学院。 重庆医学院是以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主内迁重庆，西北航空学院是将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交通大学是从上海内迁西安，河南大学是以山东大学河南分校内迁郑州，复旦大学是内迁至原西北大学校址，太原化工学院是以天津大学化工系为基础成立新校。 通过草案的具体安排，可以看出均是将沿海地区高校迁至华中、西北、西南地区，而迁入地是重庆一所、西安三所、郑州一所、太原一所。 这份草案只是高教部提出的一个初步计划，随后此报告及草案上报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在1955年3月31日签注并送陈毅副总理。陈毅在4月2日批签转送陈云副总理核示。陈云则在4月7日批示：“这一件的主要任务是沿海城市的大学内迁，共有十三起几十个学校或专科。据林枫同志说，这是政治局那次听陈毅同志报告上海情况后指示工厂学校内流的方针拟定的。”陈云当时是国务院排位第一的副总理，又主管全国基本建设任务。他认为沿海地区的高校内迁符合要求，又能减少基础建设费用。更重要的是，陈云的这次批示引出了上海工业和高校内迁的源头，即是陈毅在某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有关上海的情况报告，才导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沿海工业和高校内迁的决定。那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那次汇报，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从已有旁证中窥探一二。 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在接到高教部有关西迁的通知后，立刻召开校务委员会并做出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国务院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分布和发展速度，对文教事业要做新的安排。在新的安排中，同时也考虑到国防的因素。因此，决定我校迁往西安，并在两年内基本上完成迁校任务。”在这个决议里，我们看到除了前文业已指明的工业发展布局和经费问题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词眼“国防因素”。不仅是交大校务委员会的决议，高等教育部于1955年7月21日关于交大西迁的正式发函也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防建设的要求，必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相配合。根据以上精神，经我部研究并已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高教部的这份通知，提到交通大学内迁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国防建设的要求。除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和高教部的这份通知，我们在其他文献里却几乎看不到国防因素。比如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于1956年3月24日在交通大学第二次党员大会开幕式上说：“国务院决定学校内迁西安，以便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彭康说交大内迁是适应国家建设，并无延伸更为具体的原因。而且他于1956年4月6日在交通大学60周年校庆大会上报告：“迁校是为了配合国家的工业建设，并使我们学校接近工业基地，使学校工作很快提高。”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的具体实施者，他在对校内普通师生的讲话中丝毫未提国防建设的因素。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交通大学内部的处理办法，那就显然忽视了内外文本的差异。《文汇报》对交通大学西迁的原因做过相关报道：“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上海交通大学将迁往西北的大城市西安。……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只在统治阶级集中的城市办学校。我们今天的高等学校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国家把我们迁往工业基地———西安去，这完全是切合祖国建设需要的。”《文汇报》认为交大西迁就是为了改变旧社会的高等教育格局，当时对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认识，基本都认为是改变沿海地区高校过于集中的问题。然而，关涉交通大学内迁原因，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6月4日交大迁校会议上的讲话说的简洁明了。这次会议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交通大学西迁的通知部署已过去2年，是针对交通大学内部关于西迁问题产生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召开的。周总理讲道： 为什么会有交大内迁及迁移所发生的问题？……国际形势：1952年正是抗美援朝的时期（虽然1951年开始谈判）到1953年7月才停止，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1954年秋天收复大陈岛，几次美帝要与我们较量，不甘心我们的胜利，一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后，1956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考虑国防问题，万一有事要对人民负责。要有部署，何况55年已有些紧张，去年冬发生匈牙利、埃及事件但中国未受影响，更可说明打不起来。国内形势：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相辅而行，但1956年以前还不能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取得胜利。……工业内迁、交大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 周恩来的讲话是将交大内迁的国内外环境做了全盘的解释说明，这番话对于理解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作用明显。一是国际形势导致的国家安全紧张，不得不提前做出防备，故而将交通大学内迁；二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完全完成，无法保证何时胜利结束。这些都说明在1956年交大西迁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基本的预判：那就是国内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随时有可能发生战争。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了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考量，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和高等学校过于聚集，一旦有战争风险，后果不堪设想。这恐怕不仅是周恩来的考虑，也是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态度。如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资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泽东甚至认为要早做准备，防止出现措手不及。这不是毛泽东一次偶然性的表态，他在1956年1月20日又强调：“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 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疯子，他们会不顾人民的反对，硬把世界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针对帝国主义的袭击做好准备，并要对战争有所安排。但是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周边并无大的战争开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何会认为随时可能爆发突然袭击？这就需要我们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进行一个简要回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到1953年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在中国周围，主要的政治军事关系就剩下了两组：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采取了亲近苏联的“一边倒”战略方针。在1950年，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交通大学校委会主任吴有训还专门做过报告，就是针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我政府签订事宜。苏联还给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帮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争取外援，社会主义的苏联便成为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尤其是1954年，赫鲁晓夫还率团访问中国，与中国签订了援助“156项工程”。“156项工程”是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迫切需要加强，因此'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当时的中苏关系相当亲近，并不存在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矛盾。那么，在当时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中美关系。 在朝鲜战争之前，解放军本有计划南下一举收复台湾。但朝鲜战争的突然发生牵延及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导致台湾无法得到顺利收复。且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2月台海又不断爆发小规模局部战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1949年10月爆发金门战役，解放军未能成功收复金门。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发动对上海的轰炸，导致上海重大伤亡。1950年5月，解放军解放福建东山岛。1953年7月，国民党对东山岛突击作战，解放军守卫成功。为了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态势，解放军于1953年9月对金门发动炮轰。而在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缔结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将台湾对外的军事和外交活动全部纳入美国的管制之内，台湾基本成为美国的附庸。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说道：“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可见，当时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并不安全。美国既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又有《东南亚条约》来实行军事同盟，还大力扶持日本的武装力量对抗中国。 即便如此，1955年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一江山岛。一江山岛战役看似只是岛屿之战，却影响不小。 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在这种国际局势下随时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约翰·Ｗ·刘易斯认为“1月中旬，海、陆、空三军实施了人民解放军的首次联合作战，攻下了一江山岛。……中美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更加关注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例如，1月16日《人民日报》谴责美国无视原子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区别。接着在第二个星期，周恩来声明，美国'正在挥舞核武器’，以维护其在台湾的地位。台湾决议案刚一通过，中国报纸就断言，这项议案包含着对中国人民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胁。”正是有美国的支援，台湾当局的袭扰才得以不断延续，新中国也遭受着美国巨大的核威胁困扰。 从上可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5年1月一江山岛战役期间，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局部战争从未止息。东南沿海始终处于战争威胁的笼罩之下，自然会对中共高层的判断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陈云所言因陈毅在某次政治局作了有关上海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才做出内迁沿海工业和高校的部署。那么陈毅的报告，定然包含了对国民党攻击东南沿海地区和对美国随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及解决方案。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和高校内迁的举措，或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性的国家安全形势。 但直到1956年，大规模的战争都未开启。且从1956年中国外部所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无形中又进一步消解了中共高层对国际形势的担忧。而且随着1956年后发生的各种局势变换，遂产生了交大回迁的激烈论争。 二、1956年后的国内外局势转变与交通大学回迁论争 自1955年3月高等教育部将有关高校调整方案上报国务院后，交通大学校方均表示坚决支持和执行。从当时的校内会议和公文上看，也都是表达对交大西迁的赞同。如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表态是：“我们一致认为国务院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一迁校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并保证顺利完成。”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决议，集中表达了校方领导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坚定支持。交通大学在接到高教部关于西迁的通知后立刻进行了相关准备，成立了以陈石英为主任委员的迁校委员会来负责具体迁校事务。不仅如此，交通大学还组织西北参观团，团员包括教师10人、学生10人、部门代表10人。这个参观团从1956年1月18日从上海出发，到2月5日返程。 他们先后考察了洛阳、西安、宝鸡、兰州、郑州等地。交大访问团所到之处，对西北的文化教育、民俗生活、工业发展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考察，有利于交大师生深化认识西迁西安的必要性。可以说，交通大学校方在接到上级关于西迁的通知后，均表现出无条件服从的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坚定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微妙变化。 先是在1956年3月7日，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致信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向其说明交大内迁的一些困难：“我校内迁西安，牵涉到200多个干部、教师、工人的家属工作转移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家属扯腿比较严重。”彭康在信中向杨秀峰请示关于交大西迁后教职工家属的安置工作。因交大教职工家属在上海基本都有工作，甚至有些工资待遇还较为优越。一旦西迁后，就会出现大量家属需要重新安置工作的问题。如果说安排家属只是交大西迁细枝末节的问题，那么在1956年发生的事情，却足以改变交大西迁的整个部署。首先是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年初，毛泽东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听取了各部委的工作汇报。在当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十大关系的报告。而后又于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行了阐述，将十大关系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这段话在《论十大关系》里并不突出，但极具战略眼光和智慧。因为这样的论断厘清了中共高层对安全局势的判断，也对如何处理国内建设做出了宏观安排。 毛泽东认为之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影响了对国内工业建设的部署，尤其认为沿海地区可能随时发生战争，所以对沿海工业建设较为消极。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打不起大规模战争，至少和平时间会更长久。这个报告就对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外时局的判断有了一次较大的更正。而在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开幕词说：“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国际局势的缓和，并无大规模战争的迹象。而且随着这种国际局势的缓和，对国内的经济建设发展更为有利。但是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建设的这些言论与交通大学西迁又有什么内在关联？ 本来交通大学是在1955年收到正式西迁的公文，1955—1956年已有部分师生搬迁至西安。若按照正常的进度，到1957年搬迁工作应基本结束。 1957年3月7日，《解放日报》就称“交通大学留在上海原址的师生二千多人和重要仪器设备，将在今年暑假全部迁来西安。”按照搬迁计划，交通大学要在1957年结束全部搬迁工作。但是毛泽东对国内外局势的理解和判断，对交通大学西迁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1957年国内整风运动后，交通大学内部的变化尤为明显。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在1957年4月22日表态说：“当时决定迁校的原因有：（1）适应工业分布的需要。（2）当时形势较紧张，沿海城市准备疏散，因此决定交大搬到西安。当决定交大迁校后，在校内曾开过校委会及民主党派会议讨论，当时没有人对搬家表示反对。杨部长曾在本校教师座谈会上谈到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赞成搬家。……有些教师不同意搬家的理由如下：（1）形势变了，（2）这里已经生根，到西安影响科学研究。（3）西安学生质量差。……毛主席报告后都要放一放，程孝刚过去是不提意见的，这次文汇报上将程的发言登出来，……如这里不搬去，已经到西安的人会骂娘的。” 彭康的话表明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时，当时没有人或者说很少人反对，但现在却有相当部分的教师反对搬家。彭康也说明了1955年交大西迁的原因是工业布局和国际形势紧张。但现在一些教师不同意搬迁，则是因为形势变了，上海条件比西安有利，而且学生质量比西安好。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缘由就会发现，反对西迁的所谓学生质量和上海的地利优势在1955年交大搬迁之始就已存在，这个时候再提出来显然不具备说服力，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形势变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形势？我们需要从彭康指出的毛主席报告和交通大学程孝刚教授的意见两个方面去看待。 程孝刚先后担任交通大学起重运输系主任、副校长职务，他在1957年4月23日与交大校方的谈话里说陆定一“曾谈到交大搬家问题，陆部长说交大可以不搬，错了可以改正，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当时迁校的理由有三：（1）国防关系。（2）配合西北工业上需要。（3）学校原址不能发展。……原来的理由有了变动：（1）国防形势缓和了；（2）当时上海的工厂亦都在搬家，但后来不搬了。并且要适当的发展，因此工业的情况也变了。上海市政府提出交大搬家对上海不利；（3）原来决定搬西安说是为了配合关中的工业，因此在目前还不如上海配合得好，配合工业的理由有点动摇了。（4）医学院不迁对交大有影响。（5）交大一搬，南洋工学院成立，大家有很多指责，既然要办南工，交大又何必要搬。”程孝刚谈到当初交大西迁主要是国防和工业布局，但后面国家形势缓和，工业配合也不那么积极，交大西迁已经动摇。程孝刚的话语，表达出并不赞同交大继续西迁，而这其中就是缘于形势变了导致很多与之配套的设计都发生了偏转。而这种态度的巨大转向，就是因为毛泽东报告所引发的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 彭康在话语中虽未明确提出，但1957年4月文中所指的毛主席报告，无非有二：1956年4—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论十大关系》，前文业已指出毛泽东对沿海与内陆建设关系的分析，并认为过度削弱沿海地区的工业布局并不妥当。况且周恩来在交大迁校会议上讲“1956年是过渡，是转变的关头：国际国内的形势有利于我国开展全面的建设，去年五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十大关系……交大内迁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关头，所以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难说哪个人一意孤行。”周恩来也指出了1956年的转向，认为整个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变化。他还提及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而交大西迁的论争问题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刻。 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也与交大西迁论争有关。在1957年4月28日《文汇报》的报道中，交通大学工会会员对是否应西迁产生过热烈讨论。“两年前，交通大学在高教部指示下，决定在今年8月底前全部迁往西安，当时校内虽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但一般对迁校的意见不大。 该校一、二年级的同学和教师，及部分图书仪器已于去年搬迁西安。最近，该校教职工正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同意迁校的同志认为，目前西安的工业还没有全面发展，因此还不需要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去配合工业建设。同时目前国际形势已趋缓和，在上海有61年历史的交通大学不一定要迁到西安去。”可以看出，在1955年高教部传达交大西迁的通知时，交大内部并无大的阻力。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产生，使得许多人对局势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由此引起了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里面涉及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在外部上，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做出了判断，认为“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这是一种国际视野。在思想层面，毛泽东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事实上，交大西迁的通知就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时交大内部基本没有反对意见，也是被这种行政命令所压服。而毛泽东的报告，则是反对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解决生产、教育等事情。这个报告对于交大内部一些对西迁保有不同意见的师生，实际上催生了一种促进作用。周恩来也提到了从1955年开始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时间变化，“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支援西北建设，照顾国防是必要的，……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去支援一部分。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可以不搬”。可见，安全形势影响西迁进程，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阐述，则促成了1957年交大搬迁与否的论争。在毛泽东两个报告发布之前，交大内部达成了一致西迁的坚定主张。而在毛泽东对于时局判断的两个报告出炉后，交大内部的思想沸腾，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争论频出。 为此，1957年5月18日，交大召开了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讨论结果，交大校方提出“第一，根据情况变化，现在大家认为以不迁为宜，同时西安部分根据上海具体情况有步骤地迁回。第二，根据国家需要及讨论中有不少同志意见，西安需要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采取的办法是：（1）请高教部就西安现有的学校统筹安排，增设西安所需要的专业；（2）交大在那边设西安部分，设置若干专业，由高教部决定。”交大校方认为现在形势缓和，其次西北工业建设也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快，所以提出以不迁为宜并逐步将西安部分迁回上海，以后可酌情考虑支援西安。交大校方将情况上报高教部，高教部则向周恩来进行汇报。由此，交大校方的意见，事实上已经否决了1955年国务院和高教部做出的关于西迁的决定。 交大内部关于迁校与否的大讨论，直接关乎之前已经制定好的高等教育布局。如果交大不西迁，那么整个高等教育调整都将陷入困境，当初的草案规划也将成为一纸空文。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于1957年5月29日给周恩来写信：“交通大学如搬迁西安，有些教师，尤其有些教授、副教授不去西安……现在在上海的教授、副教授76人，不能随迁校去西安的有40人。”杨秀峰向周恩来的汇报中指出交通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不愿西迁的居多，这种来自交通大学内部反对西迁的阻力，在1956年及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有鉴于此，周恩来于1957年6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宣部、高教部、交通大学等在内的相关部门和高校会议。周恩来提出解决交大西迁困境的方案，“大的不外两个方案：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因此如果大家能接受，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如果仍然说不服，我们考虑第二方案。搬回上海方针，还有三个方案。……高的方案，多留些专业在西安……低的方案。全部回去，一个不留。这恐怕不好，……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周恩来提出两个大的方案，一是交大全部迁至西安，少数人不去则不再勉强。周恩来认为如不能全部迁至西安，那么再考虑另一个大方案：将西安部分迁回上海，这个方案又可划为上、中、下三个小方案。如果要搬回上海，最好多留专业在西安，最低是全部回迁上海，折中方案是西安和上海各留一部。周恩来的讲话，对中共上海市委和交通大学校方的态度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研究与合理解决交大迁校问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邀请交通大学教师四十多人举行了三次座谈会。柯庆施针对交大有些教师认为西安的学生质量和科研条件差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开导解释。柯庆施认为国务院对交大西迁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支援西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更好地发挥交大的作用。……交大在西安的发展条件已经具备，那里划给交大的有一千二百亩地，一千九百万投资已用去一千二百万，……上海的工业技术改造有困难，五年十年后，内陆的工业技术将比上海更先进”。柯庆施主要是从交大支援西北的建设考虑，认为交大迁至西安能够改变西北的落后局面。倘若交大不搬迁，就会导致现有资源和投入的巨大损失。柯庆施对交大教师的讲话，明显地表达出想要交大全部西迁的理念。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在1957年6月20日全体教职工大会上也讲：“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是采取总理提出来的第一个方针，即全部西迁好。……从进行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看，西安比上海有利；外部条件西安有有利的方面，但也有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彭康赞同周恩来的第一个大方案，即交大全部西迁西安。柯庆施和彭康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实际无形中已将交大全部回迁上海的这个最坏方案排除。故而，可供交大选择的方案只剩下：全部西迁西安、大部迁至西安、西安和上海各留一部。 在周恩来讲话一个多月后，即1957年7月9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拿出了一个确定方案：交通大学在西安和上海各设一部，两地同为一个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其中具体方法是将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部分增加船舶制造、船舶动力等专业，又建议将西安动力学院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如果单纯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势必会削弱学校和学科的整体性。如此一来，交通大学采取的实际是周恩来提出折中方案的加强版本。彭康对回迁问题曾说：“教授、副教授不同意迁校的是多数。……但不迁是不是西安的都回上海呢？周总理已经讲过这个办法不足取，如果全部迁回去，对支援西北这个方针以及合理部署等方面讲都有不良影响，而且我们已经在西安住过一年，西北人民对我们给予很大帮助和支持，如果全部迁回去不会得到社会上的同情，而全部回去正如周总理所讲的，是'于心不安’。”交通大学的举措，正是在形势转变情况下的调和之举。最终，国务院和高教部同意了这个方案。1957年9月7日，“两地分设分校委。学校重大问题由校委讨论，两地学校的具体工作由两地分校委讨论。”至此，关于交通大学西迁的论争告一段落。两地办学虽能缓解交大西迁的滞碍，却给校方统一领导带来困难。在分设两地办学近两年后，教育部于1959年6月向国务院报告“由于两个部分规模都很大，距离又远，行政上再实行统一管理，有许多不便之处。”教育部认为可将西安部分改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改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大由原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担任，而上海交大可由中央另派人选。国务院批复同意教育部的报告，并指派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9月5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分为两校后，各自独立进行工作”。至此，交通大学西迁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调整布局的标志性事件落下了帷幕。 三、结语 交通大学西迁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1952年后高校院系调整的绪余。交通大学作为工科高等院校，它的西迁不仅是为援助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更是与新中国部署的新工业基地相结合。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交通大学西迁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国防形势同样密不可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5年初，中国东南沿海始终处于台湾当局小规模战争袭扰之中，同时又受到美国核武器威胁。这样的安全形势使得中共中央对东南沿海的局势判断较为消极，遂做出关于工业和高校内迁的决定。交通大学地处上海，处于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最前沿阵地，它的内迁间接隐含着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然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让中共中央对安全形势的研判产生了变化。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阐述，则进一步消解了中共高层的忧虑。再伴随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出炉，国内对安全局势的预想发生了彻底转向。所以在毛泽东两个报告发布后，交大内部产生了是否应回迁上海的激烈论争。周恩来对交大西迁做了全面的讲话指示，周恩来讲话对中共上海市委和交通大学校方的态度转变影响颇大。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表示交大应尽量西迁西安，随后交大校长彭康也赞同全部西迁的主张。而经过交大内部一番争论后，交大校务委员会的最终方案是在西安和上海各设一部。最终，开启了交通大学从分设两地办学到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各自建校的历史进程。 交通大学西迁不仅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更是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与各地区的经济、工业等方面进行融合，进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逐步达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预设的区域平衡。只有深入追寻交大西迁的历史足迹，方能复原其中许多尚待发掘的历史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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