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驹 、杜治伟：《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及其小说史意义 | 古典名著

摘 要：《金瓶梅》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衍展而来，但在时空叙事上却突破了原书的规限

它在时代背景上有意混淆宋明两朝，成为通俗长篇小说鲜明深刻地反映时代特征的先例，其疏密有致的编年叙事、接踵不断的节庆书写，也都通过前后的对比呈现出盛衰之变、冷热之感

它把主要叙事地域由阳谷转换到清河，产生具体实指却又无法确究的艺术效果，进而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社会描写，将庭院布局与故事发展、人物塑造相结合等，营造了联系紧密的多层空间场域

总体而言，《金瓶梅》为通俗长篇小说树立了新的范式，开创了世情章回小说这一新类型，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关键词：《金瓶梅》；时空叙事；借古写今；多层场域；写实与虚构

《金瓶梅》从《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中夺胎而出自成一种独立的叙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述一个与《水浒传》同一朝代只是性质不同的世情故事，实际上却展现了作者本身所处的社会风貌，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这种借古写今的方法虽然并不是作者的独创，但在作者手中实现了与早期白话小说叙事的较完美结合

借宋写明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的旨意使得故事的时空突破了原书的规限，产生了貌似宋朝而更像明代，地域场景具体指实却又无法确究的艺术效果，

为在宋代和运河流域的时空框架里置入明代社会的生活内容提供了便利，体现出写实风格与虚构叙事相统一的特色，开创了世情章回小说的类型

一、宋明两朝的模糊指向

由于《金瓶梅》本是接续《水浒传》而来，且故事叙述中不时地牵出水浒人物以增加两者之间的联系，所以在时代背景的设置上自然要与《水浒传》相一致

不过自第七回开始，《金瓶梅》便逐步摆脱《水浒传》的束缚，在武松没有杀死西门庆的前提下，故事的发展呈现出迥然自新的面貌，置入了更多的时代内容

因此就文本描写而言，大到社会的时局渲染，小到地域的风俗描绘，都体现出一种宋明两朝的模糊指向

首先，作者除了以宋徽宗为天子，用宣和、崇宁等年号纪时以标识时代外，还在故事叙述中穿插出现蔡京、朱勔、杨戬、张叔夜、宋江等生活于北宋末期的历史人物，增强所写为宋事的文本认同

但与此同时，《金瓶梅》中也出现了曹禾、黄元白、狄斯彬、凌云翼、黄甲、韩邦奇、赵讷等《明史》《明实录》中实有的人物^①，

使用了巡抚、布政使、知府、补服、十三省等明清特有的官职官制和行政区划，在白银流通、马价银、盐引、酒制等方面都暗合着明代特有的国家政策等

是以张竹坡在第三十三回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处旁批非北宋事可见，寓言（张竹坡407），肯定《金瓶梅》借宋写明的创作性质

且就北宋末和明中叶的政治环境而言，宋徽宗与嘉靖帝都大修宫观、崇信道士，蔡京与严嵩都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宋徽宗、钦宗与明英宗又俱遭北兵所虏……

《金瓶梅》中对奸臣当道、吏治腐败，生活奢靡、贿赂公行，山河不固、主上蒙尘等的社会描写，未始不是现实社会的折射

其次，明代商品经济是在宋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经济形式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

《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宋元笔记中都有各种文化现象和风俗习惯的记载，这在传统经济得到恢复和增长，新兴经济产生并发展的明中期，只能是有增无减，并呈现出从大城市向小城镇蔓延的趋势

即以元宵节为例，张瀚在《松窗梦语·风俗记》中便说：元宵赏灯，始于汉祠太乙今上元观灯，是其遗风唐敕金吾弛禁三夜，宋增为五夜，至今因之（张瀚 136）

至今因之，即可见出明代对宋以来文化政策和社会习俗的袭承

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听唱曲目（如援用《宝剑记》《西厢记》《玉环记》《还带记》等元明以来的杂剧、传奇）等问题上，《金瓶梅》仍然显示出明代特征，但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层面的因袭与近似，已为作者在叙事中有意混淆宋明两朝提供了便利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在不少章节都提到了京城，且出现开封和北京的杂糅

这种关于京城的模糊指向，不是作者地理上的无知，恰恰是其高明之处，是借宋写明的直接体现

这就告诉了读者，小说是披着宋代的外衣在写明代的故事，那种权钱交易、财色交易的肮脏世界正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端坐在金銮殿上，喜听阿谀之词的君主，媚上欺下的朝臣都是这黑暗社会的罪恶根源，浑浊的空气弥漫在大明王朝的上空

万历本

二、疏密有致的编年叙事

从时间上来说，《金瓶梅》呈现出先均匀用笔再集中展现最后又回落到稀疏勾勒的叙事布局

据朱一玄先生《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载，小说所描写的故事从政和二年开始，到靖康二年结束，前后共历16年^②

但这16年，作者的用笔并不均匀：第一回占了两个年度；政和三、四、五、六年，重和元年，宣和元年，接近每十回一个年度；政和七年，用了近四十回的篇幅；

宣和二、三年，大体又是每两回一个年度；第九十九回横跨四个年度；第一百回一个年度

如果我们以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所跨章回的话，那么可以得到如下的图示：

注：虽然政和六年属于流年暗换，本无篇幅，但因为政和五年和政和六年共计十六回，故而将十六回的内容作为两年对待，平均每年八回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金瓶梅》文本叙事的时间密度最大为政和七年，前面的几年用力相对平均，后面几年则有种越来越稀疏的趋势

就内容而言，前三十九回写了西门庆的暴发史，这其中既包括接连迎娶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梳笼李桂姐，收房孙雪娥，奸淫庞春梅、宋惠莲、王六儿等，使得一妻五妾的家庭格局基本形成，西门庆纵欲挥霍的本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也包括从生药铺老板成为雄踞清河的大财主，进而结交蔡太师和各级政府官吏，形成官商勾结，上下其手的经商模式；

且官哥的出生满足了西门庆对子嗣的需求，权势、财力、淫欲、香火传承等得到初步满足

可以说，前三十几回如同滚雪球一样写出了西门家庭在各方面的发展壮大，为随后的妻妾之争，徇私舞弊，扩大经营等奠定基础

相对均匀而又并不稀疏的时间密度，正是西门大家庭以超越常规的暴发模式一步步走向繁盛的外化

接下来的一年，作者详细展现了西门大家庭内部与外部复杂的关系网当时间变得舒缓起来，就仿佛作者在用工笔向读者一一介绍这个大家庭的繁盛和盛极之下透露出来的悲音

作者用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将暴发后的生活一览无遗的呈现，又通过对外包揽诉讼，勾结权奸的描绘，细致揭露了西门庆发家致富的秘诀

这里如《清明上河图》般勾勒了社会生活的百态，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普通民众，举凡太师太尉、知府巡按、盐道御史、守备提刑、道士僧侣、医工匠人、伙计主管、歌姬娈童等各色人等无所不备；

婚丧嫁娶、送往迎来，游春踏青、占卜问医等牢笼百态无所不包既有少见的西门庆、李瓶儿的真情，吴月娘的善言劝慰；

又有西门庆、潘金莲毫无目的的一味纵欲，应伯爵插科打诨当西门庆志满踌躇以后，露出了暴发背后的精神空虚，享乐似乎成了人生最大的追求

文本细化了这种盛极一时的状态，又从纪时上无声地宣示了这种繁华的短暂，看似坚固的七宝楼台一朝破碎，不成片段

随着西门庆的纵欲亡身，已然建构的大厦开始倒塌，西门大家庭也走向了树倒猢狲散

顶梁柱的轰然倒下，紧接着店铺关门，伙计逃散；兄弟背叛，奴仆忘恩；诸姬妾各自单飞……所有的一切都在肢解这个一度煊赫的大家庭

而这种残败从情理上来说存在时间差，也唯有时间的流逝可以见证这种落败的沧桑

这一阶段时间跨度最长，但文本容量却最少，与繁盛时的浓密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单位容量下，时间的浓度稀疏，正是为了展现那些富有包孕了的片刻

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如画卷般慢慢伸展，会淡化那种衰败之感时间上的跨越跳动，挨次展现出家庭的离散，逐步了结人物的命运，加重了悲剧的浓郁气息

《金瓶梅》中用几十回的篇幅大肆渲染盛时的繁华，而后将篇幅紧紧收缩，使衰败离散接踵而至，这种渲染盛时，惋惜衰时的笔墨，比同等单位容量平均用力的白描纪实，更能产生摧枯拉朽般震撼人心的效果

虽然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

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雷·韦勒克奥·沃伦 14）

但《金瓶梅》这种建构在虚构之上的时间编排，无疑是成功的，产生具有普遍性的审美价值和理论意义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三、呈现盛衰之变的节庆叙事

与此前《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仅是偶一提及不同，《金瓶梅》特别注重对节庆的描写

其间不少活动或围绕着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吴月娘、李娇儿、西门庆、陈经济等的生日而展开；或纳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芒种节、中元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庆祝过程中

据浦安迪先生统计，《金瓶梅》至少有26回的描述涉及庆生，25回的叙事有节日背景^③

这占据文本半数以上篇幅的节庆描写，开创了章回小说以大量而且有意识地组织营构的节庆叙事的先河，在情节开展、人物塑造以及主旨表达中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节庆描写具有结构全书的意义

《金瓶梅》中描写频次较高的新春（第14回、第23回、39回、78回、96回）、清明（第25回、第48回、第89回）、中秋（第19回、第33回、第59回、第83回、95回）等，成为贯穿全书的特殊文化符号

又，陈经济多被认为是西门庆的影子，而《金瓶梅》中的庆生描写，以西门庆始（第12回），以陈经济终（第99回），亦体现出一种前后关联的全局观念

其次，节庆渲染传递出一种深沉的哲思节庆作为生活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折射出西门家庭的豪富和落败

就《金瓶梅》节日的文本呈现而言，大部分都出现在前七十九回，其后章节较少涉及

如文中四次元宵节的描写全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且场面一次比一次热闹，这正是西门家庭逐步走向鼎盛的表征

而同样是清明节，第四十八回声势浩大，第八十九回冷穆凄凉；同样是花园中的春节景象，前期繁华喜庆，后期荒芜残破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拈出冷热二字，虽未必完全契合作品的主旨表现，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种前后贯穿的对比

再次，围绕节庆可以更好地展开叙事、塑造人物一方面，在元宵、清明等传统节日中，闺门妇女可以突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社会教条，或寻春踏青或赏花观灯，在丰富文本内容的同时也为故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第八十九回，清明祭祖的吴月娘在永福寺偶遇庞春梅，成为小说叙事向以庞春梅为中心的巧妙过渡；而孟玉楼、李衙内的照面，也促使她脱离西门家庭，寻求新的归宿

另一方面，通过节庆往往能把众多人物聚集起来，便于在对比中凸显人物的个性

如第二十四回元宵节观灯，宋慧莲的轻浮和不识眉眼高低跃然纸上，这种张扬卖弄招致了潘金莲的忌恨，为她的死埋下了伏笔

《金瓶梅》作者有意识地将节庆描写和家庭描写联系起来，在日常化的叙述中体现出一种叙事艺术的创新

节庆作为时间车轮上的一个个重要界点，对它们的描写既具有时序更迭、岁月轮转的现实意义，以点串线，也很好地编织出《金瓶梅》的网状结构并通过前后的对比揭示出盛衰之变，冷热之感

其后的世情小说，如《林兰香》《红楼梦》等，往往出现大量的节日穿插，虽未必如《金瓶梅》那样将人物生日与传统节日合二为一

（如李瓶儿生日为正月十五日、吴月娘生日为八月十五日、韩爱姐生日为五月初五日等）般刻意，但节日本身的习俗活动及交替出现的文化哲思无疑又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体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美学特征

《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四、阳谷到清河的空间转换

《金瓶梅》不同于《水浒传》中把武大郎、潘金莲、武松的籍贯定位成清河县，把人物活动的中心定位在阳谷县，而是反转过来

虽然《金瓶梅》对《水浒传》有着继承和改动，且有些删改无伤故事大雅，但这里的变更却显然是有意为之，与整个故事的叙述密切相关

关于此一问题，韩南先生认为，作者的改动是为了迁就在《金瓶梅》中扮演着十分重要作用的临清这个繁华港口（韩南 226）

田秉锷先生又站在文化的高度，认为作者的改动，既纠正了《水浒传》中地理逻辑的错误，使武松的返乡路线合理了，又成了某种新构思的暗号，其核心是由写山到写水（田秉锷 178-180）

两位先生的解读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可以说，《金瓶梅》和《水浒传》恰是以世情为主和以豪侠为主这两种对立风格的代表

据《宋史·地理志》载，阳谷县属京东西路东平府，清河县属河北西路恩州；而据《明史·地理志》，阳谷县则属山东行省兖州府东平州，清河县属北直隶广平府

以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言，阳谷县属山东省，清河县属河北省

无论是从何时来看，阳谷和清河都不是近在咫尺的临县，而是间隔一段距离这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见下图）：

图1 阳谷和清河在北宋时的位置

图2 阳谷和清河在明朝时的位置

阳谷属于平原地带，周边并无大的河流环绕，与此相反的是，清河距离京杭大运河较近，周边河流纵横

《水浒传》中人物籍贯和故事发生地的设定，可能与水浒故事的流传、汇聚有关；而把武松打虎以及斗杀西门庆的故事安置在阳谷县，又或受故事主题的影响

与《水浒传》的着力表现不同，武松故事在《金瓶梅》中仅是个引子，他本人也成为潘金莲、西门庆的陪衬

英雄豪情自然需要山峰的阳刚之气作为衬托，而女儿市井的媚俗则取河流的阴柔流动似乎更为合适

关于清河究竟所指何处，众说纷纭，有学者曾将其和《金瓶梅》的作者、主旨、西门庆的原型一起合称金学研究四大奇（霍现俊 159）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争论的原因，一方面源于作者借鸡下蛋，从《水浒传》故事衍出，而文本的叙述又与历史和现实不符；

另一方面也源于作者故布疑阵，在创作中加入了自己的体认，营造了一个看似实有却又无法确指的艺术世界

作者这里把人生阅历、不同风俗和生活百态等都汇聚在清河小城，使它成为滚动的生命历程的载体，兼容南北、并吞今古，似指北京、徐州等而又无法全面落实，似本清河、临清却又有太多的无法承载

这样一来，便可以认为《金瓶梅》作者只是借鉴了《水浒传》的地名，并对其进行了艺术性改造，使其偏离了历史地理位置，而成为时代社会的缩影和窗口，一个文学艺术中的大观园

《金瓶梅》作者把清河、临清经常放置在一起，这与临清在明中期成为全国知名的重要商埠有关

陈东有先生通过对大运河经济文化的分析，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金瓶梅》是大运河经济文化的产儿（陈东有 1-19）

处于运河边上的临清、清河，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开放和流动，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城镇，显然更能反映那个时代商人群体的崛起

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代表，自然也更需要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京杭运河的开通，南北交流的加速，商船数量的增多，运输能力的提升等，这一切都促使临清（清河）成为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文化的大熔炉

这种地域文化恰恰最能滋生西门庆这种人物，故事地域由阳谷到清河的转变，与故事主人公和整个故事内容的转化互为表里

作者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是顺从叙述内容的需要，而有意地另起炉灶，也增加了叙述上的灵活，看似实指实则模糊的地域界定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空间，方便作者自由驰骋

《金瓶梅》这种依托流动的河流来表现商业文化的繁荣，描绘世态人情的方法，也可能为后来的小说所袭承，许多作品中涉及到暴发商人、商业文化的，基本都与河或海有关，共同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农耕文明的运河文化，商业文明

此外，由于《金瓶梅》是在《水浒传》基础上横生枝节而进行的演绎，并且整部故事头尾两端都与水浒故事相联系，因而便形成了由频繁转换到相对固定的空间布局

在《金瓶梅》之前，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直线型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各路英雄的汇聚地，重大事件的策源地，重要战争的发生地等，都是一时之空间背景

《水浒传》也与此类似，主要场地随着主要人物的交互出现而不断转移，形成了延安府、五台山、桃花山、东京、梁山泊、二龙山、阳谷县、江州、祝家庄、大名府、曾头市等星罗棋布的空间布局（即便众好汉梁山聚会以后也因人物活动而没有把空间背景固定下来）

《西游记》更是以降妖除魔的取经路线进行频繁的空间置换

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跳跃性的空间布局不同，《金瓶梅》把叙事的空间基本限定在清河县，并且形成以西门大家庭为轴心的伞状辐射覆盖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五、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描写

西门庆本是集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人物作为官僚，不管是以钱买官、权色交易，还是交通官吏、买放凶徒，亦或是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赶礼吊贺，都展现了官场的污浊；

作为商人，他投机取巧、唯利是图，除了经营印子铺、生药铺、缎子铺、䌷绒铺、绒线铺等铺面生意外，还兼及放贷和长途贩运，这种经济运作成为晚明商业社会的一个缩影；

作为恶霸，他结交地痞流氓、欺行霸市，出入青楼妓馆、肆意淫乐，奸侮他人妻女、践踏公知，狭客帮闲常奔其门，巫医乐工广登其室，描写了社会底层的百态存在

又，西门庆的妻妾吴、孟、潘、李（李瓶儿、李娇儿）出身各异，她们作为不同阶层的代表也为西门家庭的社会网络穿针引线

而通过西门庆及其妻妾子女、朋友兄弟、奴仆伙计等的前后勾连，西门家庭交际所致，涉及士、农、工、商等各类人物，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清河的各个角落，乃至是泰安、临清、京城、扬州等地

《金瓶梅》除了前几回围绕武大郎家庭展开描写，后几回主要以临清码头和守备府为叙事中心，其他多数情况下都把故事的具体发生地置于西门大家庭内部，这样便在叙事上便形成了比之清河更加集中和具体化的家庭空间

这种家庭空间的设定，与《金瓶梅》以市井暴发户西门庆作为中心人物以及将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有关，同时也是借助于相对世俗繁琐的家庭描写，更为全面地展现了群体面貌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潘金莲和孙雪娥、李娇儿之间的交恶，潘金莲对李瓶儿从厚待到妒忌再到中伤，吴月娘从听信潘金莲的播弄是非到与之发生口角……相对封闭独立的家庭空间既为之提供了合适的场域，也推动了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

此外，就家庭空间的范围而言，包括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主宅、所购置的花子虚住居小宅（后与主宅连通）、狮子街门面四间到底三层临街是楼的外宅、对面乔大户旧宅等，

除了主宅（包括后院、前厅、花园、厨房、书房、仆妇居处等）是主要的叙事空间，

他如狮子楼外宅、乔大户旧宅等亦有重要的文本呈现（如狮子街与元宵赏灯相联系，乔大户旧宅引发吴月娘小产等），是以不同宅院的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与家庭叙事紧密结合

就家庭人员的构成而言，除了西门庆与六房妻妾外，还包括春梅、玉箫、迎春、秋菊、元宵等侍女，来旺、来爵、来安、玳安、琴童、画童等小厮，惠祥、惠莲、惠元等仆妇，陈经济、吴大妗子、潘姥姥等寄居或串门的亲戚等

他如李桂姐、吴银儿等卖唱娼女，应伯爵、谢希大等结义弟兄，薛姑子、王姑子等募化女尼等亦经常出入西门家庭

这些家庭人物之间，有主仆、贵贱之分，长幼、亲疏之别，职司、分属之异，把这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同一场域，就像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等各种角色同登舞台一样，既在磕磕碰碰中产生矛盾，也使得人物之间的矛盾得以集中展现

空间上的固定和集中必然要求事件叙述的细密，各色人物的集中展现迫使作者采用大量细节描写，工笔刻画定格的空间，就仿佛选定了的刺绣图样，只待时间针线的穿梭来完成这件艺术珍品的编织和构造

世情题材，本来就将描写的对象从上层的王侯贵胄、英雄好汉转向下层的市井小民、芸芸众生家长里短，吃饭穿衣，吵架拌嘴，

庆生过节等日常生活之事的反复渲染，有利于描摹人心，更深层次地刻画出具有矛盾性的人物，把人物从类型化的塑造中解放出来，放入到性格化的塑造中去，而不是好人无一毫不是，坏人无一丝可取

《金瓶梅》依托《水浒传》的叙事，在限制故事背景的同时也在空间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从流动到固定的空间建构体现着长篇小说从集体编撰到个人独创的成熟，也为后出的《红楼梦》所借鉴

四大奇书套本

六、庭院布局与文本叙事的配合

《金瓶梅》以家庭为中心集中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家庭的空间建构则为人物的活动与性格提供更为具体真切的典型环境，将主要人物的居住处所与文本叙事紧密配合，体现出空间叙事上的创新和努力

西门庆的六房妻妾，就其居所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虽然她们的居所在性质上有上房、厢房、别室等的差异，但格局都是三间，这种不同于仆妇的居住安排，正显示出她们在家庭中的女主地位

第二，六房的居所布局明显存在后院与花园的对立无论是的吴月娘（上房），还是李娇儿（东厢房）、孟玉楼（西厢房）、孙雪娥（靠近厨房的堂屋后），都住在庭院中的后院，这是闺门女性的传统居住地点，

且个人的居所与其身份相符（孙雪娥独立于上房、厢房之外，源于其丫鬟收房的卑下出身，而居住在厨房附近，又与其分管家中饮食有关）

但潘金莲（花园西边三间楼一院）、李瓶儿（花园东边三间楼一院）却与她们不同，居住在前院的花园内，形成了另一个与前厅相近与后院相对且相对封闭的家庭空间

这种布局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在人物的品性上体现出一种褒贬（金、瓶、梅的居所不符合闺门规范，是一种不写之写），另一方面也直接把故事的核心空间限定在了花园内（金、瓶、梅，三大女主角都居住于此）

因为西门家花园与花子虚宅一墙之隔，所以潘金莲窥破李瓶儿的墙头密约；而陈经济居住在花园外的前厅东厢房，也方便了他与潘金莲私通而不被发现

关于这点，张竹坡在评点中曾多次予以揭示，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谓：

读《金瓶梅》，须看齐大间架处其大间架处，则分金、梅在一处，分瓶儿在一处，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处金、梅合而瓶儿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远而经济得以下手也（张竹坡 23）

此外，即就花园内部而论，翡翠轩、藏春坞雪洞、卷棚等这些地方，都有浓墨重彩的故事呈现

西门庆白昼宣淫、潘金莲醉闹、宋慧莲蹴秋千等，在彰显他们思想性格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李瓶儿的私语使得潘金莲妒意醋意加深，成为随后邀宠争媚、私下算计的导火索

而潘、李毗邻而居，既增加了潘金莲对李瓶儿受宠、生子的嫉恨，也为她调唆离间乃至行凶带来便利，在多回合的较量中，李瓶儿终因孱弱而间接死于其手

皋鹤堂本

七、《金瓶梅》时空叙事的创新意义及其影响

《金瓶梅》在时空叙事上体现出一种创造性的新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树立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新范式

这种范式的性质和意义从其大端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继承了借古写今的艺术传统，创造性地在通俗长篇小说中加以实践运用并产生超越其他文体的特殊效应，成为通俗长篇小说鲜明深刻地反映时代特征的先例

二是，营造了与现实社会状态相联系、与市井世俗生活相结合、与普通人的思想性格相适应的有机多层的空间场域，开创了以写实风格为表现特征而以艺术虚构为神理的世情章回小说类型

（一）借古写今的艺术传统在通俗长篇小说中的成功实践

借古写今（相似称呼又有借古鉴今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等）本是文学传统中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失意的文人总是习惯于借古人古事释放自己的情感，从而委婉地达到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

由于个人的升沉荣辱往往与社会的兴亡交替相交织，且诗教的传统又要求含蓄蕴藉而不直言，因此借古写今成了沉沦落魄者、居安思危者的代言首选

不过，诗文等抒情文体，往往更注重思想情感的抒发而忽视故事的叙述；民间故事、文言小说等，大都篇幅简短，只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

史传虽然叙事性强、文本容量大，但受制于记录对象、特殊体式、编撰思想等限制，亦难以艺术性的全面反映时代

与它们相比，章回小说动辄几十回乃至上百回的篇幅，允许虚构的创作方法，人物描写的自由、前后连贯的叙述等，都成为真正写今，展现群体生存特征和时代整体风貌的最佳载体，

但同时章回小说起步、成熟晚，可资借鉴的对象、经验较少，因此这种从整体上形象地反映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难度也超过了其他的文体

就小说的来源而言，曾有一种滥觞于寓言的说法，而附着在诸子散文中的寓言，一方面，其中的叙事成分可能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另一方面，寓言背后的讽喻性题旨也参与了后世小说艺术性的建构

唐宋以来，中国的通俗小说日渐兴盛，明清更成了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而在章回小说产生发展之初，经由文人染指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已经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些现实的感触

《三国志演义》描写天下无道，群雄纷争，表达人民对圣主贤臣的渴慕以及和平生活的向往，融入了元末的动乱因素；

《水浒传》与此前的《宣和遗事》以及讲唱话本、水浒戏相比，新增的林冲故事、征辽故事等，都反映出特殊的社会背景^④

《西游记》对车迟国、比丘国等佞道君主的描写，也有对嘉靖帝的影射在内

作为第一部基本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小说，《金瓶梅》借宋写明的艺术选择既是一种因袭，也是一种嬗变

在思想意蕴上，它是有目的地鉴今、讽今，与传统相呼应；在写作手法上，它又是有意识地混淆古今、披旧衣写新事，体现出艺术的创新

自称笑笑生友人的欣欣子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金瓶梅词话》 序1）

不少学者往往从俗字着眼，肯定《金瓶梅》对世俗题材的开拓，却较为忽视对时字的体认

所谓的寄意时俗，其中应该也包含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隐喻和批判与此相似，廿公又谓：<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金瓶梅词话》跋1）

抛开作者的身份之论，至少寓言和有所刺已经暗含着《金瓶梅》所写为当代人事的假托，揭示出它的时代讽喻特征

嗣后，张竹坡从发愤著书的传统出发，提出《金瓶梅》寓意说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张竹坡 11）

在强调有所寄托的基础上，认为《金瓶梅》故事虽非实有，却有其现实来源，是对现实中某些人事的反映

此外，张竹坡还在《金瓶梅》的评点中多次将它和《史记》进行比附，其背后的缘由，除却向史传靠拢借以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外，也不可忽视《金瓶梅》对《史记》艺术的借鉴，或者说是对以《史记》为代表的叙事传统的借鉴

历史题材或世代累积型的成书特色限制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即便是七实三虚这种实多虚少的比重，有时尚且被讥讽为野史芜秽之谈（莫是龙 249），更遑论大肆篡改历史真相了

这正如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史传在文体上孕育了小说，但在精神上却阻碍了小说的发展，小说只有克服了史统的强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庄大道（石昌渝 81）

《金瓶梅》在汲取前代优秀创作经验的同时，能够摆脱历史的束缚从而另辟蹊径，不是以回顾的视角总结经验教训，表达祈盼哀思；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指摘时弊、寄托人性关怀，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范式

把《金瓶梅》放在整个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量，发现它在创作方式上体现出从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的过渡，

在创作方法上也体现出从依傍历史到崇尚虚构的转变，这种承前启后的转折是《金瓶梅》最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金瓶梅》把生活素材纳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不似时事小说般过于浅白地剑指当下，在达到文学诉求的同时，形成一个似远实近、似假实真的艺术世界，启发了后世作者的追摹仿效

如深受《金瓶梅》影响的《红楼梦》，其开头虽宣称无朝代年纪可考，但通过作品中听演《牡丹亭》词曲、调侃唐寅（薛蟠误认为庚黄）等提示着此书的清代背景，这种看似幽眇朦胧实则真实可感的时代喻指，是对借古写今艺术范式的进一步升华

与《红楼梦》大约同时出现的《儒林外史》，作者把带有现实原型的文学人物置于前朝，由于在科举制度上清承明制，所以吴敬梓的讽刺便具有现实针对性，作品中的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投影和折射

《儒林外史》借明写清的艺术选择，是对《金瓶梅》借宋写明的直接承袭

此外，无论是李绿园《歧路灯》中将谭绍闻折节读书、重振家风的经历放在嘉靖朝之下，还是屠绅《蟫史》等假托神魔以写现实，也都体现出一种借古写今（乃至是借幻写真）的创作策略

借古写今在通俗长篇小说中，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的有益尝试而终在《金瓶梅》中得到成功实践，从此成为章回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艺术传统，对清代小说乃至近现代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二）开创了世情章回小说通过多层的空间环境进行虚构叙事的范式

论及《金瓶梅》的文学史意义，研究者往往会不约而同的提到它在题材上的开拓，自兹以后，描写世情便成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并逐渐臻于蔚然大宗

除了《金瓶梅》的几部续书外，《醒世姻缘传》以两世的家庭为中心，笔触所致，对浇薄世风和官场腐败进行解剖，真实地反映了明末以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林兰香》上承《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并把描写的对象转向世家大族，在展现它盛衰荣枯的同时，揭示出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成为《红楼梦》的前驱；

《红楼梦》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这类题材的顶峰，通过对女儿们命不由己的婚姻悲剧、大家族必然衰败的历史悲剧以及贾宝玉的人生悲剧的描写，折射出封建末世的危机

而与之同时或稍后，《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承其绪而生变，《镜花缘》《蜃楼志》等又扬其波而出新

此外，宽泛而言，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清末的狭邪小说等都是世情小说的变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金瓶梅》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使得《金瓶梅》及其所开创的艺术范式，因题材上的近似，成为诸多后继者法效的对象

社会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金瓶梅》选择清河作为故事的发生地点并进行艺术性虚构，使得城市环境与人物设定统一起来，为故事的次第展开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

以西门大家庭为中心构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刻画典型人物，揭示群体和个体的思想性格特征，展现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风俗画卷，正得益于融合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而来的艺术空间建构

为了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层次的描摹世情人物，作者把叙事空间进一步向局部拓展，在展现复杂细腻的生活时，体现出对家庭描写的深化

而庭院本身的结构布局，是一种特殊的物化环境，会因时、因地、因事对人物的思想、心理等产生刺激和影响，既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有益的补充，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金瓶梅》围绕清河、西门家庭、西门花园而展开的文本叙事，在空间背景上，体现出一种由大到小的收拢和递变；

在空间环境上，形成了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物化环境的交混与统一

这种有机多层的空间场域，是《金瓶梅》作者的艺术创造，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瓶梅》把人物的主要活动区域设置在清河，形成了空间上的固定与集中

嗣后，无论是《林兰香》把京城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域，《蜃楼志》描写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社会生活，还是《儒林外史》后半部以南京为主要依托，《歧路灯》立足祥符县描写谭绍闻的败家兴家生活等，都是对这种空间叙事的借鉴和发展

这些作品或置身花园式空间展现男女生活，或立足特定城市（如《品花宝鉴》之于北京、《海上花列传》之与上海等）彰显地域性特色等，实现了空间布局从流动向固定的转变

这种艺术性的嬗变，至清后期愈来愈为多数作家所接受，乃至近代以来的不少作品都从中获益，其影响甚至也超越了世情题材，如神魔题材的《新西游记》等便对之进行了参考

第二，《金瓶梅》所设定的故事发生地清河，并非是确指的地理城市，而仅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存在

这一点也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含有寄托的发愤之作影响深远

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虽然实有，但作品的描写却并不与历史一致，可以看作是对《金瓶梅》的沿袭；《红楼梦》杂糅北京和南京而形成一种模糊的地域界限，又是对这种手法的继承与超越；

《儒林外史》中的南京，既是实指的地域空间，也是作者建构的精神家园，在对《金瓶梅》的承袭中蕴含着新变等

第三，《金瓶梅》以家庭为中心展开叙事，围绕西门家庭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环境空间，使人物矛盾更加集中展现，人物塑造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相统一

《林兰香》中的耿氏府邸、《红楼梦》中的贾府及大观园等都成为故事书写的主要场域，在将各色人物置于相同空间的努力中，完成了典型人物的塑造

这种以家庭为主描写社会风情的方法，促进了家庭小说的发展成熟

第四，《金瓶梅》中关于庭院布局的描写及其对故事发展的推动，经《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等愈见其用

《醒世姻缘传》中，晁源、珍哥居住在远离计氏的前院，一方面形成更为集中的叙事空间；

另一方面，原配幽居后院，也是妾凌驾于妻上的表征《林兰香》围绕耿朗一妻五妾的家庭书写，是对西门庆妻妾叙事的借鉴；

正楼、东一所、另一所、西厢房、东厢房等的居舍布局，任香儿、平彩云区别于林云屏、燕梦卿、宣爱娘而自成院落，是对潘金莲、李瓶儿区别于吴月娘等人的仿拟；

西厢与西一所相通，又为任香儿的擅宠提供了便利任香儿从西厢房谋求西一所、东一所，看似表面的居所之争，实质是家庭地位的争夺，空间位移的背后体现着权力地位的变更

居所的物化环境除了可以作为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外，它所营造的叙事空间也影响着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典型、真实或丰满

《中国小说源流论》

结 语

《金瓶梅》由《水浒传》衍展而来，在借鉴其时空建构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作家的艺术匠心，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作范式

从背景设定上有意地模糊宋明两朝，到时间叙事上形成疏密有致的故事编年，再到具体章回以节庆为重心进行反复渲染，《金瓶梅》呈现出一种面、线、点多层次有机结合的时间叙事特征，既为章回小说鲜明深刻的反映时代提供借鉴，也推动了通俗长篇小说的新变与发展

而《金瓶梅》围绕清河、西门家庭、西门花园等营造的有机多层的空间场域，一方面使得故事主旨与人物塑造形成一种内在的统一，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立体性格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环境依据；

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打破了强调实录精神的史传传统的束缚，把作家从追求纪实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体现出小说观念的革新

而将庭院布局所产生的物化环境与作品叙事结合起来，在集中展现家庭女性矛盾的同时，暗藏背后的褒贬与象征也增加了文本的思想意蕴

作家们驰骋想象所营造的艺术世界，是小说虚构艺术的彰显，也把中国古代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后来的小说，尤其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提供了艺术上的重要借鉴

注释

①关于明朝人物被写入《金瓶梅》中，霍现俊《<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考证最详，记有八十余人

②黄吉昌曾在《<金瓶梅>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3页）中指出，朱先生关于《金瓶梅》的故事编年存有疏漏之处，本文的编排综合了两位先生的成果

③具体的章节分布详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9页注释〔6〕〔7〕

④石昌渝先生曾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中，将文本描写与历史事实相结合，考证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不管是否同意这一结论，都不可忽视《水浒传》对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民族战争等的描写与明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又，关于林冲故事的社会背景分析，详见石昌渝《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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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文章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