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自由市场”概念

我们将区分为制度（政策）层面的自由市场概念与认识论层面的自由市场概念，说明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在制度与政策上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但在认识论上则是建构主义的。

古典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如斯密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角色。古典自由主义在推动自由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如它没有阻止二十世纪普遍流行的计划经济，也没有阻止战争的出现。一些号称站在斯密肩膀是的著名思想家，最终却成为了反自由市场的主力。那么，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非常充分的自由主义，或者说，它只是制度(政策)层面的自由主义，而并非认识论层面的自由主义。

社会是人的行动的结果，但并不是人的任何行动，都能够生成一个有助于改善他们境况的社会。假如人们想拥有这样的社会，人们就应该采取“有助于产生这一社会”的行动，即它对人的行动（认识）是有要求的。这种要求，就是把有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我们称之为“自发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并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知识去“选择”（行动），比如对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说“不”。但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自利”假设（均衡方法）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行动人”（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之上的。在这种自利假设中，实际上是要求人去接受外部给定的最优结果（如经济学家构想的理想状态），而没有赋予人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可能性，后者只有放到“行动人”假设下才是可能的。

古典经济学学排除了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也就排除了社会的“生成原理”，即社会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过程）。古典经济学采取这种基于“自利”的均衡经济学方法，把这个行动过程排除了，这时，“社会”就没有被视为个体行动的结果，而是被视为一种建构，即可以从“外部”把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他们想象中的自由市场）施加给社会，这就是“建构主义”。因此，古典经济学虽然倡导自由市场，但却是建构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所以，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自由市场理解为人的行动的“过程”，而只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制度”或“政策”层面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状态。古典经济学制造的这种错误认知，等于告诉大众，他们可以把建立自由市场的任务，“托付”给少数人，让他们去构建这种理想的状态，而大众只需要接受，这自然地走向了自由市场的反面。而大众也会认为，自由市场或许是好的，但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最大利益。他们的这种观念，最终使自由市场不能出现。

所以，同样是自由市场，区分“自发生成”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与“建构”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把人视为有目的的人（行动人）时，在认识论上，指向的才是这种自发生成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相反，假如使用的是基于自利的均衡方法，那么指向的是建构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古典经济学只是在制度或政策上支持自由市场，但它的认识论并不支持自由市场。在没有把人视为行动人的情况下，古典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把自由市场视为一种理想状态，即一个建构的对象。这种认识论上的建构主义，与它在制度或政策上倡导自由市场是相冲突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站在斯密肩膀上的思想家，后来成为了反自由市场的先锋的原因，因为这种反自由市场的观念，其实已经包含在古典经济学的“建构主义”之中，他们只是继承了它。   

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是“建构主义”下的自由市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在认识论层面解决自由市场问题，导致他们虽然在制度和政策上倡导自由市场，但在实践层面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破除建构主义，比在制度或政策上倡导自由市场要重要得多。因为你承认了可以建构自由市场，也就等于承认可以建构计划经济、以及各种“模式”等。因此，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在于它没有破除建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