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夏天 热辣辣的太阳被午后的黑云飞速遮挡，一阵风起，万木飘摇，天空传来隆隆雷声，一场瓢泼大雨瞬间而至。
麦收时节总会伴着这样的雷雨天气到来，所以，故乡人称收麦子为“龙口夺食”。我曾亲历过大雨连阴：一片一片被风吹倒在麦田里的成熟的麦子扭七歪八倒伏着，本来饱满的麦穗上结满了小小嫩嫩的麦芽儿，麦秆早已沤黑发霉。即使雨后天晴，农人嘴角吐出的惋惜往往含有欲哭无泪的无奈。
我一直觉得，太行山的夏天是在觊觎成熟小麦的香气里到来的。当金黄的麦浪摇着沉甸甸的麦穗翻卷着犹如海浪一般扑向你时，你瞬间就能感受到那种灿烂的热浪扑面而来——太行山真正的夏天来了！
被誉为无扇之城的家乡长治，夏天的炎热不会持续很久。印象中，真正开始热起来，就是麦收时节。
鹏丽、鹏霞……拿上镰，跟我去割麦子。当母亲在院子里点将一样喊我们的名字时，那是1984年那年的麦收时节。其时，我剪着短发穿着白底蓝碎花衬衣的母亲43岁。
春忙夏忙，坐家绣女下床。记忆里的母亲，总忙得像飞速旋转的陀螺，承包田里种上了玉茭、粟子，麦田里插种红豆、芸豆、豇豆，锄过玉茭地的草，间过粟田的苗，金黄的麦浪已经开水锅一样在夏风里翻滚。母亲的眼里，黄灿灿的麦田飘着馒头的香甜。多少年、多少回，我们跟屁虫一样扯着扛着锄头回家的母亲的衣角，口里念经一样喊着“肚饥了……”母亲放下锄头走回屋内，从墙上高挂的簸箩里拿出一个褐色的糠窝窝或者麸馍馍，掰开递给我们——僵硬的糠窝窝一咬一排白牙印，使劲嚼，粗糙的糠皮仿佛粘在了口里难以下咽。肚子饥饿，口难下咽，我们急得直掉眼泪。如今，承包田里的麦子成熟了，那是雪白的馒头、是面条、是油果子，是我们不用再扯着母亲的衣角跟着母亲喊饿的保证。母亲幸福地为承包田而忙碌，为夏季的丰收，也为我们可以吃到香甜的馒头。
镰刀在晨光中被磨刀石打磨掉一年的锈色。在黎明的霞光中，我和我没有睡醒的二姐揉着惺忪的眼睛走向我们家的麦田。
不要以为割麦子不过弯下腰去、不过挥舞镰刀，然后带着麦穗的麦秆就会倒下一片，这千年来最简单的劳动还是有一些技巧的。我家分到土地的第一年，在南河地里种了麦子。尽管当时我们不过10多岁，但割麦子这种活儿，并没有让我们长大后再去学。我跟母亲一样弯下腰去，左手一搂，一大捧带着麦穗的麦秆已成怀中之物；搂麦子的同时，轻轻将这捧麦秆向前推一下，右手的镰刀直抵麦秆根部。麦秆向前、镰刀向后，手向身体的方向稍微用力拉，反作用力下，清脆断裂声响起，一捧麦秆已经离开大地跌落到了我的手里。一搂一推手起刀落，配合得非常娴熟；这样的娴熟，一着不慎，也可能会吃亏。我的左手大拇指上有一道伴随我一生的疤痕，就是当年割麦子留下的，手起，刀没有准确地落在手下的麦秆上，却落到了手指间，于是，大拇指首当其冲被割出一个鲜血直流的大口子。
二姐割麦子没有我快。她是单膝跪在地上割麦子的，割一刀挪一下跪着的膝。她不习惯弯腰，说弯腰腰疼，而且太累。母亲说，杀猪杀尾巴，个人有个人的拿法。好汉怕有个小帮手，只要二姐坚持不懈，也能出很多活儿。二姐干活不说话，咬着嘴唇，下的是狠劲。不过，在姐妹几个中，二姐算能吃苦的了。
太阳升起来了，麦穗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一根一根僵硬而锋芒毕露。有一句俗语说：针尖对麦芒，可见麦芒的锐利。当太阳高高升起，割麦人挥汗如雨需要脱衣服时，锋利的麦芒却常让割麦人胆怯得不能不打消脱衣服的念头；当然也有不怕麦芒的汉子，大太阳底下，裸着古铜色的肌肤，任麦芒在他们的肌肤上胡乱冲撞，最后落下一片一片荨麻疹一般的伤痕。
割倒的麦子每隔几步远放一堆，最后捆扎成一捆一捆的。那时候没有电动三轮车，为了收麦子，母亲和父亲找木匠做了一辆小平车。父亲因为要上班，母亲成了小平车的唯一“驾驶员”。母亲带着我们把一捆一捆的麦子装上车，麦穗朝里、麦秆向外，垛了一层又一层，车要装得大约一人高，看起来几乎摇摇欲坠了，才拉到麦场上去。
平车前面拴有一根核桃粗的麻绳，麻绳长过两个车把，一头挽一个环。母亲把胳膊从麻绳的环里穿过去，搭在肩膀上，两手抓起两个车把，头低下去，脚使劲儿蹬地、前迈，比人还高的装满麦穗的平车就开始向打麦场进发。我跟在车后，职责是看着别掉下成捆的麦秸来，同时一边捡拾掉落在路上的麦穗。满满一车麦子，从后看只能看到车，看不到并不高大的母亲，似乎是载着满满一车麦穗的车自己在跑。
打麦场一般设在村边上，是某家或者某几家的地。早早有人用拖拉机拉着石碾子一圈一圈地碾，碾得土地板结。一家一家的麦子拉到麦场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等待麦秸分离。那几日，打麦的机器昼夜轰鸣，麦穗被吞入机器那刻，有刺耳的声音传来。脱掉皮的麦粒落在机器下面，皮被吹向一旁，经过机器的压缩，圆形的麦秆被挤得扁扁的，没有了锋芒。
没有了锋芒的麦秸堆成为了乡村少年的乐园。那时候城市里也许有游乐场，但乡村长大的孩子，那样的游乐场是一个遥远的未知。女孩子矜持一些，10多岁的男孩子在麦秸堆里几乎疯子一般上蹿下跳，藏猫猫或者“蹦高高”。
打下的麦子一袋一袋堆积在堂屋内，母亲会一遍一遍地清点袋子的数量，就像贪财的地主清点一坨坨银锭子。母亲眉里眼里都是笑容，绚烂的笑容。那些麦子是我们喜欢吃的白面馒头，是一拉一大把的大扯面，是白净的饺子皮。
经历过缺衣少食年代的人，对粮食的爱和情，可能是如今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
麦子打下来，并不意味着麦收结束。
那时候，我家西边的村子白家沟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需要大量的麦秸做原料，每年夏收后会向四周的乡村收购麦秸。村里的男人们用平车拉了麦秸去卖，一车能卖两三毛钱。好强的母亲不愿意错过这个来钱的机会，于是喊了我：走，跟妈去卖麦秸！
母亲不歇晌，她得抓紧时间。造纸厂收够了一年需要的储存量就会停止收购。母亲自己装车、自己用麻绳捆绑，不大的平车被母亲装得高高的，像一个移动的方方正正的麦秸堆。母亲拉着平车，我跟在一边，小跑步才能追上母亲。母亲低着头，像一头拉车的牛，肩膀上的绳索深深嵌进母亲薄薄衬衣下的肉里。我看到汗水在母亲红黑的脸上流，看到母亲的衬衣被汗水打湿，看到母亲肩膀上血红的勒痕……43岁的母亲那时是多么有力量啊！
从村里的打麦场到那个村庄大约10多里路，而记忆中那段路是那么长那么长。跟着一路小跑的我对母亲说：“妈，我渴，渴死了！”拉着车的母亲气喘吁吁，听到我喊渴，从麦秸丛中偏过头看看我说：“等会卖了麦秸，给你买个冰棍吃。”
黄土丘陵上的道路并非城市道路那样平平展展，而是曲里拐弯、起伏不定。上坡了，母亲两手死死抓住车辕，身体深深地勾下去，勾到快挨着地了，母亲的每一步都迈得深重而吃力，仿佛要把自己种进大地；肩膀上的挎绳也勒紧了，深深地咬进母亲的血肉中。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母亲的脸上，汗水早已汇集成河，自由洒落，身上单薄的衬衣也早已湿透。母亲根本腾不出手去擦汗。吃劲儿时，母亲厉声喊拉偏绳的我：使劲儿！我也弯下腰去，每迈一步都要付出力气，任细细的麻绳勒进我的肩膀。上了坡，母亲终于吁了一口气，脚步平缓起来。
有上坡必然有下坡。母亲像伟岸的汉子一样，把车辕往高抬、车身向下压，身体先后仰，用身体做刹车，几乎挪动一样走着摩擦着地面的细碎的步伐。车辕高抬、车尾擦地，摩擦使得一车麦秸减缓了顺坡而下的速度。上坡容易下坡难，我在跟随母亲卖秸秆的过程中用实践理解了这句话。上坡，驾车人只管埋头拉车，纵然上不去，大不了车滑落坡下，驾车人在前，不会受伤；下坡则不同了，前行的车在坡度的纵容下，惯性会使拉满秸秆的平车像野马一样顺坡横冲直撞，首当其冲受其碾压的必然是在车前的拉车人。秸秆散了事小，拉车人受伤事大。
好强的母亲咬着牙、低着头，拉着满满的一车麦秸往前走。终于到了收购的地方，前来卖秸秆的人很多，一车一车的秸秆排着队。我们在烈日下排队等着，跟着车流、人流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割过了麦子、卖了麦秸，母亲要做的还有晾晒麦子。
天晴好时，母亲就把村里的空地上扫扫干净，把一袋一袋的麦子拖出来，铺开，晾晒。晾晒小麦也是极操心的。麦收时节雷阵雨多，如果家里没人看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可能把晾晒的麦子冲得稀里哗啦，同样颗粒无收。
麦子一般需要晾晒三四天。父亲用木板做了一个木耙，用来把麦子摊平。我和妹妹们都喜欢干这个活儿，过一会就用木耙耙耙麦子，看耙子在麦子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我们感到欢欣而浪漫。
又是一年夏天。母亲每日都会坐在院外的石头上，股骨头骨折后不能离开的拐杖放在一旁，用浑浊的眼睛看人来人往。母亲的头发很白很白，雪花一样的颜色；母亲沟壑纵横的脸依旧像年轻时一样黑，被太阳照射后的黑，格外黑的还有她鬓角的老年斑。母亲昔日陀螺一样旋转的强壮的身体，如今佝偻得那么瘦小，仿佛谷田里吓唬鸟雀的假人，在衣服里空荡荡地飘。
已经有多少年没再割过小麦了？如今割麦子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割麦子也只是普通农活中的一种。每年割麦子时候，村民们只用等在自家的地头，等着约好的收割机来，那情景，就像是大家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一样。 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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