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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与西周的关系 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成长的周民族在东方夷人的配合下，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商王朝。《左传》鲁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亦有“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是说武王伐纣时，殷商军队中的夷人倒戈，使周民族几乎没有在残酷的战争中，就推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建立了周王朝。按理说，周王朝是可以利用这一心理的共同点去解决处理好与周边部族特别是与东夷族关系的。刚处于中兴时期的周王朝，还带着来自西北高原上的淳厚朴实之风的，如在武王伐纣和训诫殷商遗民时，仍自谦为“小邦周”,称殷为“大邑商”。当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相成王之际，由于政治权力的纷争，周王朝风云迭起。分封在东方的周室王裔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商的残余势力的代表黜王武庚和东夷的徐、奄、蒲姑几股势力，进行武 装叛乱(史称“三监之乱”)。立足刚稳的周王朝为了保卫取得的政权，已顾不得什么长远的谋略，迅速平息了叛乱。参与叛乱的东夷诸族，特别是徐夷受到了周王朝的征伐。《逸周书·作雒》中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族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震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尚书·费誓》:载：“但兹淮夷徐戎并兴”,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此外在一批青铜器铭文里亦有记载征伐史实，如《明公段》的“伐东国”,《班段》的“静东国”,《小臣速段》的“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这些史料均说明早在周王朝的武、成二世，徐与西周的关系因种种变故，已衍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遂为嗣后的几百年战事，写下了一段血与火的开头。周初的东征之役，前后历时达三年之久，在成王、周公、召公的亲自指挥下，投入了周王室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调动了附周的诸侯国的兵力，终于使东夷的蒲姑受到了灭国毁社、迁君徙民的惩罚，周成王二年：“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证之以《淮白乍跽华鼎》铭文，可知淮夷也丧城失地，徐夷、淮夷以及其它部族则因此被逼向南方流徙。退走淮水之滨，即今江苏洪泽湖北岸一带。《左传》鲁定公四年：“怀姓九宗”赐给了唐叔虞，这自然是东征所获的俘虏，据郭沫若考证，“怀”即“淮”,也就是说，徐人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损失极为惨重，其中一部分族民成了周人的战利品。
徐人自成王时代起，虽然被迫南迁淮水左近，但仍有相当的战斗力。传说在康王时期，徐人已称王。由于地处淮水一隅，周人或以方位指为淮夷、淮戎。以当时信息传递慢，方位概念宽松的情况看，对一部族呼之以几种称呼应是常事。加之古代“书无定势、字无定法”的形势看，即使是周人，因其部族的不同，铸器铭文常就同一件事换用称呼，这不仅是铸器者的喜好，也是当时人的习惯，并不以为怪的。成康之际，凡铜器铭文中的“楚”字，李白风先生认为是指“徐”而言。“虎、楚、徐、邻”亦同音异转之字，并指出在成王之时，嚣熊尚未封楚。其时所说的“伐楚”实是指伐徐⑥。徐淮一地，直到泰汉之际仍号为“楚地”。楚霸王项羽曾定都的彭城，即为史载的徐人的政治中心的附近。甚至到宋明之时，人们还称这一带为“东楚”,淮安则为“楚州”“襟楚带吴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矢簋》中的“楚伯”与《淮伯乍范华鼎》中的“淮伯”是否即为周初时人对徐伯的变称，虽屡有考证，亦不敢妄断。 总之，从现有资料说明，康昭之世的徐国，虽已称 王并与周屡有摩擦，总体上却是以休养生息为主，与周王朝保持着臣属又相当独立的身份跽踞在周的东方。周穆王之际，徐与西周的关系又趋紧张。定为穆王时铜器《录或卤》:“王令残曰：歔!淮夷 敢伐内国，女其与成周师氏戍于古师!”《竞卤》:“惟犀白父与成师即东，命伐南夷。”从这两段铭文中不难看出，周王朝的窘境，徐国已攻击到周王朝的核心地带，从其虚张声势的“淮夷敢伐内国”的语气中，恼怒中又夹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已完全跃然于礼器之上。《史记·秦本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卵、骤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 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这在《史记·赵本纪》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可见周穆王对徐王作乱心急如焚。 至于徐偃王的记载，现存最早的资料当推《荀子·非相篇》所说：“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马或作焉)。”而在亡佚的《尸子》一书中，可从《山海经》注中勾剔出两条：徐偃王有筋无骨。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荀子》、《尸子》中对徐偃王的描绘，不知所据为 何，现在已是渺不可知。但至少可以说徐国在战国后 期，就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却是无可置疑的事。 对于徐史的研究，无疑又增加了新的难度。有关徐偃 王人格的显露，在《韩非子 ·五蠹》中有描述：“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已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偃王成了韩非子的笑料。《淮南子·人间训》亦有徐偃王的故事描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有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唱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疑是运用前人资料，又对徐楚关系的臆测。因楚文王与周穆王的时代相距太远，古今学者皆有文述其不满四。 《后汉书 ·东夷传》对徐偃王这一段离史实越去越远的故事整理得更为琅琅上口：“后徐夷偕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骤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在这一条资料中，似认为徐乃以军事力量逼使周穆王不得不承认徐在东方宗主国的地位。后又因徐在立国政策上的失误，方导以败走徐山的灾祸。 对于“偃”之解释，有的认为是一代徐王的名字。更多的学人认为“嬴、偃”一声之转，徐王冠以族姓，乃成徐偃王。史籍中述及徐王，因多书姓不书名，遂使几个时期的徐王不同的活动情况，皆似为一个徐偃王所为，殊难说通。
周穆王时作乱的徐王到底是哪一个呢?今本《竹书纪年》载周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因而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述周穆王“畏其方炽”当有所本。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这正与“淮夷敢伐内国”相呼应。而徐戎、淮夷乃为一体之说，至少在这一事件中是言之有据的。这时，周穆王正在“西巡狩”与西戎发生战事，一听说大本营受到骚扰，遂无心与西戎恋战，“冬十日造父御王入于宗周”,1975年扶风出土的《或方鼎》铭文曰：“鸣呼!王唯念或辟烈老甲公，王用肇使乃子或率虎臣御淮戎。”《录簋》、《竞自》、《残簋》等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次战斗的严峻的局势。这一次带兵回防，显然阻挡了徐的攻势。礼器铭文也证实了周穆王及时回防的成功。 终穆王之世，徐与西周的战事几乎不断。若以《礼记·檀弓下》所载徐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娄考公时以夸耀 的口气说道：“容居闻之，事不敢忘其君，亦不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对邾国执礼甚谨颇不以 为然。徐大夫客居，郭老考为《王孙遗者钟》里王孙遗者。崔恒升先生认为“邾娄考公”当为邾宣公，与鲁襄公同时，当时徐国尚有力量周旋在各国。从“驹” 中或可认为，这也是一位善于骑射、惯于鞍马征战的徐王。驹王的时代徐旭生先生认为当在伯禽东征前后。理由是成康以后，东方已有齐鲁为周之前哨，徐已南迁，若想“越国图远”北上黄河似已不太可能。 笔者以为，若周穆王时徐王威逼河洛，使周王室 震恐是史实，那么穆王之世乃至前后，再出现一位兵 胁河上的驹王，也是有可能的因齐鲁虽为大国，而周 也仍散居着一些部落，西周时“插花地”式的小国并非罕见。而以精兵突袭周王畿，并非是战术上的难事。新近发现的《史密篮》铭文就叙述了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两员大将东征南夷。两方阵营为以周为主的齐、莱、僰、尿等国的联盟，以虎方、卢方、及其盟友杞夷与舟夷的结盟。从方位来说，虎方乃是徐的变称已无疑，这是“虎方”之称在西周青铜铭文中的又一次出现，显然有比现时引用更重要得多的意义。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以其丰富老练的政治经验和软硬并施的两手，控制了内忧外患，周王室方得以承运延祚。《左传》昭公四年：“穆有涂山之会。”涂山按众说为安徽怀远县境内的一座小山，传说为徐之祭祀之所在。周穆王选择滨淮这一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为会盟之所，亦可认为是继夏禹之举，与东方诸国结盟特别是与徐之修好。既表诚意，也说明周王朝是有力量控制周边地区的。涂山会盟，周与徐的关系明显缓和，百余年似无大事可叙。直至西周最后一个昏庸残暴的厉王当道，东方夷族又成为周人的残酷掠夺对象。
《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今本《竹书纪年》则说得更为清楚，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伐之，不克。”看 来，淮夷是最能抓住周人弱点的，一攻周王畿则四处掠夺镇压之兵力就必然回缩。徐人的战斗力由此可见。 宋代出土的《敌簋》铭文：“南淮夷迁及，内伐湮、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敌追御于上洛灯谷，至于伊。”徐自淮水东来，迫使周王室在这场争战中，从防御中还击。至于周王畿的震动和各方面的损失虽 讳而不谈，却已是显而易知的事。这在《歌簋》其二的铭 文中反证了这一事实：“王令敌追御于上洛焜谷，至于 伊班长榜，折首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廪于荣伯之所。”郭沫若即说：“此四百人为周人之被俘虏者无疑。” 徐与周厉王的不和，大概不外乎因厉王残暴压迫所致，这在《师询簋》、《肃处簋》中清楚道明。在《麸钟》铭文中有：“扑伐厥都及子乃遣间来逆邵王”,《琴生缰》:“王征南淮夷……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这段铭文记载了周厉王亲征徐人，从淮水的上游一直打到下游“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厉王由命“虢仲吕王南征，伐南淮夷'到亲征南淮夷，终于凯旋而还，铸钟铭功的动作来看，厉王是一个虚荣心很强，又不敢面对现实的昏王。展子派人恭维他几句，只不过是给他一个面子，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退让，而厉王则回都后大势渲染，自尊自重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夷”与“南淮夷”当在地理上有所不同。这一问题，李学勤先生以为是淮夷侵 犯到江汉之地为“南夷”。而曾昭烯、尹焕章二先生则认为南夷还可能包括荆蛮族与越族在内。可以认为“南 夷、东夷具见”正是以上诸先生见解的注解。徐夷、淮夷乃至南淮夷都可以包含在东夷之内，而跽踞江汉的南夷无论是在方位上或族属上都很难以东夷括之。铸器之时只得多用了这一个并列词组。在这里如能作上述如是观，金文和典籍中的“南 夷”、“南淮夷”、“东夷”或是“南国”、“东国”等地理和方位的概念使用得似乎更接近事实。 厉王时期好象与东南的徐人发生过战事，这在《禹鼎》、《成鼎》等中亦有记载。只不过这些战斗发生的地点，并不在徐人的中心地区，而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后噩侯驭方被擒，徐人亦因从犯身份受到了追击。《无兵簋》:“惟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琴生盈》:“王征南淮夷”,似 乎就是因徐人屡犯宗周，徐与周的军事冲突已不断升 级，徐王鞍骑犯周，周也不示弱，厉王亲率大军扫荡淮 浦，这一时期所铸的铜器铭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战况。 周召共和的周王朝很可能忙于内忧，一时边域无 战事。而到了周宣王坐稳宝座以后，与徐人的矛盾又纷见于文献与金文中。《 诗·大雅·常武》历来研究者皆认为是宣王伐然 的自赞诗，其中周的边民政策与惯用的剿抚策略，诗中全可窥见，引文如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阙如唬虎。铺敦淮溃，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师咩单，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水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日还归。
这是典籍有关徐与西周关系的最重要的记载之一。周宣王率领着周王朝的精锐六师，带着周王室的最重要的几名大将，浩浩荡荡向徐国杀去。诗文中虽 然反复铺叙周的军容整齐，而宣王亲征的结果，仅仅是“徐方既来，徐方即同”,徐国派代表和其它诸侯一起朝见了周王。而收场也不过是“徐方来庭，徐方不回”,徐人在周的王庭上给了周王朝一个口头的许诺“徐方不回”不再反叛了。于是周宣王也就“王曰还归”班师回朝了。仅在《常武》 一诗中，周对徐就提到了十次之多，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徐人在周人心中的刺激强度。《诗·大雅·江汉》几乎又是反复渲染对徐人的战争，名义上是赞扬周宣王命召虎平淮夷的武功，也说明周人的这一次征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只不过诗人从正面叙述了这一史实：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本，既设我旗。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诗序》说《江汉》是尹吉甫所写：“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周宣王这次伐徐战役，在徐与周的关系上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如《师寰簋》记载了宣王命令师袁率师及左右虎臣征淮夷，还要求他们消灭敌军的首领。《召伯虎簋》亦反映了周人对这次胜利得来不易后的感慨之情。在今本《竹书纪年》中亦有反映：“(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锡召穆公命”。《纪年》中还载：“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皇伐徐戎，次于淮。”典籍金文中述此一事，有称“徐戎、徐夷、徐方、徐土”,有叫“淮夷、淮戎、淮土、淮浦”, 而《常武》中则连用为“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正说明淮河中下游正是徐人重要的活动场所，徐、淮夷的互换互称，也证明了至少在西周之际，徐乃淮夷中的首领，徐淮夷乃是连为一体的部落联盟。他们不仅战斗力强，彼此还很难划分得清楚，以至于周人对他们或叫“淮夷”,或叫“徐夷”。只是日后因种种原因，从这一大联盟中，以徐为主的联盟中，分离出一些小部落，分离的原因不外是战争的强行隔绝，迁徙的意气不投或为其它现已不可知的理由，分离出来的一部，在周人及其它诸侯国眼里，他们还是淮夷的一部分，仍称其为“淮夷”,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事。而西周之际，对东南夷、对淮夷的战事，自然就是对“徐夷、徐方、徐国'的战事，从所举典籍金文中不难看出这一史实。 幽王即位之时，王室衰微已成定局，所谓“宣王中兴”带来的片刻安宁，早已成了昨日黄花。《诗·大雅·苕之华》序说：“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谨，君子闵周室以将亡。”也许是幽王为西周最后一代君主之故，后人对《鼓钟》评为刺幽王荒乐淮上之作。《毛传》则注：“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会诸侯于淮上。”从中可以看出徐与周的关系，这一次淮上之会，已非穆王“涂山之会”可比了，诗中明显透露着行将结束的西周王朝的一种没落的亡国之声：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 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 鼓钟喈喈，淮水潜谐，忧心且悲。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钟伐饕，淮有三洲。 忧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犹。 鼓钟饮钦，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箫不僭。 周幽王这一次在淮上与诸侯相会，其愁苦没落的心情可以想见。对徐人剿的一手已无力起用，无剿有抚的淮上之会，反证了徐的强大。终西周一朝，徐与其交恶百多年之久，其因何在? 除了徐与殷商有亲缘关系，更多的人指出，殷民东徙，徐人中不仅接受了商文化，也发展了本族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徐与周人在习俗上的不同，这在典籍中不难发见，在考古资料中亦有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东方土著葬俗中所见的凿齿、变形头、红陶钵盖脸及人祭等特点，无疑给聚落这一带的后人在心理上产生重要的影响。笔者以为，无论是东徙殷商遗民思乡复仇的观念，还是东方土著部族特有的心理特点，这都不是徐与西周交恶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是经济的原因。西周对东方及徐的军事镇压，徐及东方诸夷对周人的还击骚扰，绝非是吃饱后的消食之举，亦是对周人残酷剥削乃至掠夺的抗争。 《诗·小雅·大东》中有两段关于东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呼喊，不难看出徐人为什么要抗争。如：大东小东，杼柚其空。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对东方各国丝织产品的掠夺。 而东国之人因自己的劳动产品全被抢走，“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在冬日里还只能穿着草编的鞋子，饥寒之状充溢字里行间。 诗中还有：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反映了包括徐人在内的东国人民，不仅要承受周人的经济掠夺，还要无偿地为周人做劳工，受其人身的奴役。 对于周人剥削者的本性，诗中写道：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鞘鞘佩琖，不以其长。东国的人赠馈周人美酒佩玉，而周人不仅从还投桃报李，反而待人更不厚道，并时时以武力要挟。周人对徐国的压迫，特别是经济上的掠夺与苟取，这在《兮甲盘》铭文中反映得最为深刻：佳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犴狁于嚣卢，兮甲从王，折首报讯，体丛改。王易兮甲马四匹，驹车。王命甲政赭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夷。 淮夷旧我员晦人，毋敢不出其员共责，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諫即举，敢不用命，则即井赝伐。其佳我者侯百姓，毕贮毋敢不即举，毋敢或入缘安贮，则亦井。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铭文中口语颇重，形象地烘托出兮甲神气活现到 淮夷强行横征物资的嘴脸。这是宣王五年的事，而宣王一朝与东南方的战事不断，亦说明残酷的军事掠夺，是战争频仍的重要原因。这在《驹父盈》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殷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董夷俗蒙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大小邦亡敢不金具逆王令。逆见我毕献毕服，我乃至于淮尖。
周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到徐的所在地，索取粮草货物，征赋派役，强制性地要徐人也就是淮夷“厥献厥 服”,服即为“贡”,而所谓“淮夷旧我员晦臣”,晦即为“贿”,古意的贿即是不要求报答的“礼”,都是徐人对周王室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无偿奉献。《兮甲盘》中言：“敢不用令，则即刑屡伐。”镇压越重，反抗越烈。繁重的赋役及不堪忍受的掠夺，终于使徐与西周的交恶终随至东迁洛都，方算告一段落。观西周一代的带铭铜器，提及“东国、东夷、南夷、淮夷、南淮夷、虎方”等与徐有关的铭文，已知就有三十多件。这些铭文，铸镌之初不是为了留后世史事的印证，而是为了宣扬自己所谓的辉煌战功。其间难免有夸张失实溢美之词，但从中亦可反证东方的徐人，在经济上有不少物资，也就是金文中所说的“委积”,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讲道：“凡储聚禾米薪刍之属，通谓之委积。”而这些产品，正是周王朝所要索取的目标。徐人所能生产的数量，当 不在少数。若以《诗·鲁颂·泮水》中：“憬彼淮夷，来 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证明徐地领域内，龟版象牙，美玉黄铜都有生产。 徐虽屡抗宗周，从长远观点去看，周的宗亲齐鲁等国，正在坐受渔翁之利。在动乱频仍，战事相接的岁月中，徐人虽然在军事上会有长足的发展，但亦失去了跻身大国所必需的条件，这就是内政的修服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城邑和教育的发展。至少说与齐鲁相比，一时还没有资料能充分地证明，徐在这些地方已超过了齐鲁。于是，徐进入春秋之世，虽也有高潮迭起的表演，却怎样也掩饰不住每况愈下的窘态。周王室对徐的打击和干扰，齐鲁的胁迫和包抄，徐的争霸已只能供作追忆的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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