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光启
上野动物园的成立始于明治时期政治先行者们对西方“文明开化”的追求与模仿——他们将在欧洲发现的新观看方式制度化，并认为可以通过眼睛的教育来发展日本民众的知识和技能。
1882年上野动物园对外开放，明治天皇睦仁成为动物园的第一个正式主顾。1889年，上野动物园被正式重新命名为上野帝国动物园，动物园正式与皇家绑定。到了1924年，上野动物连同上野公园本身一并移交给东京市的公园事务部，该举动据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皇太子、昭和天皇裕仁的新婚。未来这位皇太子将因为发动侵华战争而臭名昭著。公众也可以参观上野动物园，但它的开设并非是为了服务民众，而是统治者用来教化民众的皇家私人场所，不如说彼时的民众也是皇家凝视下的“动物”。
《走向世界的先生和夫人》乔治·比戈 绘讽喻明治时期的日本彼时的上位者自信满满认为动物展览有助于日本低阶社会阶层“开化”，实际上，他们的“教化”计划只在明治时期的识字群体完成了渗透。这种迫切向西方学习靠拢的举动，在当时西方人看来却是滑稽、搞笑的。法国讽刺画家乔治·比戈一副名为《走向世界的先生和夫人》漫画正是对此的讽刺。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走向对外征服，帝国初具雏形，动物园体现了日本走向帝国之路，“园设”发生变化。大量来自海外的，被征服殖民地的动物，被收集到动物园中。上野动物园从开园起就生意兴隆。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动物园开始大肆对外展示“活的动物战利品”。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动物园的经济效益。什么是“活的动物战利品”？当时人流盛况几何？哈佛大学历史教授伊恩·J.米勒所著的《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书中，就明确记载到：
在 1888 年，受动物园首次大象展出的刺激，动物园的参观人数突破了 35 万人。10 年之后，受动物园展览“活的动物战利品”的新角色的驱使，动物园的参观人数首次突破了 100 万人。这些动物战利品获取自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其中包括骡子、大型猫科动物、马、狗和骆驼等。最终，以两头长颈鹿的到来为标志，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在 1907 年达到峰值。这对长颈鹿被称为Fanji 和Grey，它们的到来是该物种在上野动物园的首次亮相。它们到来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内，大量人群涌进动物园。随着动物园游客数量急剧增加，日本官员逐渐意识到动物园是“一种与市民大众沟通交流并建立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动物园作为战利品橱窗的功能因此变得对官员特别有吸引力，这不仅展示了他们对外侵略、扩展的“战功实绩”，且还能用此来宣传帝国主义的狂热思想，震撼、煽动本国民众。
这一阶段，上野动物园的战利品展是它充当帝国文化传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最露骨表达。
《哆啦A梦》作为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不仅是一部怀旧式漫画，还可以说是一部昭和生活史。《哆啦A梦之与上野动物园的战争记忆》一话讲述了大雄的叔叔野比伸郎与上野动物园的一头大象之间的故事：花夫作为二战前上野动物园的明星大象有着特别高的名气，野比伸郎很喜欢他，常常去看他。
但随着战争开始，到后期作为联盟军的美军逐渐逼近日本，空袭不断，野比伸郎也被疏散到乡下，战争结束他回城的时候，发现花夫已被残忍杀害。大雄和哆啦A梦听完之后决定坐时光机穿越回去拯救大象花夫，最终利用“火箭邮筒”将花夫送到印度，改变了它在战争中被杀的命运。
漫画中这个故事源于现实。1943年，上野动物园对园内最知名、最珍贵的明星动物进行了系统性屠杀，包括全日本都熟知的三头大象：John，Tonky，Wanri。
这三头大象只是上野动物园这场屠杀牺牲品的缩影，同期被献祭的动物还有从伪满洲国围猎得来的母熊、埃塞尔比亚皇帝送给昭和天皇的一对狮子、首相东条英机捐赠的朝鲜熊、由柔佛苏丹通过“猎虎公爵”德川义亲斡旋捐的马来熊等等。具有高度智慧的动物们并不会白白等待被处死，它们挣扎、拒绝却无用的过程在《樱与兽》中被详细记录，十分悲怆。
吊诡在于，屠杀之后，上野动物园举行了祭祀这些动物的“慰灵祭”。屠杀的内在动机在于：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由于担心盟军空袭东京造成猛兽动物出逃，动物园制定应急预案，屠杀是处置办法之一。同时，屠杀和祭祀仪式，能够传递日本总体战争的信息给民众，即这些动物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统治者设想能通过民众与动物的共情，号召民众投入战争的服务，认同国家的战争文化。这段历史，揭露出日本军国主义战时阶段的狂热。
还记得这只粉嫩嫩的熊猫吗？她是首只在海外诞生的熊猫香香，是旅日雄性大熊猫比力（日本名“力力”）和雌性大熊猫仙女（日本名“真真”）的女儿。
原本于2019年回归祖国的香香由于疫情推迟到了今年2月21日回国。公布香香回国之期后，上野动物园便在官网公布的信息，自2023年1月21日起，采用抽签制的方式参观“香香”，每天最多2600人中签。2月19日是上野动物园开放参观“香香”的最后一天，中签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向“香香”道别。由于每位中签民众只能在场内停留1到2分钟，众多香香粉丝万分不舍与“香香”泪别。日本民众极喜爱熊猫，“熊猫热”在日本影响广泛。
1972年，中日外交正常化，大熊猫作为礼物来到上野，上野动物园自此开始了“熊猫时代”。米勒教授在《樱与兽》中评价，这“也意味着日本民众对动物园世界的痴迷高潮的到来。很少有其他动物能够像熊猫一样，如此清晰地同时体现生态现代性的运作和局限。大熊猫首先是一个在全球文化、科学和政治中受到密切关注的客体，同时也是一个在野生世界不断被无情地生态边缘化的主体，表现出野生动物在现代世界的矛盾处境。居于保护和消费之间的张力始终潜行在日本公众生活的表面之下，即使在动物园内部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外交象征——从特定角度而言也是这个星球上最受瞩目的动物，它们的历史展示了它们的躯体是如何冲击了人类的基本情感，而这种冲击又经由文化外交和大众文化机构而得到放大。”
上野动物园官网专门设置了“熊猫情报局”，还开通了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专门传播熊猫资讯熊猫的养育反映了上野动物园新的发展方向，即努力实现自身从展览动物到维持物种延续的使命转变。“熊猫热”也拉动了经济交易，带动了与熊猫相关的周边、动漫、影视剧和书籍等相关文娱衍生品。作为后帝国时代的吉祥物、1984年以来后商品时代的无价之宝，上野动物园熊猫的历史照亮了日本生态现代性的社会、政治、商业、法律和技术各个方面。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伊恩·J.米勒别出心裁以一座动物园为案例——讲述上野动物园的历史，结合日本从明治到二战以及战后等不同时期的史实，展示上野动物园与日本国家的命运交织，反思在人类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写出了这本《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他认为，上野动物园将野生动物汇集到都市，重新进行分类、命名，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主宰，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观的调整。人类把野生动物引入都市，宣称在动物园之外有一个纯粹真实的自然，实际上是在灌输一种观念：人与自然世界是截然两分的。日本人是这种文化的首要消费者。这其实是在以一种舞台化的逃逸假象来纪念和强化现代的、“文明”的事物秩序。进而提出了一个概念，即“生态现代性”：以日本为代表的近现代国家，以追求“文明”、现代化为目标，推动形成了工业文化和帝国文化，持久地关注日本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关注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产物（生态）在现代性中的位置。生态现代性改变了人类看待自然的方式，将野生动物赶入了圈地或动物园，人类与动物相处的方式改变了，一方面人性不再惧怕自然，从过去对自然的屈服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强烈疏离，放大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影响。
作者提倡超越其上的方法，即批判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旧有看法，认为人与自然其实是须臾不离的。过去人们习惯了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理解世界，认为现代性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但是，现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两者更快速地互相渗透。比如城市、工厂、市场等，都是“混种生态”，自然和人为因素交织于一体。动物园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