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北洋政府时期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

北洋政府时期，作为民国著名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都活跃着燕京大学学生的身影。他们秉承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成为北京高校爱国运动的主力军，为争取中国的合法权益、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与“五四”运动

　　燕京大学于1919年正式组建成立，在当年的5月4日，北京学生为了捍卫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国权，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燕京大学学生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

司徒雷登

　　当时在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的发动下，燕京大学一些同学也参与到5月4日下午的大游行中，且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起为最早到达天安门的一批学生，也是游行中唯一的教会大学学生队伍。游行学生喊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并散发传单。但游行过程中，因发生了学生火烧亲日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并痛打了亲日官员章宗祥，北洋政府对30多名学生进行了逮捕，燕京大学也有学生张德被捕入狱。

　　燕京大学学生被捕后，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博晨光等曾同北京其他大学的教师一起与警方交涉，希望释放学生，但未获同意。为此，燕大同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5月5日举行总罢课，并联合签署《上大总统书》向政府施压，并于5月6日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便加强领导，瞿世英、许地山为燕京大学在学联的代表，最终迫使北洋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因北洋政府未罢免亲日官员，并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再次举行罢课，燕京大学学生继续配合参加。此次罢课后，燕京大学学生还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通过街头演讲唤醒民众参加爱国运动。6月3至5日，为抗议北洋政府下令取缔学生一切爱国运动，燕京大学学生同北京其他学校学生一起连续举行演讲宣传，结果又有许多学生被政府逮捕。后在各界对学生的支持下，北洋政府6月7日最终同意释放被捕学生。

　　6月8日，本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为毕业学生讲道，但现场的学生却寥寥无几，因为多数毕业生都去欢迎在之前游行中被捕释放的学生。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记述此事称：

　　我按日程安排去北京参加毕业典礼，在附近一所卫理公会教堂做毕业班临别宗教仪式的布道。但徐世昌总统此前却公开保证，在学生被释放后派两名高官前去'慰问’，时间还就选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被释放的人一出现，立刻受到所有同学的拥戴，各校的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英雄护送回了各自的学校。我的布道本是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这样一来，讲稿必须要草草进行大段的改动，因为台下的听众中学生已经少得可怜了。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曾专门提及此事。

　　面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与正常教学的冲突，司徒雷登在与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会见时，表达了对他们爱国行动的同情，但也提出希望他们要采取民主的方式进行抗议，不要盲目追随煽动者活动，并应该不影响上课安排。6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对此次学生运动表示肯定，特别是提到燕京大学学生同其他公立院校学生一起积极参与，并看到了运动中各界民众爱国意识的觉醒。

参与“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枪杀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大批民众在上海英租界举行游行示威，结果英租界巡捕悍然开枪，导致10余人死亡，数十人重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也引起全国性的抗议浪潮。

　　“五卅”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学生刘谦初、董绍明在6月2日冲破校内部分英美传教士的阻挠，带头发起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告成立燕京大学“沪案后援会”，由刘谦初主持该会工作，并呼吁实行全校总罢课，力争外交，作政府之后盾。6月3日，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的罢课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支援上海的抗议斗争，并一起向执政府请愿，希望北洋政府支持群众运动，并向英国要求惩治凶手。6月3日，学校当局同意放假半天，燕京大学男、女学生分成10队，组成讲演团走上街头，深入商店、戏院等场所进行宣传、募捐，并组织自行车队到通县一带向农民宣传，揭露“五卅”惨案的详情，控诉英、日暴行，并编辑出版了《抵抗英日残杀同胞特刊》。

　　6月3日晚，刘谦初还参加了“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的成立大会，成为该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燕京大学代表在该会各股中屡任要职，如顾千里被该会选派为赴上海特派代表，和其他委员被派赴各地宣传。燕京大学学生徐英担任该会财务，并组织各校劝募钱款，后该会还派徐英等同其他代表前往上海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将北京高校募集到的万余元钱款进行放赈，用于救助上海死伤及罢工工人。

　　6月11日，燕京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专门邀请上海的学生代表来校讲演“五卅”惨案真相。6月17日，燕京大学还邀请学者马寅初演讲外国在华租界史，揭露帝国主义在租界的侵略。据1925年6月17日的《京报》报道，燕京大学学生司徒乔费数日工作，绘成10余尺宽的油画一幅，描绘死者惨状，并与警察厅交涉妥洽，将该画挂在北京正阳门正中墙上，以使经此的阅览者受到警示教育。在6月10日举行的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斗争的国民大会、6月25日的声援上海反帝斗争总示威、6月30日举行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等抗议活动中，燕京大学学生也积极配合参加。6月20日，刘谦初等作为“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的代表还同北洋外交总长沈瑞麟、陆军总长吴光新，就政府外交问题进行交涉。

　　燕京大学的中国、美国、英国、瑞士的四国教师6月3日也联名向英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当即通电全国，发表宣言，力争公理，援助外交，由英国教授戴乐仁起草抗议宣言。该宣言指出：

　　对于枪击学生，妄用武力对付此案，极端反对。我们现在要求有关系的各国政府尽力迅速公正查办此案，担任赔偿抚恤及一切应尽的义务。在此案未结束以前，我们要求上海公共租界或关系各国都不可再用武力威迫。我们深信武力威迫只能增加国民的公愤。我们更要求全国各报馆记者在此时期，特别谨慎发表文字。所有主张必须根据事实，免除一切借机挑拨的言论。

　　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还于6月5日公推职员，拟定宣言，与学生取一致行动，非达到目的不止，而学生们还于当天在北京进行演讲宣传。“五卅”运动开始后，也得到正在美国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关注，他写信称赞燕京大学师生的爱国运动，认为中国民族意识已经真正觉醒，并对燕京大学师生的联合行动感到自豪。

盔甲厂胡同时期的燕京大学男校

　　当时燕京大学还同辅仁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五卅”青年社，作为反帝救国的常设组织，并联合创办一所“五卅”学校，由各校代表为学生义务授课。燕京大学“沪案后援会”暑期中亦留校办理支持沪案事项。燕京大学学生曾于暑期中在米市大街青年会礼堂，排演莎士比亚的《无风起浪》名剧两晚，为该会募集经费，筹款600余元。

“三一八”惨案中的燕京大学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联合英美等八国提出撤除大沽口防务等无理要求，燕京大学学生同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游行示威。结果游行队伍遭到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卫队的屠杀，死亡40余人，受伤200余人，造成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3月18日晨，北京学生联合会函告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希望燕京大学参加当天上午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经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开会讨论后，认为“事属外交，关系国家安危，身为国民，义难坐视”，故决定让全体男女学生参加该大会。燕京大学女生张舜英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曾对此次游行回忆称：“同学们积极作了准备，每人发给一面印有醒目标语的小旗，整队从灯市口出发。魏士毅同学身材较高，每次游行，她都担任打校旗的任务。到了东单，我们和男同学的队伍合并，照例由男同学的校旗在前领队，接着是女同学的旗帜及全体女同学，最后是男同学。”

　　3月18日上午举行的国民大会，各界代表参加，群情激奋，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等提案。之后在3月18日下午到执政府国务院门前的示威游行中，段祺瑞卫队却突然向示威学生射击。结果燕京大学队伍中，执校旗的女生魏士毅以身殉难，戎之桐的手被子弹击穿，郭灿然、韦智、李炎玲和魏拯之等4人则受了重伤，所幸都被送往附近医院得到及时救治。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刘隽在此次惨案中还帮助参与领导此次游行示威的李大钊脱险，其在《关于“三一八”前后的回忆》一文中曾对此事有专门回忆。之后刘隽还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燕京大学女校的学生们

　　此次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男校、女校开展了积极善后应对工作，1926年《燕大周刊》发表的姜公伟的《燕大自惨变来三日记》一文曾对此详细记载。3月18日下午，燕京大学由美籍教授博晨光领回魏士毅遗体，停放于女校礼堂。燕京大学教师吴雷川、刘廷芳代表校方处理学生受伤救治事宜，住院药费多由学校承担。同日下午，男校同学则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此次惨案各项问题，决定选举8名同学组织委员会，负责惨变善后办法。3月19日上午，男校惨变善后委员会再度召集全体同学大会，报告惨变后北京各方态度，讨论诸问题。当日下午，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同学及教职员全体为魏士毅举行追悼大会，男女两校校长、司徒雷登都致哀辞，各校与其他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地送来花圈或挽联。晚7时，男校委员会开会决定20日继续停课一日。3月20日，为魏士毅的出丧日，燕京大学男女学生护送灵柩至法华寺安放。

　　燕京大学师生对此次惨案强烈愤慨，纷纷发表文章、宣言进行抗议，慰问受伤学生。3月20日晚，燕京大学学生针对执政府所谓游行民众为暴徒，卫队被迫自卫开枪的辩解，发表全体学生对外宣言称：“杀人越货，本为强盗，而执政府通电独曰自卫。是执政府将以杀人越货命令天下也。吾侪小民更向何处觅生命财产之保障哉？”燕京大学全体中国教职员为“三一八”惨案也组织善后委员会，并专门发表宣言指出：“当监督政府依据法律，调查事实，于杀害民众多人之群凶严行惩办，于无辜被害之士女优加抚恤；当警告政府，务求政治清明，俾士子得安学业，勿得凭藉威力，倒行逆施，此二事者，无论政局有何变更，必当始终坚持，进行不懈。”3月27日，《燕大周刊》专门推出“追悼魏士毅女士号”，刊发师生声讨段祺瑞执政府暴行的《国务院前枪杀后》《惨杀民众与国务院之巧电》及悼念魏士毅的文章，还刊发《逃生记》《更生后杂谈》《死里逃生后的一点杂感》等对惨案的亲历文章。

　　1927年3月18日，在“三一八”惨案一周年时，燕京大学特意停课一天表示纪念，并专门出版了《“三一八”惨案周年纪念刊》。该纪念刊刊发了著名作家、燕京大学教师冰心的悼词，并刊登了吴其玉的《“三一八”在吾国民众运动上之地位》、卿为的《“三一八”惨案的认识与纪念》等文章，并有燕京大学政治学会、努力青年社、燕京大学制革学会发表的纪念宣言。同日，燕京大学男女校学生会发表的“三一八”周年纪念宣言中呼吁：“望我国人与我们联合起来继续作死者未了之工作，努力奋斗，使死者之精神永远存在，使我们之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完成。”1927年3月，燕京大学还为魏士毅设立专门的纪念碑，碑铭写有：“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现在该碑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学校园中，供后人铭记。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燕京大学的中国学生尽管身处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之中，但面对西方列强对华的种种侵略行径，并没有选择保守沉默，而是在学校相对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借助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坚持奋起抗争，捍卫国权，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与自由贡献了应有之力。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9期」

「张德明，北京文史学者」

---

版式：刘  丹  刘  丽

责编：王封礼

统筹：姚胜祥

审核：罗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