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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偏见，一是有“我见”的障碍，二是有“偏私”的嫌疑。因此，偏见恒常，世人难有明心见性者。认知偏见，一方面，从大的时代洪流而言，是无数文化误读与扭曲的必然结果。因此，有些东西，演变到后来，便有成为截然相反，面目全非的。而这些过程中，也便是权力运作最卖力的地方。另一方面，从小的个体而言，便是在有限的时空范畴里，即接受了误读和扭曲，也毫无防备地跌入了某些陷阱。于是，那些稍微清醒的人，便会陷入到文化诡辩论中，但碍于权力机制的无孔不入，也仍然只能是思想的巨人。因此，认知偏见这件事，若是站在历史长河的烟尘之上去看，便有了一种与权力机制沆瀣一气的嫌疑。 
01从形而上来看，人间无真相。那么，偏见，以《易经》而言，便也不是偏见，而只是时与位的变化，刚好在那个时位上，就形成了这种见地。因此，于那个时位而言，这个见地，也是应运而生，是偶然，也是必然。之所以称之为偏见，一是有时位的距离，后人看前人，一样也是“我见”深重，认为前人的观点，总是有腐朽之处，而“我”是来指正和创新的。这种“我见”，还只是认知偏见形成的时代隔膜而已。更深一层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维护“我见”而防备外来认知干扰的防备手段。这种隔膜与防备，比如朱注《中庸》，最终酿成了“只要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所谓中庸之道”的误国之学。实则，从孔子的《易经系传》到曾子的《大学》，一路下来，《中庸》者，中为中和之境，庸乃“用”了，都是一脉相承地在讲述“内圣外王”之道，也叫“内明外用”之道。朱熹所谓的“中庸”，一是时代误读的隔膜，二是朱夫子所处时代的认知偏见，三是明清权力机制对此的青睐。
02之所以明清对朱注四书五经，奉为圭臬，一是与权力体的私心吻合，二也是当时的时位，经过历史长河的无数次迭代与变更，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对于明清而言，封建王权完成中央集中制，那么，与此相适应的，就必须是思想文化的统一化。但凡思想文化繁盛的时代，多是战乱动荡的时代。与大一统时代相匹配的，一定是某种思想文化占主流，其它辅之。而占主流的思想文化，一定是权力机制精心认证选择的。就如秦汉以后，独尊儒术。只是，这里的“儒术”，越到后来，越与春秋战国时儒道不分家的“儒”背道而驰。这种背道而驰，其中，必有“选择”之后的“精心改造”，也即制造偏见。我们的绝大多数人，或者说，历史长河中，倥倥偬偬的身影，日出日落，潮涨潮息，也不过都是在这种“被选择”和“被制造”中，形成了自以为的高明的“我见”。毕竟，圣人的时代，远去太久。后来的圣人，竟无处可觅。
03《诗经·大雅·文王》里有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当一个人明心见性了，也就明白了这个“性”，本就无形无相，无所在无所不在，心外无法，道外无心。这也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心印了。所谓圣人是看清了历史文化的造作之多，因此，深知其中厉害。《中庸》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指出“为政在人”。就像好的管理者，能够让事业生根发芽，反之则是“将熊熊一窝”，因此，要修身，以致内明才行。只是，权力的造作，并非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因此，孔子被困之，被讥笑为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某一个时位上，在世人眼里，便是常态日常的，因此，那时的认知，也被认为是常识。只是，更多的时候，那时候被攻讦为“偏见”的认知，似乎反而是更进步的了。-作者- 一言万年，在文艺与俗务之间平衡，努力不习得偏见。 作者新书《红尘边缘》已出版，喜欢的朋友，可以私信留下邮寄地址。 -如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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