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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董其昌《戏鸿堂法书》卷五收有欧阳询楷书《离骚》，凡一百八十八行。后来，用大斋主人施叔灏翻刻时，于其所增之目录中标明“皆真迹”字样[1]，强调此帖确系出于欧阳询之手，而王鸿绪横云山庄本、沈氏古倪园本《戏鸿堂法书》亦皆因之。余波所及，诸多欧阳询研究著作、法书图谱中皆著录有欧阳询楷书《离骚》，而《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也曾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刊印“《唐欧阳询书<离骚>》”，使得此帖单本别行，化身千万，进一步加深的学人的印象。 如此一来，“欧阳询有楷书《离骚》作品”这一论断，似已成为学界共识，虽然也有不同意见：如张伯英先生以为此帖“不可信”[2]；史树青先生推断“这篇《离骚》，确是比欧阳询还早的一个写本”[3]；欧阳中石先生以为其虽笔意与《九歌》相近，且刻入《戏鸿堂法帖》《玉烟堂法帖》中，然“健劲之致全失”[4]；王壮弘先生亦直接断为伪帖[5]。然而，这些看法多是出于印象式的论断，未能提供充足的文献佐证，故反响不大。 今所见著录欧阳询《离骚帖》者，首推明人董其昌《戏鸿堂法书》。其后，除陈瓛《玉烟堂帖》录存外，甚少见诸于他书。 董氏刻帖所用底本，除部分家藏真迹外，还有以《澄清堂帖》《宝晋斋帖》等从帖之刻本或摹本为底本而进行翻刻者，有从许谦、韩逢禧、项元汴、周密、薛绍彭、杨补之、赵士祯诸人藏本而摹刻者，有自米芾、赵孟頫、陈仲醇诸人临本而摹刻者[7]，情况甚为复杂，“所收的底本，未必都是真品”，以至于启功先生认为董其昌应该“负鉴定眼力不高和学识不足的责任”[8]。至若其中所收录的欧阳询《离骚帖》，前不见著录，后亦甚少因袭，突兀而来，传承无序，甚是可疑，率尔定为真迹，恐难令人信从。 倘若将此欧阳询《离骚帖》定为真迹；那么，其与唐人所见之《离骚》，文字出入理应不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唐人所见《离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单行者，如王逸《楚辞章句》、郭璞《楚辞注》、刘杳《离骚草木疏》，以及徐邈、宋处士诸葛氏、孟奥、释智骞等的《楚辞音》之类；一为《文选》所载者，如古写本《文选集注》，五臣、李善《文选注》，及其杂注中所载录者[9]。倘取此两类与欧阳询《离骚帖》相较，则可发现：二者差异极大。 与唐代单行本《离骚》文字差别甚大 郭璞、刘杳、徐邈、诸葛氏、孟奥诸人之书皆已亡佚。王逸《楚辞章句》唐写本，亦未见及。今所能见之隋唐时单行本《离骚》，惟释智骞《楚辞音》残片，然其首尾不具，起《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至“杂瑶象以为车”部分[10]，且皆抄录单字，予以音注。 就欧阳询《离骚帖》中“心犹豫而狐疑兮”至“世幽昧以昡曜兮”部分与之比勘（图一），即可见出差异：《楚辞音》中所释“要”、“遗”、“效”、“处”、“语”、“折”、“艸”、“宅”诸字，《离骚帖》中皆无着落；他如此类，兹不赘录。究其因由，除却《楚辞音》为写本，具有“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11]等特征外；二者所据底本有异，当是重要原因。亦即，假定欧阳询《离骚帖》为真迹，则率更令书写时所用之《离骚》，与智骞音义时所见者，迥然不一。
梁萧统《文选》收有《离骚》，陈、隋、唐间，先后有萧该、曹宪、公孙罗等作《文选音义》若干卷；又有李善、五臣等所注《文选》。今所能见者，惟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与李善、五臣《文选注》之宋刻本二端[12]。 与古写本《文选集注》相较，欧阳询《离骚帖》多有差异：写本“何不改此度也”，欧帖“改”后多“乎”，无“也”；写本“来吾导夫先路也”，欧帖无“也”；写本“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欧帖无“夫”；写本无“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欧帖有（图二）；写本“非时俗之所服”之“时”，欧帖作“世”；写本“哀人生之多艰”之“人”，欧帖作“民”；写本“又重申之以揽茝”，欧帖无“重”；写本“终不察夫人心”之“人”，欧帖作“民”；写本“自前代而固然”之“代”，欧帖作“世”；写本“人生各有所乐兮”之“人”，欧帖作“民”；写本“俗并举而好朋兮”之“俗”，欧帖作“世”；写本“依前圣之节中兮”之“之”，欧帖作“以”；写本“殷宗用而不长”之“而”，欧帖作“之”；写本“周论道既莫差”之“既”，欧帖作“而”；写本“举贤而授能兮”，欧帖“贤”后多一“才”字；写本“览人德焉错辅”，欧帖“人”为“民”，“德”后多一“兮”字；写本“相观人之计极”之“人”，欧帖作“民”；写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部分，欧帖全脱（图三）。可见，同为《离骚》本文，古写本与欧阳询法书间竟然有十九处差异，且多非出于疏忽或笔误，二者所据底本显然有别。
 （图三同图二）李善《文选注》传世全本以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尤袤刻本（以下作“尤本”）为最早，其中《离骚》文辞与欧阳询《离骚帖》亦多有不同：尤本“何不改此度也”，欧帖“改”后多“乎”字，无“也”；尤本“荃不察余之忠情兮”，欧帖“察”作“揆”，“忠”作“中”；尤本无“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欧帖有；尤本“余既不难离别兮”，欧帖“难”后多“夫”；尤本“哀人生之多艰”之“人”，欧帖作“民”；尤本“终不察夫人心”之“人”，欧帖亦作“民”；尤本“自前代而固然”之“代”，欧帖作“世”；尤本“高余冠之岌岌兮”，欧帖惟一“岌”；尤本“人生各有所乐兮”之“人”，欧帖作“民”；尤本“殷宗用而不长”之“而”，欧帖作“之”；尤本“览人德焉错辅”，欧帖“人”作“民”，“德”后多“兮”；尤本“相关人之计极”之“人”，欧帖作“民”；尤本“闺中既邃远兮”，欧帖“既”后多“已”；尤本“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欧帖“忍”后多“而”；尤本“勉远逝而无疑兮”，欧帖“无”后多“狐”；尤本“时幽昧以昡曜兮”之“时”，欧帖作“世”；尤本“孰云察余之美恶”之“美”，欧帖作“善”；尤本“人好恶其不同兮”之“人”，欧帖作“民”；尤本“既莫足为美政兮”，欧帖无“兮”。而且，尤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部分，“时亦犹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驾八龙之婉婉兮”句之“驾”字处，欧帖皆全脱（图四）。可见，李善《文选》尤袤刻本中的《离骚》文辞，与欧阳询《离骚帖》有二十一处文字差异，且欧帖中还有大段文字阙失。
这样看来，此题名欧阳询之《离骚帖》，与唐人所见之单行本《楚辞》及《文选》所收《离骚》相较，既存在大量文字缺文、衍文、异文现象，也不避“世”、“民”诸讳，更有大段文辞阙失；其所展示出的这些特征显然与学界公认的欧阳询真迹《九歌帖》不同。
欧阳询《九歌帖》与宋刻李善、五臣《文选注》中《九歌》文字基本雷同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六：“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九歌》，晋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拓之精者。昔董元宰先生见于朱御医家，谓世无二本……率更《九歌》，宋时刻于长沙，至南渡，石已不存。”[13]记载了欧阳询楷书《九歌帖》在宋、明时的传承情况。而后，沈赤然、张伯英亦对清时此帖残石的出土、运转、拓印等情况进行记录，并介绍其概貌。民国以来，丁仁、黄易、王壮弘、水赉佑等也都认为此帖确系欧书。可见，相比《离骚帖》而言，学界对《九歌帖》的真实性问题甚少异辞。 倘若将此《九歌帖》与尤袤刻李善《文选注》相比勘，即可发现，二者出入甚少：《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篇仅二处微异，即尤本“望夫君兮归来”之“归”，欧帖作“未”，“承荃桡兮兰旌”之“承荃”，欧帖作“荪”，其余全同；《湘夫人》篇亦仅二字微异，即尤本“鸟萃兮蘋中”，欧帖“鸟”后增“何”，尤本“荃壁兮紫坛”之“荃”，欧帖作“荪”，其余全同。 再将其与陈八郎本五臣《文选注》（以下作“陈本”）相校，亦可发现，二者差异不大：《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篇，陈本“采荃桡兮兰旗”之“采荃”，欧帖作“荪”，而“旗”则作“旌”，陈本“友不忠兮怨长”之“友”，欧帖作“交”，其余全同；《湘夫人》篇，陈本“白薠兮骋望”，欧帖“白”前增“登”，陈本“糜何食兮庭中”之“食”，欧帖作“为”，其余全同。 由此看来，确乎出于欧阳询的《九歌帖》，在文辞上与李善、五臣《文选注》中《九歌》差别甚微。倘若定《离骚帖》亦为率更真迹的话，那么，同为一人所书，所据底本及其文辞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欧阳询《离骚帖》当是后人所伪托，非为率更令手笔。 然则此伪托之帖，出于何时？可否从传世《楚辞》版本中，寻找传为欧阳询《离骚帖》在书写之时所参照底本呢？答案是肯定的。 传为欧阳询《离骚帖》文字与端平本《楚辞集注》基本相同 将此题名欧阳询的《离骚帖》与宋端平本《楚辞集注》（以下作“端平本”）相较的话，可以发现：端平本中有“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欧帖亦有之（图五）；二者文字差异仅二处：端平本中“高余冠之岌岌兮”句，欧帖省一“岌”；端平本中“览民德焉错辅”，欧帖于“德”下增“兮”。此一省文、一增语气词之异，当为《离骚帖》书写者之笔误，无碍大局。可以认为：二者所据为同一底本。  朱子著此书时，刘安、班固、贾逵诸人注释《离骚》之书，皆不复传；隋、唐间训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骞所为楚声之读，“亦漫不复存”，“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于是其于“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檗括，定为《集注》八卷”[14]。显然，《楚辞集注》当是据王逸、洪兴祖之书来厘定《离骚》本文，不可能据其所见欧阳询《离骚帖》来取舍文辞；而欧帖当为后出者无疑。 更应注意的是，唐写本、李善及五臣《文选注》之《离骚》中皆无“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录之，然庆善以为“王逸不注此二句……疑此后人所增”[15]，朱熹《楚辞集注》亦因之。可以认为，此二句当是宋人校理《离骚》时所误入，唐时未见；而托名欧阳询《离骚帖》中有此二句，更可证明，其出于宋，非率更所手书也。 诸本文辞比勘足证今传欧阳询《离骚帖》系伪作 赝品是中国古代法书史中的客观存在，在流传过程中，极易给藏家、学者、民众带来认知错误，造成经济、知识等方面的不良影响。是故，汉、唐以来，即有学者对法帖真伪问题进行考察；千载而下，产生并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气”（据作品“气韵”即精神特征来判定）、“辨款印”（据作者款识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经查对真迹来判断）、“考著录派”（据收藏印章与题记来核对），以及“结构分析”（以风格为核心和首要依据，并把印章题跋、收藏著录、材质装裱等与因素纳入艺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去认识），等等[16]。这些方法对于正确认识法帖、恢复其历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还可从文献学角度切入，运用“文献比勘”法来从事此项工作。亦即，视法帖为版本之一种，以其所书写之文字为经，将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传本为对象，通过比勘文字，考校同异，以明其源流，别其真赝。与前贤相较，此种方法关注于法帖的物质构成，因之亦具有客观性、实证性与合理性，当能对法帖鉴定方法有所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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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不易齋2 > 《顏真卿·柳公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