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在《九十杂述》中，言及自幼受到汪中，洪亮吉著作的影响

前言

黄宾虹在《九十杂述》中言及自幼受到汪中，洪亮吉著作的影响。这无非是骈文之法，但在汪洪两家的风格上则是反俗和反权威主义的，这也导致了黄宾虹的思想和文风，治学方向走向了深入。

黄宾虹的古印收集在二十一岁就开始了，这个影响他的的主要是清代收藏古印的大家汪启淑。汪启淑字慎仪，号韌庵，歙县人。

对印章酷爱，收藏周秦到元明的印章数万纽。著作有《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汉铜印原》《续印人传》，在《碑传集补》卷四十五有传。汪启淑的收藏与潍县的陈介祺万印楼合为印坛收藏双璧。

汪启淑的收藏是从顾从德的集古印散佚品形成规模。在黄宾虹的《集古印谱之源流》有论述。黄宾虹相应的编纂了印谱书目。

从范大澈的《集古印谱》到民国二年罗福颐的《待时轩印存》及商承祚的《契斋古印存》，凡有九十五种著作。黄宾虹的学术志趣也在于此处，刻印并且集古印。

这也源于在政治混乱之下，时局动荡导致了旧族收藏的散佚，歙县多商人富贾，遭受太平天国之乱后，清末的收藏家开始没落，此时有志于学问的黄宾虹生于其间，收集古印也成为一个癖好。

黄宾虹之后在上海学术界，他的金石学研究是远近声闻的，例如王国维的《匈奴相邦印考》即是受惠于黄宾虹的收藏，两人还有信件往来。

在此时的黄宾虹与罗振玉康有为也有学术往来。黄宾虹先生在搜集古印和篆刻学习上多受惠于汪启淑的原拓印谱。而在收集上则有多种印谱行世。其古玺印的考证收集多体现在《黄宾虹藏古玺印释文》中。

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有论述黄宾虹的一节，其中讲黄宾虹收藏古玺印两千余纽。黄宾虹自身所刊印谱大概有这么几部书有提及。

如汪改庐的《黄宾虹先生年谱》中所讲的一九二九年《滨虹草堂集古印谱》有二百纽。叶铭在民国初年刊行的《叶氏印谱存目》中的《滨虹草堂印谱》。

王敦化的《印谱知见传本书目》中的《宾虹集古印存》八册。再者罗福颐的《印谱考》中《宾虹集古印谱》四册。

此文重论“从来秦汉古制，印多附于藏书之家，以为考证历史之一”。此处提出古玺印的地位要高于秦汉印，不仅仅是在制作工艺之上，还有文字的奇绝上。

此文为琐谭。之处玺印的源流在明代已经认识到三代古玺的重要性，指出古代印谱的编纂体例上的审慎态度，“考《印薮》以秦九字小玺冠首。

以荆王之玺次之，盖以先儒向宗许氏《说文》，叙秦八体，有摹印，汉六书有缪篆，言玺印者以秦汉为断，其不敢称三代者，因无足徵也”。

程瑶田在《看篆楼印谱》中释读了“玺”字的诸种形态，这是考释“玺”字的开始。而陈介祺与吴式斧在编纂印谱中开始“择其文字合篆籀兼有玺字，置诸谱首”。

此处文字表明了黄宾虹收藏玺印是为研究战国文字，“模范熔铸，辄或千百，重在铢两，不在文字也。

印则出令示信，常佩于尊者之身，或凿或铸，使人辨别，非精美不可。故文字之可宝，当在鼎彝之上。

古玺文字，国邑姓氏爵里各各不同，于钏鼎，不啻千百，且质微易举，不盈尺之地，可得上古文字无数，易于莾藏，余尤珍爱之”。

此篇文章发表在１９２３年的《民国日报》的副刊《国学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此文罗列凡例共以下诸条，第一，芟祛舛谬。

甄选印谱。第三，研求书艺。第四，破除拘泥。第五，溯源奇古。第六，汉魏变迁。印制异体。第八，附存杂印。文中罗列观点甚多，其中“书之时代似难分，不知多见既可定。

李斯之书，今既裒集，其古于斯者，即周末书。秦汉印相近，惟书与印制少异，异于汉印即秦印，可无疑矣。奇而无理，工而无力，必伪。

其理与力，则用心于古文字，多见而识之”。黄宾虹在文中指出古人作字之道，“古人作字，其方圆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乎，合于规矩，惟变所适，非无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缩，无不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字之相错，各不相妨。

所以遒敛之至，而出精神；疏散之极，而更浑沦。字中字外，极有空处，而转能十分完全，以造大成，而无小疵。非圣人之心，孰能作之始哉。制作之法，准以书艺，求其精神，思过半矣”。

此文应为一部专著，按照编目应为八篇，现存一篇为第一章《明篆论古印文字之废兴》，此篇文章极为重要，所论与《蓄古印谈》文章结构较为相似。

其中有“三代古印，文字简略，分布朱白，率多象形”，文下亦言及郭忠恕的文字学著作《汗简》，此对于考释战国文字具有深刻的意义，而后述及诸家印谱，阐明收集三代玺印文字的重要性，最后引用翁方纲与龚自珍的文字学观点。

主要志趣在于觅古治学，可证殷甲骨文字。但以现在的古文字学研究来看，以玺印之文字论证殷商甲骨文还是稍有隔阂的，黄宾虹先生在此处的观点并未得到现今文字学发展的检验，这也是黄老的学术局限。

此为读吾丘衍《三十五举》质疑考索笔记。分为考证“蝌蚪书”，“烧束笔毫作书”，“汉印文字”。黄宾虹所谓的“蝌蚪文”是可以在所收藏的古印中体现出的，晚周古文，后世谓为“蝌酙文”，当然要分别出晚周文字的形态，名实之别。

蝌蚪文的名称见于汉末的卢植，郑玄的说法，而魏晋时期的说法为玉中的古文叫做“蝌蚪书”，这就文字的载体而言的，也是不确。

并且指出吴大澂的观点比较拘泥，“圆象形印非商即夏，可为古印之冠，或即上古蝌蚪文”。这个观点是有出路的，而在此时期长沙缯书的发现或许可以为黄宾虹“蝌蚪文”的简牍书体作为佐证，而从古印中找出蝌蚪文的特征也是较为模糊的。

黄宾虹在“蝌蚪书”的辩证上多参考王国维的《蝌蚪文字说》。第二条为辩驳吾丘衍的“束毫说”当然此时的战国简牍还没有面世，所以在战国文字的真实书写状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学术界的认识也只集中在出土铜器文字上，那么审美也在此处。

黄宾虹的观点认为上古没有卷子，所以书于竹简之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所以头粗尾细，似其形，三代文字多用契书。

但是就考古发现来讲“蝌蚪文”即是战国简牍文字，大多数出土简牍集中在楚地，其风格大都是锋芒毕露，不同于铜器之文字。

但可以相互参考，以资考证而己，近来出土战国简牍中唯有《保驯》一章的文字绝类蝌蚪，头重脚轻，似有历代所述之体。

认为是作于春秋时代，齐国官玺。神田喜一郎《中国的古印》和《书道全集》中收录，可知此印已流到日本。

此印现在的释文为“阳都邑聚匍盟之玺”，李学勤认为此印的“都”字写法与陶文一致，如出一手。可视为典型的齐国官玺，黄宾虹所释的“向”字之前罗列此文有可能是“都”字，但最后定为“向”字。

黄宾虹利用《春秋》，《一统志》，《世族谱》，《太平寰宇记》《后汉书》，《毛诗》，《说文》，《尚书》，《玉篇》等著作考证文字之源流。其中所释聚落之聚字最为有力，见地高妙，无误。而“盟”字并未考释出。

在古玺文中与“卢”字极为相似。黄宾虹在考证地名时有在山东沂水县一条，而现今的释读以“阳都”为确，王献唐先生指出此印出土于山东沂州，后为《齐鲁古印捃》的著者郭申堂辗转购得，收罗在印谱中，后来此印被高手仿制，售卖给吴大澂。

《古玺汇编》中所著录的此印与《齐鲁古印捃》相比较为赝品。故学者因予以鉴别。按照齐系官印的形制来讲，上方的凸起或凹下为显著特点，推测会盟时两者相合，但凹形未见一例。黄宾虹先生在考释中没有提及，认为是越境转鬻之类。

此与现代释读差池些大《藏玺例言》一文比较完整，分为三代古玺，玺节，奇字玺，王玺君玺，官玺市玺命玺，大夫玺里玺讯玺，周玺不拘玺字之有无，周秦玉印及杂玺，朱文鸟篆黄金玺，朱文大玺，肖形印，小玺通用印，藏周玺之多寡。

黄宾虹所言古玺发现较晚，前代收藏古印者，多称秦汉。而“玺”字的考证，许氏《说文》中亦无，而开辟“玺”字印体例编排置首的是《齐鲁古印捃》，这也是战国文字开始重视的前奏，黄宾虹予以重视与其喜好六国文字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论及玺节，专门重视《齐鲁古印捃》中的阳都大玺，这个认为与玺节有关系的论断，在现代古文字学研究中也予以采用。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黄宾虹也有收藏《齐鲁古印捃》中的玺印，以作考古研究文字所用。文中其它篇章多以从古印谱中稽出考证，又有论及鸟篆黄金玺，此乃黄宾虹所藏。

此文论著自成体系。分别就文字蜕变之大因，名称施用之实证，形制制作之代异，谱录传世之提要，考证经史之阙误，篆刻名家之法古几个方面论述。

就文字蜕变上来讲分为第一肖形图画象形有夏商周秦之印，第二奇字古籀同体多不可识之字，第三小篆周秦之间与玉筋文多相类，第四缪篆汉魏官私印章及王莽时印。

黄宾虹认为“上古由图画象形，进而成为文字，有古籀篆隶之递变，观于钟鼎款识，碑碣镌刻，可知书画原始合一，日久渐分，马迹蛛丝，尚易寻获，古印文字，至为混淆，今据图画象形之印，品类尤多”。

另有观点“三代有印，古人言之凿凿。考其文字与殷墟甲骨，周金彝器，往往相合”，“要之玺印为用，创始邃古，盛称晚周，古籀之遗。

多六国文字列强殊势，各自为书，书不同文，形状诡异”，“昔之谈金石者，又常置古印于彝器之外，弃而不录，多闻阙疑，而能识其文字者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