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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死之前，不能判断他是否幸运--因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因此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索福克勒斯 四十年的驻外记者生涯告诉我，了解世界大事始于地图，终于莎士比亚。地图为事件的发生提供了背景，也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理解这些事件所需的感性--对政治领袖的激情和本能的重要洞察力--却是莎士比亚式的。 研究文化和文明需要地理，因为文化和文明是居住在特定地貌上的不同民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积累的经验。当代政治科学无法轻易量化文化特征和趋势，但这并不降低它们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地图是所有知识的基础。我的工作生涯一直与地图相伴。在飞往外国执行任务之前，我首先参考的就是地图。地图既说明了机遇，也说明了局限：有些国家有海岸线，有些国家没有；有些国家位于伟大的海上交通线旁，更多的国家没有；有些国家有山脉划分部落和民族，很多国家没有；有些国家土壤肥沃，有些国家没有；等等。 然而，地图本身却过于宿命论--这就是为什么孤立地研究地缘政治领域，只能得出较少人感兴趣的真相。更有意义的真理总是涉及心灵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从地图向下钻研，到文化和积累的历史经验，最后到个人。 男人和女人不是试管中的微粒，他们的行为并不简单遵循化学和物理定律。国际政治并不存在硬性的、可预测的科学。只有洞察力，而洞察力可以通过学习地理和文学来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文学的学习会更加重视。历史学家深谙此道。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以及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老派外国记者）居住在小说家的崇高空间。他们知道，在宏大的、决定性的模式中，存在着无法预测的人类互动的混沌，其驱动力是激情和能动性的扭曲性旋风--因此，重大事件可能会因为一个手势，或者在首脑会议上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而发生转折，而这句话揭示了一位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同时又回溯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研究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没有任何地理环境能像哈姆雷特的心灵一样广阔，充满奇迹和可能性。哈姆雷特仅仅通过大声思考，就打破了文化的隔阂，表现出一种战胜地理的普遍性。地理是巨大的、规模的；哈姆雷特是特殊的、微小的，托尔斯泰和卡莱尔的作品是两幅巨大而震撼人心的画卷，但其中却包含了个人为决定自身命运而进行的针尖般精确的努力。
然而，有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将地理学和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这种东西提炼出了所有这些相互作用的元素--地图、文明、历史和个人--的戏剧性，并因此规范了最伟大的文学史诗，无论其范围有多大。这种东西就是悲剧，文学、人性和世界事件都在其范围内运作。悲剧始于对我们所面临的狭隘选择的清醒认识，无论视野多么广阔：我们知道，无论条件如何，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限制的世界，既有人的限制，也有物的限制。要有自我意识，就必须了解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什么是现实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自我意识往往来得太晚，无法影响结果。希罗多德引用波斯人的话说：'我们受着必然性的束缚。这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知道很多，却什么也控制不了。'尽管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分析思考是我们做出艰难选择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时候，当一个强国的领导人做出发动军事攻击的决定时，尽管他或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所有的情报评估，但他或她是在对国家对手的意图充满不确定性的迷雾中行动的。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就是在盲目行事，因为他的下属害怕与他进行坦诚的讨论，所以迷雾尤其浓重。
索福克勒斯教导我们，在人死之前，不能判断他是否幸运--因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因此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最成功、最有权势的人身上，让最迷人、最优越的生活化为灰烬。正因为有命运这种东西--希腊人称之为 '部分的交易者'--我们需要焦虑的远见来防止狂妄自大。只有通过焦虑的预见--知道我们的境况总是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会变得更糟--我们才能学会谦虚，从幻想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虚荣和傲慢的人也是愚蠢的人。正如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言，悲剧揭露了 '人类一切奋斗的虚无 '[5] 。悲剧性思维将这一认识内化，意味着在你被迫在危机中了解自己的艰难真相之前发现自我。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牛津古典主义大师莫里斯-鲍拉（Maurice Bowra）爵士曾指出，古希腊人知道，人类的伟大最明显地表现在灾难中，而不是胜利中。
悲剧的意义远不止于悲伤。它不是关于邪不胜正：相反，它是关于与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的崇高斗争，这种斗争使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并使人类的存在神圣化。正如我说过的，在书写国际关系中的悲剧时，我的目的是提供激励，而不是增加压抑。 Goat这个词（'山羊'）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都穿着山羊皮，或像山羊一样。尼采在呼应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观点时写道，合唱团本身就是希腊悲剧的基础，因为它在舞台上是一堵 '活生生的墙......将现实世界拒之门外，并保护其理想之地'。正如我们将看到，悲剧性思维并不一定消极，甚至也不会令人沮丧。 悲剧是希腊人伟大的核心原因，因此也是西方发明的核心原因。发明悲剧思想的文明也曾打败波斯帝国。悲剧是自我意识的基础，意味着幻觉的丧失，是个性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个性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古典希腊，并最终导致了西方民主的出现。 美国伟大的古典主义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在 1930 年撰文解释说，悲剧是无法容忍的真理之美，（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黑格尔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真正的悲剧不是恶对善的胜利，而是一种善对另一种善--一种有道德的人对另一种有道德的人--的胜利所造成的痛苦。'汉密尔顿宣称（再次呼应黑格尔），'世界上伟大的悲剧艺术家有四位，其中三位是希腊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10] 正因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是 '深不可测的可能性 '时期--而不是 '黑暗和失败 '时期--悲剧思想才得以蓬勃发展。这些观众相隔两千多年，他们被那些英勇但往往徒劳无益的反抗命运的斗争所震撼，即使他们有能力--由于他们良好但不稳定的命运--平静地接受命运。(请记住，最伟大的悲剧--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是在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权力鼎盛时期写成的）。说白了，悲剧本身并不是残忍或悲惨。正常的不幸只是表面上的、松散的悲剧，因为正如叔本华告诉我们的那样，不幸 '总体上是 '生活的 '规则'。大屠杀和卢旺达种族灭绝不是悲剧：它们是巨大而卑鄙的罪行。它们不是一种善与另一种善的斗争，讲述这种斗争不会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而只是巨大的罪恶。'汉密尔顿说：'人的生命的尊严和意义--悲剧永远不会放过这些，而且仅仅是这些。因此，悲剧感既不悲观，也不愤世嫉俗：相反，它与勇敢和至高无上的激情更有共通之处。她写道，不进行悲剧性思考是 '肮脏的'，因为它剥夺了生命的意义[12]。
因为古希腊人能够看清世界，所以他们不难调和对立面。与鲍拉同时代的剑桥古典学家卢卡斯（F. L. Lucas）写道，'西方悲剧的诞生 源于人类的伟大，但也源于人类的不幸'。例如，欧里庇得斯是人类苦难的反抗者和斗士，他坚持不懈地维护个人的神圣性。人道主义不仅始于希伯来先知以赛亚，也始于欧里庇得斯。这最终解释了当今人道主义写作的神秘力量。面对巨大的暴力和不公正，反复抨击不作为，即使你的恳求被决策者听到并付诸行动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采取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国家利益难以辨别，这样做仍然会赢得大量赞赏的读者。强调国家非道德利益的现实主义者对公众向人道主义者致敬的反应是恼怒和困惑。但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或反感。他们只需阅读或观看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体验 2400 多年来观众从这部讲述战争中平民苦难的悲剧中获得的快感，就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悲剧情感。作为人类，我们会因了解到巨大的不公正而感动，尽管我们可能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甚至会从自己的反应中获得某种快感。(要了解我的意思，请听威尔第歌剧《希伯来奴隶合唱》中的 '希伯来奴隶合唱'）这不是虚伪，而是一种追求更高尚道德的雄心，古希腊人和伊丽莎白人将其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尼采写道：'我们有艺术，是为了不死于真理 '[14]。 以下视频来源于 羊说 
甚至许多人道主义者也没有完全理解悲剧的感性。他们不承认他们的强硬派、现实主义对手也是出于真理：一种不同的真理，也是道德的。政治家首先要忠于其领土上的公民，他们的利益通常必须优先于更广泛的普遍利益。换句话说，国家优先于人类，尤其是在民主国家，由公民决定谁来领导他们。这就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所造成的痛苦。这就是世界上无可救药的错误，也是希腊人所知道的无法弥补的错误。 当然，我们可以争论在危机中做出的个别决定，在这些决定中，国家利益很可能与人道主义利益一致，只要决策者足够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即使是最明智的人道主义者也不可能永远正确：这就是悲剧所在。 相信美国的力量总能纠正世界，是对悲剧感的践踏。然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精英中却有不少人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改善--最好是修复--无数海外状况的过程，精英们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同意这一点就是宿命论。但如果真是这样，悲剧也就不存在了。悲剧在于勇敢地尝试解决世界问题，但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同时知道许多斗争之所以凄美悲壮，正是因为它们是徒劳无益的。既然政治家精神首先是纪律和艰难的抉择，那么最伟大的政治家就必须进行悲剧性的思考。他们高瞻远瞩，以避免最坏的结果。如果正如亨利-基辛格曾经调侃的那样，美国精英对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的蔑视是独一无二的，那只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悲剧意识：没有意识到斗争不仅是为了寻求正义，而且是为了在一个棘手的世界中寻求较小的邪恶。失败有很多种方式，有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好。 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具有丰富的悲剧感。林肯在 1864 年有意识地给南方平民造成了可怕的苦难，以实现果断结束南北战争这一更大的目标。罗斯福向大屠杀凶手斯大林提供军事援助，以击败大屠杀凶手希特勒。悲剧往往是接受较小的邪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当美国受到两大洋的保护时，这种心态就不那么需要了。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权力也通常掌握在退伍军人手中，从哈里-杜鲁门到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再到乔治-H-W-布什，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改善世界的决心在年轻时的暴力冲突经历中得到了有益的锤炼。相比之下，当前的政策精英是美国历史上身体和经济最有保障的一代人。他们作为个体可能遭受过苦难，但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像前几代人那样，这也是他们难以进行悲剧性思考的原因。2021 年夏末，拜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下令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没有进行充分的悲剧性思考。他们没有考虑最坏的情况，混乱随之而来。
接受悲剧意味着要知道事情往往会出错，而且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年轻退伍军人比华盛顿那些从未穿过军装或报道过战争的年长政策制定者更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教师所遇到的情感最成熟的学生都在军事战争学院。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移民到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罗伯特-斯特劳斯-胡佩、汉斯-摩根索、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等人--由于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都具有这种悲惨的情感。摩根索写道：'要想改善世界，就必须与 '人性中最卑劣的力量 '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15] 这既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与推动人类进步的尝试毫无关系，而是一种悲剧意识，它认识到，由于世界存在着不可救药的错误，英雄需要尽其所能地狡猾。当然，马基雅维利是最早将这种观点带入西方政治思想的人之一。 地缘政治--在地理环境中上演的空间与权力之争--本质上就是悲剧。而旨在纠正世界的决策则不是。但由于悲剧感是宿命论斗争的融合，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两者兼备。只相信地缘政治是低级和愤世嫉俗的，但不考虑地缘政治而推进政策解决方案则是傲慢和天真的--地图确实施加了限制。悲剧性地思考意味着要全面地看待世界和国际关系。'汉密尔顿写道：'生命的充实在于生命的危险 '[16]。 除了希腊人和莎士比亚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列出一些作家的名单，他们在所有或所有作品中都庄严地体现了悲剧感。但是，最接近古希腊人的明晰性的写作也许不是小说或戏剧，而是政治哲学著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的作品。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伊丽莎白人一样，十八世纪末的美利坚共和国缔造者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性和希望的时代。正是由于他们的好运气，再加上他们在革命中所冒的巨大个人风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新的政治实验中固有的所有危险。只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状况进行了悲剧性的思考，而且他们本身也深受希腊和罗马经典的熏陶，所以他们才允许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国家在他们之后接踵而至。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第六章中写道：'人都是野心勃勃、报复心强、贪婪成性的。指望......位于同一邻近地区的若干独立、互不关联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谐，就是无视人类事件的统一进程，就是蔑视千百年来积累的经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 10 章中写道：'人类陷入相互敌视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场合的情况下，最轻浮、最虚幻的区别就足以点燃他们不友好的激情，激起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他接着说，'派别是无法消除的，......只有在控制派别的手段中寻求解脱'。它们是为了防止悲剧而进行的悲剧性思考--无情的悲剧性思考。
建国者们既担心混乱，也担心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秉承了希腊传统。'F. L. 卢卡斯写道：'很少有像希腊人那样重视理性。'但他们（希腊人）太理性了，以至于忽视了非理性的力量......。他们为人类精神的非理性一面创造了一个不朽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是 '悲剧的守护神'，舞台上扭动的合唱与他有关。他是唤醒之神、狂喜之神、梦幻之神、幻想之神、狂热之神，最终也是混乱之神。[18] 丘吉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历史，并作为一名士兵和战地记者亲身经历了殖民战争，他对狄俄尼索斯有着一种直觉。丘吉尔有着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他曾于 1898 年在苏丹参加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骑马冲锋，并在年轻时见过战争的恶兽。[19] 已故哈佛大学古典学家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gal）写道，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是为了让 '我们不会忘记 '文明结构之外的 '生命的层面'。如果没有 '将生活视为混乱的痛苦可能性'，我们的文明秩序 '就会变得毫无生机、自我封闭、孤芳自赏'，而我们自己也会因自负于自己的智慧力量而变得傲慢自大。卡莱尔将法国大革命描绘为政治的终极悲剧--似乎没有出路--因为它是关于 '无政府主义反对腐败陈旧的权威 '[21]。 再一次，在这幅广阔的全景图中，依然存在着个人，他们中的芸芸众生，往往足够英勇。在莎士比亚眼中，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悲剧英雄--一个拒绝向当时的平庸政治妥协，最终在断头台上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人--或许就是埃塞克斯伯爵：一个既有野心又有魅力的军事领袖，然而他失败了，而且是悲惨地失败了[22]。 悲剧意识认为，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莫过于个人在死亡面前与困难作斗争。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1912 年写道，死亡是悲剧情感的根源。他引用福楼拜的话指出，在古代，人们不再真正信仰异教诸神，但在基督教完全兴起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即西塞罗和马可-奥勒留之间的时期：那是西塞罗和马可-奥勒留之间的时期：'人类独处的独特时刻'，人的寿命很短，死后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23] 希腊诗人卡瓦菲（C. P. Cavafy）动情地描写了希腊英雄们在特莫比莱战场上面对死亡和失败的例子。 据我所知，莫里斯-鲍拉（Maurice Bowra）于 1944 年首次出版的《悲剧》一书是对悲剧最有力、最精彩的诠释。我自己的这本 1965 年再版的平装书已经褪色、破损，用透明塑料封面保护着，因为我经常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像其他人翻阅修昔底德那样，寻找一句话或一个见解。鲍拉在伊普尔、帕申代尔和康布雷参加过战斗，'战壕坍塌时被活埋'，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 '每天都能看到和闻到死亡的气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对战争和军事战略家深恶痛绝。然而，他始终相信责任，因此也痛恨和平主义。在访问德国期间，鲍拉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亲眼目睹了希特勒，在牛津大学的高处，他开始憎恨绥靖主义。 生活经验，或者说缺乏生活经验，继续决定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我知道，我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任何价值，也不仅是我读过的书的结果，也是我作为驻外记者亲身经历过的地方和环境的结果：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东欧的暴政，20 世纪 90 年代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混乱，20 世纪和 21 世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暴政和混乱，等等。除非近距离体验过混乱的现实，否则混乱尤其难以传播。没有什么比赤裸裸的肉体不安全感的记忆更能集中一个人的思考--在最生动、最具体的层面上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暴政、什么是混乱。在我看来，鲍拉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见解比当今许多学者的见解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身体和经济上的不安全，也从未经历过道德上的屈辱。我自己的道德羞辱是，我知道我写的一本书无意中导致总统推迟了对巴尔干大屠杀的干预。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睡眠，有时让我崩溃，促使我写下这本书。(读者可以判断这些不幸是否给了我这样做的资格）。 鲍拉像黑格尔和伊迪丝-汉密尔顿一样，知道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希腊人和莎士比亚。和我引用的所有学者一样，他知道悲剧的根源，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都是 '突然的、不可预见的命运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深刻的兴趣和同情'，尽管中间有种种 '恐怖'，但最终 '带来了和平'。但他也告诉我们希腊人和莎士比亚之间的主要区别。希腊悲剧剧作家描写的是神灵面前的人，而莎士比亚描写的是善恶男女之间的冲突。希腊人有宗教信仰，而莎士比亚没有。正如鲍拉写道：'在索福克勒斯的每部剧作中，神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他们的意志得到了实现，尽管人们抵制它'。但在莎士比亚笔下，尽管出现了诸如《女巫》和《鬼魂》这样的超自然时刻，但彻底摧毁李尔和奥赛罗等人物的邪恶 '并不在于他们的星辰'，而在于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在索福克勒斯笔下（或许在埃斯库罗斯笔下更多，在欧里庇得斯笔下较少），人都是原型，因此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粗糙的模子刻出来的。伊阿古、李尔、麦克白、克利奥帕特拉以及他剧中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在文学作品中，还有比伊阿古更触目惊心、更奇特的人物吗？他是魔鬼中的魔鬼，勇敢、大胆、无耻；他是名副其实的风格和操纵天才，他的存在只是为了阴谋和毁灭他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像李尔的女儿科蒂丽亚那样善良和人格健全吗？对莎士比亚来说，性格就是命运。对希腊人来说，神就是命运。 希腊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共同包含了所有的原型和人性，所有的善和恶。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没有什么能像悲剧心灵那样，将生活公之于众--没有什么能像悲剧心灵那样，将命运的机器剖析得如此可怕和绝对简单。它既忍受苦难，又忍受苦难，这样秩序才能最终战胜混乱，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 忍受苦难是一个艰难而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悲剧意识却能与之共存。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它无法忍受在悲剧范围之外存在的难以言表的罪行。悲剧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性，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悲剧之所以诉诸精神，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关于精神冲突的。[26] 希腊的成就在于向我们展示了这并不矛盾。 在本书中，我主张通过悲剧性思考来避免悲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希腊和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以及现代西方经典作品中与古人和伊丽莎白时代所确定的困难真理最相关的部分进行研究。例如，十九世纪的德国人，他们痴迷于哲学，以避免与歌德的无敌天才竞争，而歌德的天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宰了德国所有其他文学流派。 在这次旅行中，我不会是一个传统的导游。我的知识来自数十年来在欧亚大陆和非洲，从伊拉克到罗马尼亚再到塞拉利昂，近距离观察战争、无政府状态和压迫的丰富经验，以及我职业上的不幸和错误。是一种想把我的所见所闻弄明白的冲动引导我去探索伟大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小说的幌子下，作家可以更容易地说出真相，让虚构的人物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政治学方法论都无法与希腊人、莎士比亚和伟大小说家的洞察力相媲美。而他们最有力、最深刻的洞察力都是在悲剧的熔炉中获得的，悲剧是理解这个动荡世界的关键，在这个世界中，与狄奥尼式混乱的斗争是无休止的。 文章来自Robert Kaplan的作品The Tragic Mind，授权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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