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初创那几年（上）/ 作者：孙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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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庭》创刊号封面（1985年1月）

“建设幸福和睦家庭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现代家庭杂志的出版必将为实现这一任务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1984年9月，曾任《新华日报》编辑、《群众》杂志主编、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的许涤新为即将问世的《现代家庭》杂志题词。4个月后，《现代家庭》创刊号正式出版。1999年，这本三次获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的文化综合类刊物，因大力弘扬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探讨现代家庭的特点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树立“家家和睦、人人相爱”的社会风尚，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作为创刊者之一，担任社长及总编辑20多年的孙小琪，在回忆《现代家庭》的“出生地”嵩山路时曾表示：“那小楼里曾经装载的岁月，是激情澎湃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令人总是怀想的时代，那时的人较真，我们的团队热情洋溢，认为遇上了可以奉献全部智慧力量的伟大事业。”如今，《现代家庭》已走过近35个春秋，激情燃烧的岁月却总令人难忘和感慨。孙小琪将这段回忆整理成文，发表在我馆即将出版的新一期《新闻出版博物馆》上，我们将分两期刊登，与读者们一同回顾《<现代家庭>初创那几年》。

▲许涤新为《现代家庭》题词

孙小琪

祖籍江苏常熟，1951年生于上海。19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中文系学生指导员、写作教研室教师。1983年调入上海市妇联《为了孩子》杂志社，参与创办《现代家庭》杂志，先后任社长、总编辑。第十二届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兼职副主席、编审。出版散文随笔集《心向远方》《不曾出了轨道》等。

《现代家庭》创刊于1985年1月11日。回想起来，当时的作为，并不是设想周全才开始的。

从《为了孩子》开始  

《现代家庭》是在《为了孩子》杂志社的基础上开始的，很多年里，了解情况的人和我们自己，常自嘲，我们是先有“孩子”后有“家庭”，所谓“未婚先孕”。

《为了孩子》1982年1月1日创刊，16K，32页，每册定价两角，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为了孩子》杂志社出版，全国发行。荒砂任社长、总编辑，孙毅任副总编辑。

当时，党中央给全国妇联的任务，除了发挥中国妇女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等，还有一项是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组织、协调、推动儿童少年工作的有关部门，共同来做好这项伟大的工作。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对上海妇联主任（几年后这一岗位名称改为“主席”）关建说，现在各省市都在办妇女杂志，上海就办个孩子的吧。这样，1981年上海市妇联宣传部调来几位有相关经历的同志，在长乐路1039号，市妇联机关大楼边上一幢小楼的楼顶平台，搭出类似违章建筑的一间平房，开始筹备工作。

当时，筹备《为了孩子》杂志属于上海市妇联宣传部工作的一部分，类似适龄儿童放学后的小课桌，人事关系属于事业编制。《为了孩子》创刊时明确，“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怎样在家庭教育中配合学校、社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办刊的指导思想。创刊号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钟民致辞的题目是《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通篇洋溢着“为祖国的明天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好后代”的革命热情。杂志的内容策划，完全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延续了之前几十年里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为了孩子》的刊名是登报征集的，“为了孩子”四个字由书法家周慧珺女士题写。将《为了孩子》归为亲子教育类杂志，细分读者群也相应细分杂志的内容划分，把婴幼儿的养和教，按照科学规律提供相应知识，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我第一次到长乐路市妇联机关，是1983年的夏秋。

那时，因为十年“文革”造成的干部状况，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建设需要，组织部门从高校、科研单位等调动一些教师、科研人员，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任职，有的则破格直接安排到领导岗位。

大约1983年的上半年，上海市妇联新领导班子的主任谭茀芸和两位副主任梁光璧、沈秀芳，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和谢希德校长说，市妇联有一本杂志《为了孩子》，需要一名年轻的领导干部，要女的，懂业务，也有过管理经验，最好已经结婚生过孩子了，请谢校长一定支持。因为市妇联方面特别郑重其事，听说后来谢校长亲自到人事部门，希望能落实此事。

我是67届初中生，1969年去安徽插队务农7年，期间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5年进复旦中文系读书，求学期间两次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1978年毕业留校任学生指导员、写作教研室教师，曾获学校颁发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并列为学校党委候选人。当时，我女儿一岁多，也许是因为这个履历和我的现状，市妇联就希望把我调去。

复旦中文系总支书记徐俊西第一次和我谈这件事，大约是1983年初夏。当时徐老师对我说，我们并不想你走，但是挡不住。他说除了这次，之前还有几次类似的情况，想要调我出去任职，所以，“你自己决定吧。”系主任章培恒先生则呵呵笑着说：“他们说要培养你当上海市的妇联主任或是副主任呢。”章先生似乎并不反对我去。后来，一位已调至市教委当领导的老师，亲自约我谈，让我不要误会，当时很多工农兵学员要从教学岗位调整，她说：“你不是。你是作为第三梯队培养的。”

我想搞业务，这个愿望太强烈。不光是我，当时很多从教学科研岗位被调动的，都是如此，有的甚至还提出让组织部门保证，以后一旦条件许可，自己还是要回到业务岗位的。当时的情景，和后来乃至当下的都想谋一官半职，真是天壤之别了。让我离开复旦，是件痛苦的事。真正使我动摇的，是谢希德校长。虽然我从未和她有过个人交往，但我十分崇敬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登辉堂前面的草坪上，“文革”结束学校开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大会，我们在那里听拉线广播。突然，一个好听的、沉静的标准普通话出现，一句句说着那些不堪的事件、不堪的岁月。没有呼天抢地义愤填膺。后来，远远地见过她一瘸一拐走在校园里，总忍不住驻足停望。我的情况，让腿脚不便的她一次次操心，我心里觉得实在担不起。那时不坐班，有一次电话是打到我家里的传呼电话站的。另一方面，我觉得编杂志终究还是搞业务的范畴，所以，最终我还是接受了调动。记得当时差不多同时离开复旦的，还有去了青年报社的新闻系的丁法章老师，我们曾在暑期批改高考卷子时，一起在华东师大的一个大教室里见过。丁老师后来在《青年报》和《新民晚报》，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孙小琪（右）与谢希德校长在上海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成立大会后合影（1984年）

1983年9月秋风送爽的日子，第一次去长乐路。梁光璧副主任在主任办公室接待我，说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穿着旧的解放军跑鞋。她好像是从一个会场出来，简单和我说了欢迎，便带我去边上那幢楼上的杂志社办公室，见了社长荒砂，副总编孙毅。两位前辈都是老革命，都曾被错划为“右派”。荒砂当时还是市妇联的秘书长，这一姓名富有诗意，使我莫名的徒生敬意。那天临走，老荒送我到长乐路上，对我说：盼你来。这一幕多少年来一直在我记忆里。巧合的是，孙毅和妻子彭新琪的独生女也叫孙小琪，和我的名字一字不差，当时老孙就说，女儿来了女儿来了。30多年过去，如今97岁的老孙，还常笑说，我有两个女儿。

我去杂志社后被任命为副社长，担任杂志社党支部书记。当时，杂志社有14个事业编制，编辑部在晒台上搭出的一个大办公室里，冬冷夏热，我去的时候，看见房间中央有一个炉子，上面搭着毛巾还是抹布，十分简陋。

我去长乐路上班，一开始是不适应的。之前在复旦不坐班，每周去两次，现在每天要骑着自行车，一大早从市区东北角西南面，差不多斜穿整个市区到长乐路，晚上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市妇联机关让我参加每周一次的部长会，还有不定期的来访接待。有一段时间还抽调去组织部门，做“清查三种人”和考察“第三梯队”的工作。孩子太小，总是顾不过来。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便消瘦下来。但是，我那时的心思总在杂志社，只想着要做点什么。

▲时任《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右）教孙小琪跳舞（1985年）

筹办《现代家庭》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时代伟大转折的坐标。会议确定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而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只谈生产不谈生活。

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1983年1月，广东省妇联率先将创办了一年的《广东妇女》，更改为以家庭生活内容为主的《家庭》月刊，引发全国读者关注，发行量逐月递增。这一现象的出现，激起我们杂志社的巨大反应，都觉得我们地处上海，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而《为了孩子》在办刊内容方面太局限，就是从妇联组织的职责范围出发，我们也应该办个家庭类的杂志。但《为了孩子》是全国妇联交办的，不可能不办，那么，能不能申请再办一个刊，与家庭相关的。

▲孙小琪与广东省《家庭》月刊总编辑李骏（左）在嵩山路会议室（1986年）

想要办一个关于家庭的杂志，这个想法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确定刊名时，曾有过几个意见，“现代家庭”“上海家庭”“家”，哪一个更好？老荒还去征求了几位市委机关老同志的意见。最后大家觉得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还是《现代家庭》吧。

办刊要刊号，如出生证。那时，所有工青妇机关主办的刊物，都是一个，想要再申请一个，非常不容易。这件事报到市妇联党组会上，同意后再上报上海市委，待到市委办公厅同意并批转宣传部，已是1984年8月下旬。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对市妇联创办《现代家庭》的批复复印件（1984年8月）

按照那时的期刊出版流程，时间非常紧张了。我拿着批文和新拟定的人员编制申请，递交到市编制办。我们想在原来14个编制的基础上，再增加18个，并按照一般杂志社的建制，设定了岗位。编制办一位说一口北京话的同志开玩笑说，32个，你拿来当饭吃啊？后来好像也没费多少周折，就批给我们了。

由于长乐路市妇联机关的房子不够用，我刚去，领导就向我提出，希望杂志社尽快搬出去。

当时，梁光璧副主任有一个亲戚，提供了一个房屋线索，在靠近淮海路的嵩山路上，101弄7号，是一幢单独的300多平方米的三层小楼。那幢楼的主人临近1949年去了美国，留下替他看房子的，后来又住进多户居民，到“文革”开始时，整幢楼都住满了。“文革”中这里成了济南路派出所。“文革”结束后派出所搬出，在美国的主人就想把房子出售。那时，私人房子的买卖还是稀罕事，我和管后勤的秦茜屏一起，跑了好几趟。房主人的亲戚也是代理人陈先生，住在顺昌路，每次见他，陈先生总是严谨认真，大致意思是，我们说好的事，不会变的。我记得他总是梳的一丝不苟的发型。后来，市领导批了房子给原住户，解决了最大的困难，最后，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的房屋政策，杂志社只需付4万元左右，买下了这栋楼。济南路派出所补偿了10年的房租1万多元。这幢楼是钢窗、打蜡地板，但因为年代久远，墙体发酥，我们搬进去前不得不大修了一番，花去1万多元。一切就绪，已是1984年的夏末。

▲上海嵩山路101弄现代家庭杂志社旧址

我永远记得的是，在整个买房子的过程中，我们甚至没有请对方喝过一杯水！这个过程前后有一年，到快要成交时，政策和时局都有变化，房主的亲戚们已经后悔了，但他们仍然自始至终地保持诚信，没有变卦，使得杂志社在30多年里，因为拥有自己的房产而省下很多费用。当时老秦已60多岁，背个布袋，一丝不苟。那时的一幕幕，正如现在所说，遥想80年代，总是令人感慨！

杂志社从长乐路1039号搬出的那天，一辆敞篷卡车就装下了全部。当时我们见缝插针地站或坐在卡车上堆满的桌椅中，沿淮海路向东到嵩山路去。路上风儿和煦，不知谁带头，竟然一起大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当时的兴奋，另一个原因是申请创办《现代家庭》已得到批复同意，大家踌躇满志，觉得宏伟的事业已在前方向我们招手。

搬到几乎空空如也的嵩山路，大家自己动手，连续四五天到淮海路上买家具，一件件拖回来，在办公室安顿下来。清扫时，一只老鼠竟然大白天窜了出来，孙毅一脚踩住了它！老孙那时已60多岁，身手敏捷如此，被大家赞叹。

当时是杂志社领导班子统管着杂志社所有事务，社长、总编辑荒砂，副总编辑孙毅，我是副社长、党支部书记。按期出版《为了孩子》杂志的同时，筹备《现代家庭》的出版。我们讨论，从《为了孩子》编辑部抽调了吴庆棠、林华、潘顺祺三位来做新杂志，同时，招聘新人和其他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未完待续）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