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城的鬼子 伊洪是东北人，满族人，丹东人，祖上是满洲世袭的武官，家境富裕。他爱国思想浓郁，看到29军的大照片，感动得流泪。“九·一八”事变后，伊洪在教会学校念书，直到初中毕业。之后，经阎保航、车向臣这些东北元老介绍，他和几个同学去了北平，就考入了张学良办的东北中学。 临毕业那年，伊洪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由组织介绍，他参加了东北军学兵队，谷牧就是学兵队骨干之一。从那开始，他就彻底投身革命。他参加了西安事变，参与了逮捕蒋介石的行动。下面是他对自己在69军，也就是石友三部做统战工作前后的抗日经历的回忆： 西安事变后，我们学兵队的成员变成了东北军各个团的指导员，当时叫改造东北军。我们接收了国民党的励志社的“大道剧社”，张含晖作团长。张含晖接手剧团后，就把梁燕我们几个过去搞过文艺工作的都调到剧团去了。这样，我就来到了“一二·一二”剧团。我出名的剧就是《火山口上》，女主演叫吴光伟。里边的草帽将军，就是讽刺蒋介石卖国的。当时在西安很轰动，连国际友人都看了那个戏，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都写到了。 张学良走了以后，情况突然变了。我们都经过三源到红军去了。我们撤出来以后，国民党特务就进去了。我们到三源以后，彭德怀还给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就到了离延安不远的新义。因为是从东北军过来的，一般的军官到红大（那时还没有抗大），搞参谋工作。因为我是党员，组织决定我必须回东北军。这样，我就秘密地又回到了东北军。 回去后我跟着东北军东迁，跟国民党搞特务（指地下情报）等复杂的工作。我们调到苏北、南通，一直到淮阴。那时我们的面貌还是学兵队的面貌。那时东北军归于学忠领导了。他是忠于张学良的，但是面貌不如王以哲那么红。国民党就把东北军交给他了。他是个老好人，把我们收容到军官差遣队，所谓的差遣，就是解散了。差遣完了，给些路费，就让你回家了。 宋黎，那时在东北军也是做地下工作的，他召集我们，都是个别单线联系的。跟我们讲，现在这种情况要撤出东北军。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我们三个人，一个是吴乃营，后来是外交部的大使，还有一个王遂鹏，后来是东海舰队的政治部主任。我们三个人住在那个小旅馆，宋黎叫我回北平做地下工作。 我们到北平后住在东北大学，组织上又决定我们到延安去。叫我们等一下，得交通领我们去。正在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进城了，我们都被扣在城里了。当时东北的骨干也都在北平，也都被扣起来了，组织上决定我们要想办法离开。有一部分到北平的西山游击队，一部分跳西直门逃了出去。到山西什么铁血队去了。我呢，就跟着佟磊，那时通车了，我们就冒险坐车到天津去了。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北平——天津就通车了。 那时有些人就经过天津出去了。那天我们也巧，坐的那趟车上还有日本兵，睡了一宿，发现北平到天津的路上，前面有几趟车，车上凡是学生，日本鬼子都杀了。尸首都推到海河里，我们看到海河里有尸首都漂起来了。那时我们无所谓，并不畏惧。 到天津后，发现这关不好过了。日本兵把我们围起来，叫我们到天津市里，不让我们在车站停留。后来晓得那天是运兵，怕暴露目标，那天就没检查我们，我们就脱险了，不然就完蛋了。 后来我们就逃到英租界去了。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有班轮船从天津到青岛。我们当时住在天津法租界，流亡学生后来一个个也都到那里去了。我们就买了到青岛的船票，看到沿海日本鬼子的军舰，感到很奇怪，船上的老吊把马匹吊起来，四脚朝下，很是古怪。因为是在英国轮船上，我们就唱流亡歌曲，一个个都暴露出来了。 船离开天津不久，情况突然变了。船长说这条船青岛去不了了。怎么办呢？跟船长反复交涉，最后在到青岛的路上，一个小码头叫南永湾的地方，这地方属于山东地界了，把我们扔到那里了。当时韩复渠在山东啊，我们就坐济南到青岛的汽车到济南去了。 到济南情况就不同了。有我们北平学生联合会的招待处，吴伯等老同志他们都在那，就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的中学，在那里就等于分配工作了。有的从那里到的大后方，有一部分到延安去的，我们有几个过去在东北军军队工作，我又是东北人，于是组织上决定我到统战部队石友三的部队里去。 西北军的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他那时候很投机，北平有个伪组织，叫保安队，他就是保安队的。他失败以后就一直在天津、沧州、冀东活动。把部队拉出来后，他打着抗日的旗号一路南下。我们到济南后，他们的部队在济南招生，成立学兵队。他派了个副官来招我们。组织上认为我是东北人，可以做掩护，就让我们几个人参加了石友三的学兵队。 他的部队拉出来以后南下，韩复渠坐不住了，我们得赶紧走，因为韩复渠要炸黄河大桥。炸桥前形势很紧张，我们连夜经德州到博州，过了德州就看见大桥了。过桥后和石友三的部队接触，石友三的部队那时已撤到沧州了。我们奔沧县走，还没到沧县，在鲁西北那里就碰见了他们的部队，我们就到他的部队里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到了石友三那里了。石友三当时是两面派，他表面抗日，在天津有些左翼人物，像北平有几个大学教授，他都经常接触。那时候他也学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参加了以后，党也争取他。 张友渔，当时很有名的人物，在他那里当政治部主任。学兵队就一直跟着他。他当时能直接与毛主席电报联系。学兵队的队长是美国留学的农业家，后来是农大第一任校长，叫张克微，跟张友渔这些人都在石友三这里。后来他到延安去了，毛主席又从延安派了些干部。 后来我们到新乡，退到黄河沿了。因为国民党不让过河，我们只好在山西转，最后到了中条山里。阎老西的部队垮了，顺着黄河沿跑。我们到那以后，组织上决定想办法在敌后打游击。那时山西还有一部分我们的部队，决死队，还有警卫队是我们的武装。阎锡山当时也高喊抗日、打日本鬼子，结果他坐飞机跑了，山西就乱了。 这时候，正面的台儿庄我们失败了，徐州会战以前石友三倒过蒋，蒋介石利用他，让他当过安徽省主席，反蒋也是他。在郑州，过河就是包头。结果让我们到前线，到陇海路。陇海路都是我们这边的，部队叫我们拉到徐州那条线上去。这样，我们就郑重其事地坐火车经过郑州。 石友三那家伙很奇怪，他穿着伙夫的衣服。西北军有个特点，我记得石友三最早在西北军时是个师长。他见到他下属的一个团长，他穿着缎面鞋趴地下就给那个团长磕头。他是在收买人心。 西北军有他的传统，他真正属于农民的部队，东北军大都是少爷兵，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西北军败仗也可以打，所以西北军整齐划一。那时石友三的部队集合以后先脱帽，帽子摘下后，脑袋瓜子大小、亮度都一个样。每个人都会剃头，你给我剃，我给你剃，有时候集中剃，有规律的几天剃一回。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几根针、几缕线，多少红线，多少黑线都是有规定的，军队里所有的人都一样，这就是西北军的特点。那时他们也讲纪律，老百姓都比较拥护他们。他的部队行军到哪里，到地里吃西瓜，吃完西瓜，就在瓜秧下留一块现洋，这就是西北军的特点。 我们部队顺着陇海路到了套车车站。下车了，前面不能走了，让我们顺着台儿庄的左边，准备叫我们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我们赶上去时，台儿庄已经失守了。台儿庄一仗打得很厉害，东北军也在台儿庄打，一个师上去一会儿就没了。结果我们下车后夜里往北边走，探照灯、军用气球照得好亮啊。 因为台儿庄失守，我们只好往敌后转。就这样，我们到了山东。黎玉当时是山东省委书记，山东、济南的好多救亡团体都到山沟里来了。部队里都是学生、新兵，武器也没有什么，还有一部分地主老财的武装、收容的。这样一来，石友三的部队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山东的头了，所有的游击队都归他管，他变成了69军了。我们利用他，蒋介石也利用他，老给他升官。他由一个11师升到69军，69军变成兵团，又委任他为察哈尔的省主席，专门对付日本鬼子的。所以在山东，我们就成了游击队的头了。 我一直在石友三的部队，在教导总队当少先队长，当时我二十二三岁。后来石友三又反动了。到山东以后形势变了，山东徐向前去了，搞了山东鲁西北一小部分，但没发展什么人。国民党原先还有海军，在青岛，让日本鬼子打得没辙了，就变成游击队了。他们占领了青岛的外围，跟我们搞摩擦，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又搞统战。那时游击队司令特别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当时在山东很有意思。后来石友三在山东被共产党包围了，就调走了，调到了河北，（他）名义上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到了河北新台一带。 石友三小时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雇农啊。祖辈两代都在长春给地主打工。他之所以变坏，是因为脑袋瓜子太活了，很会随机应变。他调到河北后，国民党派去政工人员，每个团都有政训员。后来部队从河北调到山西，武安涉县，到山区了。国民党的阴谋是，到那里就好收拾他了。于是派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去接收我们的教导队，因为石友三的大部队还在河北，我们当时叫先遣队，我是先遣队的队长，带着我们影响下的一个营（营长是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教导队。 石友信来了以后，组织上就和石友信讲好，党员干部是你要的，你翻脸咱也不翻脸，你把他们送回去。于是，公开的党员每个人发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银元一百多块。这些人经过山西回延安去了。我因为是秘密党员，单线领导的，于是组织上叫我们几个人能掩盖住的就掩盖在那里。记得当时还有少先队长高粱，现在叫高寒松，解放以后是良乡电业局的局长。 我们从山西撤出来。有一天，我们这些秘密党员由交通员带着，到浆水镇去见河北省委书记，一个女同志。我们过了山，到了聊城，后来到了屯留，八路军的总部。 交通员送我们到聊城后就回去了。我一看，那整个是我们的天下了。到总部见到了赵品三，他是总部的秘书，是管我们这些秘密党员的。他派我们到抗大去，我被分配在抗大第五期，二大队，队长姓黎，黎元霓。我在五队，从外边回来的都在那里。我在那里学习没多久，抗大成立了文化娱乐轻骑队（后来改名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因为我爱画漫画（我画画有点小名气，西安事变时城门楼上我画了一幅大的反蒋宣传画），所以就把我调到文工团了。就这样，抗大也算我毕业，还给我发了文凭，算第五期毕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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