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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连庆
1971年，上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当了班长，老师指派的，一当就是五年。小学是村里办的，两个民办老师，都是自己村里的人。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转了正，调到县教育局去了，上边又给调来了一个公办老师，姓陈，一个脾气很好的女老师，带着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五年级的课，是陈老师教的，算数，语文，两门课都是她教。
村里人把上学的地方叫做书筏（音），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书房。我小学的书房，五年换了四个地方。一年级，书房在村中央，穆家胡同里，房子是地主家的，三间北屋，房子的木梁，檩条，木材不错，看着比自己家的粗壮。一个小院子，院里一棵枣树，前邻是住户，东边是院墙，西边没有墙，也没有门，走出去就是胡同。房子成了书房，地主老两口，在书房后邻，侄子家借住着一间房。他们只有一个闺女，早就嫁到外村去了。村里唯一的一个地主，曾经的“首富”，只有三间房，一个小院，还没有大门，有点“名不符实”。我长大了，才知道，他们家的宅子很大，还有其他的房子，土改时都被分掉了。地主就是地主，家底厚实不是虚的。六十年代，运动兴起，村里在中学读书的红卫兵，回村闹革命，去家里批斗地主，也是该着地主倒霉，一个红卫兵尿急上厕所，脚丫子在地上踢了两脚，竟然露出了一个瓦罐的盖子，喊人来一挖，挖出来一瓦罐银元。事情过去四五年了，一个小伙伴，听他堂哥说了此事，他堂哥就是那个尿急的红卫兵，小伙伴上学，把这事在学校传开了。那段时间，我们上毛房，一个个瞪大眼睛，四处撒么，这里踢踢，那里踹踹，寻宝热情高涨。没有等到我们有收获，书房就换地方了，地主两口子，搬回来住了，我们也就没有了继续找宝的机会。
第二个书房，还是在穆家胡同，胡同口东侧，两间北房，没有院子，出屋门就是大街。房子是成立农业社盖的，檩梁和门窗，比地主家的房子差多了。在这个地方，上了多半年，书房又换地方了。第三个书房，是一户人家的闲房，两间北屋，院子很小，没有院墙，西邻是住户，房后是树林子，院子东边是胡同，南边是西邻家的通道，再往南，是另一户人家的闲园子。书房的房主姓郭，住在对过，胡同东侧一个院子里，家里两口人，儿子和爹，爷俩过日子。冬天，不用下地干活，家里有人，课间时间，老师习惯去房主家里，坐一会，啦啦呱，我也常去听。有一回啦呱的话题，我至今还记得。先是讨论工人和农民，哪个重要，接下来是辩论农民离了工人行不行，从吃穿用，到种地，方方面面，论证的结论是，不行。呱啦的尽兴，课间时间有点长了，也没事，老师一人为王，又没有校长管着，老师也没有手表，上课下课都是估摸时间，以老师吹哨为准。第四个书房，在村西头，大街北，临街的三间北屋。房子是村里的公房，很早就有了，做过农会的会部，农业合作社的社部，农业社改生产大队，队上有了第一台柴油机，长方型的机体，高高的，两个大大的轮子，一边一个。柴油机安装在房子里，又安了一台机磨，这里成了磨坊。
我那个时候两岁多，有一回来磨坊玩，走着走着，马上要碰到转动着的皮带了，开机器的庆贵大爷，一把推开了我。这个呱，长贵大爷算是记住了。过后的日子里，见我一回，说一遍这个呱，内容不变，开头一句话，必定是“我救你一命"………最后一句话，必定是“要不是我，你就毁了”，我结了婚，有了孩子，还是不放过我，幸亏他和我离得远，一个家在村西头，一个村东头，不是天天见面，我出去上学，工作，见面机会更少了。说笑归说笑，感谢还是应该的，庆贵大爷真的救了我一回。我四岁，这里成了书房。我脑子里，至今保留着一个画面，我家西邻的一个堂叔，坐在这个房子里上课，堂叔比我大5岁。我五年级转到这个书房，是高我一个年级的学生，升初中，到别的村上学了，这边空出了位置。这个地方，一直是书房，有其他年级的学生上课。综合一下，也就是说，我上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村里小学，一直都是两个书房，分在两个地方，两个老师，一边一个，一人教多个年级班。这就是那时候的复式教学，一个教室里，坐着两个或者三个年级的学生，老师给一个年级讲完课，学生写作业，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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