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湘军将领中有三位大佬都出身于曾国藩麾下，一是李鸿章，曾国藩的嫡传弟子，同治年间受命赴上海，任江苏巡抚，扼太平军下游，先后保上海，收复苏州、常州等重镇；一是左宗棠，出身于湖南巡抚幕僚，后入曾国藩湘军中帮办营务，同治年间，奉命赴杭州，任浙江巡抚，收复杭州等重镇；一是曾国荃，湘军吉字营首领，曾国藩九弟，同治年间为浙江巡抚（未赴任），先后平江西，克安庆，收复金陵（南京），立“天下第一功”。 三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是晚清三位因战功而平起平坐的重臣。时人对李、左多有比较，其中晚清著名幕僚赵烈文，就认为左宗棠吏治之才，胜过李鸿章数十倍。 赵烈文（1832年～1894年），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常州人，长期担任曾国藩幕僚，在围攻金陵时派驻曾国荃大营作幕僚，亲历了老九克复金陵的全过程。 赵烈文留下一部日记《能静居日记》，在金陵大营中，赵烈文多次在日记中评价了左宗棠、曾国荃和李鸿章。尤其是对左宗棠，赵烈文是对其持负面看法的，其评价既有主观的个人看法，也有比较客观的议论。 李鸿章克复常州之后，赵烈文日记中记载，有一天，赵之同乡告其家乡常州的情形： 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尸骸遍地。距破城五十余日尚未捡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乡勇占住或毁拆，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字营，分把四门，不准乡民入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吵扰。乡人或强者缚兵勇来城喊冤，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城民归复旧业者，兵勇居其屋不与，乃议纳赎，比金至则割偏舍一二楹与之。所设善后局仅供佥夫支应之役，余俱不能问。知府李仲良下车无他善政，于门外榜施痧药，两县尤噤不敢出声。李中丞复城时，祷于关侯，故善后各员日日奔走武庙而已。乡间弥望无烟，耕者尤分无一。虽有三年之复，而民实不能耕，虚被恩旨。李少泉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舫，其年侄，素所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栗而出。自常以东及松郡道路，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这段话既记述了李鸿章治下的无序混乱，也非常生动地刻画出李二先生的性格，令人莞尔。 
李鸿章克复常州五十多天后，常州城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尸体仍在，臭气难闻。淮军兵勇到处占住民房，甚至随意毁拆，而百姓无人敢言。百姓绑缚淮军兵勇喊冤，得到的回报是棍棒相加。 作为淮军统领、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不仅不约束部下，整顿吏治，及时善后，反而听不得任何对淮军兵勇的非议，反以“我们安徽人都该杀”这般充满情绪性的话来回应。因而，淮军兵勇在常州一带，肆意抢掠，杀人夺财，民皆受害。 这一段记载中，淮军将领张树声之霸道、扰民，知府李仲良之欺瞒，淮军兵勇之杀人夺财，李鸿章之刚愎易怒，尽在此中。 相比之下，赵烈文日记中，也记载了左宗棠治下的浙江，则是另一番情景： 今春三月，在浙省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舟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公吏治实胜李数十倍，虽心术未能坦然，而民被大德，他眚不足言矣。[1] 左宗棠克复绍兴后，短时间内民皆安居复业，杭州收复不到两个月，在左宗棠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已经开始考虑治理海塘了，因而，百姓对左宗棠一片赞颂之声。 两相对照，赵烈文发出感叹：左宗棠吏治胜过李鸿章数十倍。 这里面固然有一些不可相比的因素，绍兴之被太平军破坏较为短暂，而苏常作为金陵通往上海的必经之区，十年间被太平军扫荡劫掠不知多少遍，当时上海的报纸以及洋人的通信里记载得非常详细，要恢复起来确实不容易。但从李鸿章及其手下的态度来看，可以看出一些人为的端倪。左宗棠尽管性格高蹈，但其办事行政要务实得多，出乎其一片爱民之心，这当为不刊之论。 赵烈文虽然认为左宗棠私德有缺，但肯定了吏治要胜出李鸿章数十倍。这自然应为信史。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因素，此后尽管身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几次邀请赵烈文入幕，都遭到他的婉拒。 事实上，在吏治上，李鸿章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这一点远不如左宗棠和老九。太平之乱后李鸿章一生的精力主要在军事、洋务和外交，左宗棠的精力则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洋务上，相对而言，老九曾国荃的精力则主要在吏治和洋务。谈及晚清名臣时，老九的声名比不上前二位，关键就在这里。后人关注晚清史，重心都不在吏治，而恰恰在军事和洋务上。 老九自解散吉字营之后，因病多次开缺，再没有掌握过有实力的军权，四年晋抚、六年江督，老九的精力在为民绥困上，不可能干出如李鸿章、左宗棠那般惊人之举。但如果因此说老九格局小、境界低、气度浅，显然都是无知偏颇，不合史实，亦不能服人。李鸿章能够位居中枢，与他掌握淮军关系密切；左宗棠能够立功边疆，与湘军入疆关系重大。这都是曾国藩兄弟的成全之功，假如湘军特别是吉字营不解散，湘淮并立，历史将是一个新的面目呈现；假如不是曾国藩将自己的得力干将刘松山赴援左宗棠，历史只怕也难成就左宗棠，左宗棠之所以称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就是基于这一点：“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论，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时，老九在江督任上默默地做着为左公作嫁衣棠之事，调兵、助饷。时人称，两江总督为“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安肯令人久居其位，而老九竟然能位居江督六年，若不病逝，说不定更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李鸿章取其位，左宗棠取其名，曾老九取其实。与拼命做官的李二先生不一样，与拼命要名的左宗棠也不一样，饱受非议之后老九淡泊名位，不争权、不恋权，做人更真，做事更实，其人格境界更为磊落。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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